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统治者并不容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创造力，无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无论他们是否同情极权主义，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慧和创造力，而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
————汉娜•阿伦特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他讲的每一句都是虚假而空洞的官话、套话，并不比江泽民和胡锦涛高明。习近平还特别向众人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她是红军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习近平说：“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我向龚全珍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要把艰苦奋斗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最后，自然是“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每当官方大肆鼓吹道德伦理的时候，就表明这个社会从官府到江湖都已经道德沦丧。那么，有没有立竿见影的药方？二零一三年二月，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台湾佛教界领袖星云法师，这是中共党魁罕有地接见海外宗教界人士。星云法师曾因在“六四”之后收留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而被中共当局冷冻多年。如今，习近平特别安排接见星云法师，不仅是对台湾实施统战的策略之一，更显示中共将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宗教将更加宽容。对此，路透社发表分析报道称，习近平认为中国面临道德准绳缺失，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全民以致富为荣造成道德真空，应以中华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来填补。习近平深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意识形态无法继续凝聚人心，便只能求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为此，政府部门将调整涉及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政策，希望借助这些传统信仰的力量遏制腐败盛行，并帮助解决贫困群体住房、上学和看病难的问题。
但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和宗教真的是习近平和共产党的救命稻草吗？
极权主义是全民道德败坏的根源
习近平上台之后，不得不承认，当下的中国处于“礼崩乐坏”之状况，但他不敢承认其始作俑者正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当代中国的道德败坏，有两个重要步骤：首先是毛泽东时代从“镇反”、“反右”到“文革”的诸多政治运动，让维系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几乎被扫荡殆尽，仅存一点星星之火。毛泽东鼓励学生殴打老师、子女揭发父母，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耕耘被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学生活活打死，作家老舍因为受到妻儿的揭批和羞辱而不得不绝望地投湖自杀……如此人间惨剧，一幕接一幕地上演。毛泽东站在一旁，笑看全民作恶，既然人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他就心安理得了。其次是“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参加民主运动，运动的目标仅仅是反腐而非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却换来中共当局动用军队、血腥镇压。于是，民众心中仅存的那一点希望、善良和热情，经过此役全都灰飞烟灭。“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信奉的价值观，“比坏”成了在这个丛林社会的第一生存法则。
极权主义是道德的敌人。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了独裁者是如何毁灭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道德伦理的。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在执政之前和执政期间的宣传一贯坦率而且善于撒谎，未来的极权主义统治者通常以吹嘘他们以往的罪行和小心地勾勒他们未来的犯罪计划，来开始自己的事业。纳粹分子们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作恶有一种病态的诱惑力量”。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外都明确地说，他们并不承认一般的道德标准，这已成为共产主义宣传之本。汉娜•阿伦特还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她发现，希姆莱有将群众组织到绝对控制的高度才能，希姆莱认为大多数人不是放荡不羁者、疯子、冒险家、性罪犯、骗子，也不是社会上的失败者，而首先是安分守己工作的人、顾及家庭的良民。对于那些只考虑维护自己私人生活的人来说，最容易摧毁的莫过于他们的隐私和私人道德观。在经过几年的掌权和协调之后，纳粹可以正确地发布：“在德国，只有睡着的人仍然是一个有隐私的人。”汉娜•阿伦特进而指出，人类身上存在的智识的、精神的、艺术的创造力，对于极权主义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一贯会清除每一种更高形式的知识分子活动。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届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中国人沦为庸人和贱民。没有民主宪政的制度架构，就没有成熟的公民责任感；而没有在公共空间中得以彰显的公民责任感，也就不可能有在私人领域中可以持守的道德底线。然而，今天的中共当局只是将传统道德和宗教拿来当作暂时的止痛剂罢了。习近平并没有改变一党独裁体制的想法，相反，他还试图巩固和强化这套体制。在此背景下，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选择性的宗教信仰自由”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二零一三年七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乐斌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善待宗教应成为常识、共识，信教的权利应受到保护。但是，张乐斌所说的宗教，特指儒教、佛教、道教等中国“自古有之”的传统宗教，并不包括晚到中国的基督教及其背后的普世价值。在中共眼中，基督教始终是一种与“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纠缠在一起的“敌对势力”——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迫害不仅没有停止，反倒变本加厉，山西临汾、四川阆中、河南平顶山等地相继发生严重的宗教迫害事件。另外，藏传佛教、维族人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法轮功等宗教及民族群体，仍然是“维稳政策”的牺牲品。所以，“选择性的宗教信仰自由”绝对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平心而论，近年来中共当局确实稍稍放松了对传统宗教的控制。比如，佛教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完美结合”，诞生了“少林寺有限公司”及其兼任政协委员的、精明能干的CEO释永信；一年一度的“世界佛教论坛”声势浩大，花钱如流水，通常有中共政治局常委身份的党国领导人出席；在以“第一喉舌”自居的央视屏幕上，收视率很高的是关于风水、周易和命理之类的、昔日被党国斥之为“迷信”的节目；大小官员都热衷于求仙拜佛，结交各类大师或高僧，后来遭到官方媒体讨伐的“气功大师”王林就曾经跟若干高官显贵称兄道弟、把酒言欢。
但是，这些群魔乱舞的现象并不表示传统道德的回归或传统宗教的复兴。传统道德和宗教本身已经失去了生命力，靠政府外力的扶持无法实现“病树前头万木春”。比如，各大学纷纷成立规模庞大的“国学院”，毛时代遭到沉重打击的儒家学说，被重新请回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而，当局对儒学的欣赏，是因为其中蕴含了可以由“忠君爱民”升级为“忠党爱国”的思想元素。正如张谦在脸书上所论述的那样：“‘孝’并不是原始儒家的重心，原始儒家的重心在于‘忠’，‘孝’是用来比附‘忠’的一种工具。儒家文化只是将动物界的食物链关系予以仪式化的一种东西，从这个意思上来说，儒家文化只是一种动物文化。”这种“忠孝不能两全”的处境下“弃孝保忠”的模式，具体到习近平的身上就是：如果说习近平对习仲勋是“孝”，那么他对毛泽东就是“忠”。既然“孝”必须向“忠”让路，那么习近平抛弃习仲勋的改革与开明，而选择毛泽东的凶残与蛮横，就不必承担任何道德和良心上的压力。
共产党首先转型，党员才能享有基本人权
习近平志大才疏，缺乏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更没有高瞻远瞩的愿景。故而，当他看到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亦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要确保任内不出现堤决鱼烂之局面，就足以名垂青史。如此，习近平政权便出现了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自相矛盾的情形，在宗教和文宣政策反面尤其如此。
一方面，习近平本人并不相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尽管他有当“毛二世”之野心，但他大概心知肚明，回到毛时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习氏梦”。所以，习近平才会抱着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法则，搬出曾被毛太祖扫地出门的传统道德和传统宗教来救急。
另一方面，习近平又试图要保持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正和共产党组织的纯正，不惜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他必然将所有宗教信仰都视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既然共产主义本身是一种“现代宗教”，那么决定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自然就放弃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在这一原则之下，党刊《求是》杂志日前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文章《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文章中说，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应保持清醒认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
对于“不允许党员信教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之说，朱维群在文章中也作出严厉批驳。文章中说，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假冒“公民权利”的名义取代对党员保持思想先进性的要求和履行党员义务的责任。“当一个公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意味着他根据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自愿选择了不信仰任何宗教。”站在共产党作为独裁政党的立场上来看，朱部长的这一解释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共产党员的人权是残缺不全的。那些身为共产党员却又悄悄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暗地里的门徒”，脚踏两只船，又岂能稳稳当当地安身立命？
这篇文章还指出，不仅不允许共产党员信仰任何宗教，而且党“要对宗教事务实行有效管理，促进、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在媒体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团结爱国宗教团体，把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种种渗透坚决顶回去”。换言之，“教”不能影响“政”，“政”却要控制“教”。如此一来，“政教分立”的原则就不可能实现，宪法中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遂形同虚设。
中国的道德、伦理、心灵、精神的转型，与政治和政党制度的转型环环相扣。未来的共产党必须实现脱胎换骨式的大转型，转型成为西方民主社会中类似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党”，并放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惟有如此，其党员才能回归公民社会，拥有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宗教信仰自由。惟有如此，中国社会才能在自由、民主、宪政的前提下，建立起现代公民的道德、尊严和责任感。
————汉娜•阿伦特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他讲的每一句都是虚假而空洞的官话、套话，并不比江泽民和胡锦涛高明。习近平还特别向众人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她是红军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习近平说：“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我向龚全珍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要把艰苦奋斗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最后，自然是“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每当官方大肆鼓吹道德伦理的时候，就表明这个社会从官府到江湖都已经道德沦丧。那么，有没有立竿见影的药方？二零一三年二月，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台湾佛教界领袖星云法师，这是中共党魁罕有地接见海外宗教界人士。星云法师曾因在“六四”之后收留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而被中共当局冷冻多年。如今，习近平特别安排接见星云法师，不仅是对台湾实施统战的策略之一，更显示中共将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宗教将更加宽容。对此，路透社发表分析报道称，习近平认为中国面临道德准绳缺失，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全民以致富为荣造成道德真空，应以中华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来填补。习近平深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意识形态无法继续凝聚人心，便只能求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为此，政府部门将调整涉及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政策，希望借助这些传统信仰的力量遏制腐败盛行，并帮助解决贫困群体住房、上学和看病难的问题。
但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和宗教真的是习近平和共产党的救命稻草吗？
极权主义是全民道德败坏的根源
习近平上台之后，不得不承认，当下的中国处于“礼崩乐坏”之状况，但他不敢承认其始作俑者正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当代中国的道德败坏，有两个重要步骤：首先是毛泽东时代从“镇反”、“反右”到“文革”的诸多政治运动，让维系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几乎被扫荡殆尽，仅存一点星星之火。毛泽东鼓励学生殴打老师、子女揭发父母，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耕耘被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学生活活打死，作家老舍因为受到妻儿的揭批和羞辱而不得不绝望地投湖自杀……如此人间惨剧，一幕接一幕地上演。毛泽东站在一旁，笑看全民作恶，既然人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他就心安理得了。其次是“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参加民主运动，运动的目标仅仅是反腐而非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却换来中共当局动用军队、血腥镇压。于是，民众心中仅存的那一点希望、善良和热情，经过此役全都灰飞烟灭。“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信奉的价值观，“比坏”成了在这个丛林社会的第一生存法则。
极权主义是道德的敌人。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了独裁者是如何毁灭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道德伦理的。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在执政之前和执政期间的宣传一贯坦率而且善于撒谎，未来的极权主义统治者通常以吹嘘他们以往的罪行和小心地勾勒他们未来的犯罪计划，来开始自己的事业。纳粹分子们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作恶有一种病态的诱惑力量”。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外都明确地说，他们并不承认一般的道德标准，这已成为共产主义宣传之本。汉娜•阿伦特还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她发现，希姆莱有将群众组织到绝对控制的高度才能，希姆莱认为大多数人不是放荡不羁者、疯子、冒险家、性罪犯、骗子，也不是社会上的失败者，而首先是安分守己工作的人、顾及家庭的良民。对于那些只考虑维护自己私人生活的人来说，最容易摧毁的莫过于他们的隐私和私人道德观。在经过几年的掌权和协调之后，纳粹可以正确地发布：“在德国，只有睡着的人仍然是一个有隐私的人。”汉娜•阿伦特进而指出，人类身上存在的智识的、精神的、艺术的创造力，对于极权主义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一贯会清除每一种更高形式的知识分子活动。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届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中国人沦为庸人和贱民。没有民主宪政的制度架构，就没有成熟的公民责任感；而没有在公共空间中得以彰显的公民责任感，也就不可能有在私人领域中可以持守的道德底线。然而，今天的中共当局只是将传统道德和宗教拿来当作暂时的止痛剂罢了。习近平并没有改变一党独裁体制的想法，相反，他还试图巩固和强化这套体制。在此背景下，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选择性的宗教信仰自由”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二零一三年七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乐斌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善待宗教应成为常识、共识，信教的权利应受到保护。但是，张乐斌所说的宗教，特指儒教、佛教、道教等中国“自古有之”的传统宗教，并不包括晚到中国的基督教及其背后的普世价值。在中共眼中，基督教始终是一种与“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纠缠在一起的“敌对势力”——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迫害不仅没有停止，反倒变本加厉，山西临汾、四川阆中、河南平顶山等地相继发生严重的宗教迫害事件。另外，藏传佛教、维族人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法轮功等宗教及民族群体，仍然是“维稳政策”的牺牲品。所以，“选择性的宗教信仰自由”绝对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平心而论，近年来中共当局确实稍稍放松了对传统宗教的控制。比如，佛教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完美结合”，诞生了“少林寺有限公司”及其兼任政协委员的、精明能干的CEO释永信；一年一度的“世界佛教论坛”声势浩大，花钱如流水，通常有中共政治局常委身份的党国领导人出席；在以“第一喉舌”自居的央视屏幕上，收视率很高的是关于风水、周易和命理之类的、昔日被党国斥之为“迷信”的节目；大小官员都热衷于求仙拜佛，结交各类大师或高僧，后来遭到官方媒体讨伐的“气功大师”王林就曾经跟若干高官显贵称兄道弟、把酒言欢。
但是，这些群魔乱舞的现象并不表示传统道德的回归或传统宗教的复兴。传统道德和宗教本身已经失去了生命力，靠政府外力的扶持无法实现“病树前头万木春”。比如，各大学纷纷成立规模庞大的“国学院”，毛时代遭到沉重打击的儒家学说，被重新请回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而，当局对儒学的欣赏，是因为其中蕴含了可以由“忠君爱民”升级为“忠党爱国”的思想元素。正如张谦在脸书上所论述的那样：“‘孝’并不是原始儒家的重心，原始儒家的重心在于‘忠’，‘孝’是用来比附‘忠’的一种工具。儒家文化只是将动物界的食物链关系予以仪式化的一种东西，从这个意思上来说，儒家文化只是一种动物文化。”这种“忠孝不能两全”的处境下“弃孝保忠”的模式，具体到习近平的身上就是：如果说习近平对习仲勋是“孝”，那么他对毛泽东就是“忠”。既然“孝”必须向“忠”让路，那么习近平抛弃习仲勋的改革与开明，而选择毛泽东的凶残与蛮横，就不必承担任何道德和良心上的压力。
共产党首先转型，党员才能享有基本人权
习近平志大才疏，缺乏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更没有高瞻远瞩的愿景。故而，当他看到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亦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要确保任内不出现堤决鱼烂之局面，就足以名垂青史。如此，习近平政权便出现了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自相矛盾的情形，在宗教和文宣政策反面尤其如此。
一方面，习近平本人并不相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尽管他有当“毛二世”之野心，但他大概心知肚明，回到毛时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习氏梦”。所以，习近平才会抱着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法则，搬出曾被毛太祖扫地出门的传统道德和传统宗教来救急。
另一方面，习近平又试图要保持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正和共产党组织的纯正，不惜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他必然将所有宗教信仰都视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既然共产主义本身是一种“现代宗教”，那么决定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自然就放弃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在这一原则之下，党刊《求是》杂志日前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文章《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文章中说，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应保持清醒认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
对于“不允许党员信教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之说，朱维群在文章中也作出严厉批驳。文章中说，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假冒“公民权利”的名义取代对党员保持思想先进性的要求和履行党员义务的责任。“当一个公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意味着他根据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自愿选择了不信仰任何宗教。”站在共产党作为独裁政党的立场上来看，朱部长的这一解释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共产党员的人权是残缺不全的。那些身为共产党员却又悄悄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暗地里的门徒”，脚踏两只船，又岂能稳稳当当地安身立命？
这篇文章还指出，不仅不允许共产党员信仰任何宗教，而且党“要对宗教事务实行有效管理，促进、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在媒体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团结爱国宗教团体，把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种种渗透坚决顶回去”。换言之，“教”不能影响“政”，“政”却要控制“教”。如此一来，“政教分立”的原则就不可能实现，宪法中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遂形同虚设。
中国的道德、伦理、心灵、精神的转型，与政治和政党制度的转型环环相扣。未来的共产党必须实现脱胎换骨式的大转型，转型成为西方民主社会中类似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党”，并放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惟有如此，其党员才能回归公民社会，拥有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宗教信仰自由。惟有如此，中国社会才能在自由、民主、宪政的前提下，建立起现代公民的道德、尊严和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