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是马克思评论路易•波拿巴时说过的话。（注1）我以为，用“悲剧”、“笑剧”的比喻来说明共产党的历史，倒是十分贴切的，且颇富历史哲学的味道。
前述20个命题，已经逻辑地勾勒出作为现实政治体制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党专制的根本特征及其历史嬗变轨迹。我们看到，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在追求、实践其社会改造理想时，曾真诚地相信自己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甚至在他们缔造的这个制度犯下毁灭自由、毁灭生命的滔天罪恶时，他们仍自信握有正义和真理。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极权型专制主义，特别是该体制与它立于其上的道义基础和意欲达到的原初目标之间的巨大冲突，乃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毛泽东继承了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的中国专制主义遗产的全部精髓，但这种继承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出封建历史怪圈”的过程中成其所就的。在这个意义上，毛一代共产党人的历史具有悲剧性；极权主义的罪恶更多为体制使然，而非独裁者个人有意为之，有些结果甚至超出独裁者认知和预见能力以外。威权主义就不同了。党专制体制有悖于宪政民主和人类文明主潮的病理症候早已昭然若揭；权力与利益的结合已经充分暴露了党的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一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由于这个党控制的政府居然向和平示威的学生开枪而受到空前动摇；普通百姓正在从改革的受益者沦为改革的牺牲品。所有这些都在证明一件事情：党专制已经从历史的悲剧转变为可耻的“笑剧”，而且这种转变具有铁一般的逻辑必然性。
不是么？如果说毛式极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讨伐是大张旗鼓、理直气壮的，那么邓和邓以后的威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重新承认却是偷偷摸摸、羞羞答答的。如果说毛泽东本人还有承认党正在变腐的勇气、甚至有向这种变腐趋势挑战的冲天豪情，那么邓及邓以后的当权者却对党的变质的事实讳莫如深，乃至一再遮掩。如果说，极权主义党文化制造的是一个简单而狂热的世界，那么威权主义党文化制造的则是一个虚伪而平庸的世界。如果说，毛泽东还想通过把工人代表补充进中央委员会以显示政权的“工人阶级”属性，那么中共“第二代”掌权者安排成批的“太子党”接班却具有清楚的准世袭意图。诸如此类的对比还可以继续下去。
总之，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成熟”、且正在溃烂的制度。从“悲剧”到“笑剧”的转化证明这个制度已无任何前途可言。
然而，党专制的逻辑终点恰恰是民主力量生长的起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威权主义社会逻辑上的内在紧张，已经为自由、民主因素的萌生创造了条件。毕竟，威权主义是承认市场经济的，而只要市场经济存在，它就会顽强地为自己创造生存、发展空间，并以自身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反作用于政治体制，促使其向民主化方向一步步演变。改革开放以来身份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单位制度某种程度的解构，都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受到专制权力的极大扭曲、财富分配体系极度不公正，但是市场毕竟增加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和活动内容，也使人的选择（包括对抗专制主义的选择）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正在学习用更加巧妙的办法对付“党”的专横，并发展出一套卓有成效的抵抗艺术。人们总是希望“生活在真实之中”的，这源于公共理性和社会性这个高贵的人类本性。同样道理也适用于说明体制内主张改革的所有人士，他们构成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他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宪政改革，甚至有可能在解构党专制体制的同时挽救这个党。中央权威的式微和地方利益的崛起则可能带来这样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如果能合理地、适时地构建为权力制衡的某种结构要素，其积极意义亦不可低估。总括起来讲，党专制语境内威权主义社会的衰变和溃烂正在召唤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管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还会苟延残喘多少天，从逻辑意义上它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结点，却是毫无疑义的。
注：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584。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