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28年，就人类个体生命而言已经是一代人的间隔。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所面对的学生绝大多数出生于“六四”以后，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六四”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这当然是党国封杀历史记忆的极大成功。

 

记得“六四”天安门屠城刚发生后的那些年，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每年都会遭遇“两会”结束时答记者问的尴尬。有外国记者问：“一个中国人，可不可以既爱国，又批评共产党？” 而李只能用“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所以一个中国人爱中国就应该爱中国共产党”之类荒唐逻辑做出应答。欣赏此类“现场直播”，是那个压抑年代正直中国人难得的心理享受。

 

而今，甚至这样的情景也再见不到了。“两会”上不会再有外国记者问如此不识时务的问题。他们不但怕因此被中国政府吊销签证，大概也觉得此类问题早已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大国地位”、“大国责任”的肯定，即便那些对本国政府保持凌厉攻势的西方大媒体，也都学会了面对北京时的乖巧。时代似乎真的变了。

 

更有论者鼓吹，恰恰是当年对“六四”的镇压，不但保证了党国20年的稳定，而且促成中国经济的腾飞，所谓“没有稳定，任何事都无从谈起”，正此谓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冉冉上升的中兴大国，如今的党国正热衷于营造“万邦来仪”的大场面，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甚至守护者，挑战美国所代表的旧秩序、旧权威。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模式”的“有效”或“正确”，据说，中国的治理是成功的，中国的选举也是“民主”的（相反，西方的选举反倒是“骗人的把戏”）。

 

按照这个“逻辑”，当年的“六四”不过是反对共产党的一场闹剧而已，何足道哉？——如今把持了中国最好大学讲台的那批“学者”（包括一些新左派，也包括某些洋大人）唱的就是这个调子。

 

然而，“六四”真的已经无足道哉，可以被历史遗忘了么？党国自己的回答就否定了这一点。

 

“六四”后造就权贵资本主义

 

年复一年，每到“六四”周年纪念，北京就会如临大敌，“敏感”依旧，恰恰证明他们完全没有忘记这件事。一般来说，只有做贼心虚者，才会有自己造下的罪孽总是如影随形的感觉。如果真的“四个自信”，何必整出如此庞大的网军，一定要把哪怕刚刚露头的不和谐音迅速消灭于无形，包括对“六四”的纪念？

 

更重要的是，“六四”后28年的历史，特别是党国政权自身的演变史、衰败史，以及与此伴随、甚或必然发生的中华民族作为精神躯体的堕落史，在在证明着当年学生和市民诉求的正确。试想，若当时的共产党执政者顺应民意，启动更加大胆的政治改革，鼓励说真话、政府信息公开、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党国的腐败断不至于达到后来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程度，中国或许早已迎来政治清朗、民族创造力迸发的春天。正是因为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一党之私，顽固拒绝变革，才导致历史的大倒退，不但把天安门民主运动扼杀于血泊之中，而且堵塞了此后中国政治转型的道路。

 

事实上，“六四”后的中共统治者在一党独裁的路上越走越远，它带来了两个重大后果：一是被垄断的政治权力与某种伪市场经济相结合，造就了颇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它所暴露的，已经远非一般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文明缺陷，而充斥着现代版中国专制主义的所有无耻与野蛮。你不愿意在这种无耻面前忍气吞声么？你要为草民伸张那本已十分可怜的权利么？那就让你尝尝“专政”的铁拳。

 

前不久，我从网上看到因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三缓四、刚刚放回家中的维权律师李和平的照片，竟然一下认不得了：不足两年的牢狱之灾竟让我记忆中的英俊小伙子变成了70岁的白发老人，而他的实际年龄不过40多岁！李和平是过去20年中国民间涌现出来的无数有勇气、有担当的好公民中的一位，打压、迫害这样的公民，就是要传达一个信息：与党国作对绝没有好下场。

 

如此，我们又可以理解“六四”后党国独裁加剧导致的第二个后果，那就是邪气上升，正气下降，刚直不阿者死，唯唯诺诺者生，溜须拍马者腾达，从商场到官场，人间正气再难寻觅。如今甚至文革死灰复燃，“核心”崇拜甚嚣尘上，完全忘记了十年浩劫殷鉴不远，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更深一层的精神劫难？！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所以，“六四”精神不死。“六四”提出的任务远未完成。“六四”代表的方向仍是当今中国必须追求、必须为之奋斗的方向！

 

当然，应该承认，历史演变充满了变数，正义的落实并非一条单行道，而往往充满了艰辛。回顾历史，我甚至常常慨叹我的祖国“时运”不济。百年前的晚清固然已经千疮百孔，但若不是摊上慈禧这样的完全不晓得天下大势、只知道嗜权如命的统治者，当时的中国未必就没有别的选择。

 

而当下呢？中国经济确实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也早已提出变革和自由民主转型的要求，但当今中国的统治集团又是一个远较100年前的满清统治者聪明的集团，他们之间的“势”和“运”似乎也有天壤之别。就经济记录而言，过去30年的中国是近代15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经济增长的原因虽然并非如某些御用学者所说那样乃党国体制所赐，但这个增长本身的确给党国增加了合法性，也增加了力量。国际方面，欧洲的衰落、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相对下降、俄国民主化的倒退和普京主义的崛起、再加上成熟民主国家内部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似乎都在给中共党国加分，同时也在给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减分。这是一个事实。对此，中国的民主人士必须正视。

 

而这将意味着，“从头收拾旧山河”对中国民主转型的追求者来说将是一个更加艰巨、需要待以时日、努力耕耘方能实现的工程。我们需要创造新的“势”，有利于中国民主转型的“势”，而这个“势”不仅和中国相关，而且和整个世界相关，和世界的和平与未来、和全人类的福祉相关。我们必须证明，只有一个民主中国，它的崛起才对文明人类有益，而一个专制中国的崛起，只会给世界带来祸害。

 

“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要推动建设一个民主中国。就此而言，“六四”至今仍与我们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