被指较量无声的社评版 军报文章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遭驳斥

文章又说：“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播种机，不但要战胜来自正面战场的敌人，更要战胜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只有像当年坚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上、战斗在最前沿，才能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暗战，夺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对此，有分析人士点评说，这篇文章用当年争夺上甘岭的战役，来形容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于我们的某些阵地如今正在被蚕食的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南來北往的文章说：但是，文章作者不仅没有拿出正确的夺回阵地的办法，甚至就连阵地被夺走的真正原因都没有找到。其实，普通老百姓并不那么在乎各种“主义”。共产主义体系在理论上的谬误，在国际共运实践中的破产，对于广大劳动群众的影响，远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大，更别说外部势力的反共宣传了。改革开放之后，外部信息蜂涌进来，老百姓也绝不是不加思考地予以吸收的。

当人们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大雨中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没有人帮他打伞，他还要坚持演说时，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我们的一些干部被人前呼后拥的情景，在这种比较中，资本主义不知不觉中便得了十分；当人们看到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公布个人的财产时，大家又会联想到，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喊了几十年，却实行不起来，这又让资本主义再得了十分。

当人们看到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不住总统套间，坚持和工作人员共进早餐，并把掉在地上的面包渣捡起来吃了时，大家也会联想到我们的各级官员，公款吃喝的惊人浪费，这还是让资本主义再次得了分……，我们一些人头脑里的思想宣传阵地，正是在这样一个个的现实面前，一步步丢失的。要是放在三十几年前，面对闭目塞听的普罗大众，你可以说那是资本主义政客的虚伪作秀。

他们国家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现在，这套说教不管用了，我们的当权者只有做得比那帮资产阶级政客更好，才能夺回失去的意识形态阵地。

与此同时，北大教授张千帆的文章说：读了这篇文章，我只能说自己的感觉就是“找不到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再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来说事，回避了当代中国的真正问题。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远不止是领土主权或意识形态问题。

我们需要为自己尤其是下一代提供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和安全的食品，这些都是人类作为动物的基本生存必需，我们做到了吗？否则这个民族便不可能有希望，这些才是当今中国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真正问题，它们和什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根本不沾边，也绝不是回到遥远的“上甘岭”时代，就能自然解决的。

在文章作者看来，似乎当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搞的鬼。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目前，仅从这篇在说理上十分单薄的文章，我们似乎还看不到有任何证据表明，“西方敌对势力”污染了中国的空气和水，制造了各种有毒食品，扩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并直接造成各种强征、血拆，以及官员和军队的严重腐败等等，更何况，如今中国不仅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制造廉价产品，耗费自己的资源、污染自己的环境，还主动购买别人的大量国债，供人家免费享受，对于他们来说，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但归根结底，“中国模式” 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的选择。如今不再是鸦片战争时代了，没有谁拿着枪，逼着咱们做这个、做那个。如果中国的发展方向不对，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问题和造成问题的原因视而不见。此外，这篇文章还指责所谓的西方敌对势力“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句话更是莫名其妙，因为它把“自由”、“民主”、“人权”当作西方的东西，和当代中国对立起来；这些概念原先也许是西方的舶来品，现在则早已成为中国公民生活的主流话语。众所周知，现行宪法是在执政党领导下制定的，而只要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宪法》序言中有1处、正文中有12处规定了“自由”。以人大制度为代表的“民主”无疑更是1982年宪法的首要特色，各级人大代表均须经由选举产生，并有义务监督同级官员，这不是民主又是什么？

文章又说：“人权”以前确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符号，但这早已是上个世纪的“老黄历”了。2004年修宪之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已明确成为中国政府的法律义务。这些话都白纸黑字写在宪法和党章上，不知《解放军报》为何视而不见？偏偏要把“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人权”对立起来。

难道文章作者的意思是，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坚持独裁、专制、侵犯人权吗？真不知其居心何在，也不知道这种回到“上甘岭”的喧嚣，究竟是出于食古不化，还是言不由衷。毋庸讳言，现行宪法的实施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而正是宪法实施中的缺陷，产生了当代中国遭遇的种种现实问题。比如说，人大选举走过场，人大代表不尽责，导致政府决策不对民众负责，以及“GDP至上”的发展模式，肥了少数贪官和开发商，伤害了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

司法不独立，社会公正就无从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也无法保障……。由此可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正是贯彻落实法治、民主、人权。如果法治得以落实，人权获得保障，那么人民就用不着面临强征、血拆的劫难，和颠沛流离之苦。如果各级政府通过人大对人民负责，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就会戛然而止，各级官员就会专注于环境治理、食品监督、治安保障等公共职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和开发商一起瓜分属于人民的基本利益。

反之，“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除了强化极左思维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事实上，这套思路不过只是是“文革”的老调重弹而已，没有任何新意。就在不远的过去，重庆搞得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就是前车之鉴。“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无非是“唱红”的一个加强版，而重庆恰恰是在一片震耳欲聋的“红歌”声中，变成腐败重灾区的。

张千帆的文章最后强调说：就和任何人都会生病一样，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关键是对待问题的态度。蔡桓公的“讳疾忌医”早已成为天下人笑柄，但可悲的是，这种笑话却在当代不断重演，所谓“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就是一个最新版本。它只会让我们在意识形态的喧嚣中，忽视了自己的真正问题，并贻误通过制度改革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