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阳：被选票改变的台湾

当大学生志愿者朝主持人方向高举“小英已到”的提词板时，伴随台湾校园民歌运动先锋李双泽遗作《美丽岛》的旋律，蔡英文和陈菊出现在舞台中央。现场一片欢腾。

没有陈水扁和谢长廷雄辩的口才，闽南语说得不如英文，但蔡英文的喊话依然引起支持者的亢奋：“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老师对我说，‘你们台湾的人权处境值得质疑’……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最崇拜的便是菊姐（陈菊），尤其看到菊姐那张照片，美丽岛大审的时候，菊姐要进去（监狱）的时候，走路特别有自信。”

年轻的主持人开始用台语高喊“蔡英文”，支持者们在台下挥舞绿色旗帜，大声回应“冻蒜”（当选）。

此刻，2011年12月10日，离1月14日的大选还有34天。

“把票投给我”

高祥伟和蔡英文一同站在舞台上，是高雄医师行业助选团成员。像他这样1960年代生人，是见证台湾民主力量成长的一代，也是今日台湾的社会中坚、主流民意。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创办人黄信介、许信良等党外人士以庆祝“国际人权日”为由申请集会游行，未获准。“美丽岛人”不顾禁令，执行原计划，参加游行集会者达3000人。当局出动镇暴车，双方发生暴力冲突。与此次“美丽岛集会”有关的党外人士，先后以“涉嫌叛乱”被捕。这就是“美丽岛人权之夜”的来由。

那个晚上，虽然被父亲严令不准出门，但彼时正在读大一的高祥伟依然和同学们出现在今天他登上舞台的这个地方——《美丽岛》杂志高雄办事处旧址。

当年，正是在这些“美丽岛人”的引导下，他开始读毛泽东、马寅初、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的著作，这些书大多是“禁书”。而那些替国民党重修党史的党外杂志，他几乎一本不落。他开始成为台湾标准的“左派”青年。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前夜。20年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富裕的社会，但在长期压抑中，人们渴望自由意志的释放，年轻一代更深受西方自我解放思潮的影响，“我高中时留嬉皮士长发，在街上被老师看见了，抓我去剪短头发。”高祥伟感到，“这是一个出发的年代。”

当时，他和几个同学凑钱，“凑满一定数额后，我就代表他们偷偷往党外候选人家的门缝里塞钱。”高祥伟说，父辈更疯狂，在维安警察的监视下，他父亲将手里的纸币揉成一团，扔上了党外人士的演讲台。

这些小额“捐款”，成为党外人士最早的选举经费来源。

“美丽岛大审”当年，被拘捕候审的林义雄家里，其母和一对7岁双胞胎幼女被杀死。“林宅血案”被认为和“江南案”一样，情治部门被疑为幕后黑手。“当时太愤怒了，我记得我的大学同学们，不管是眷村长大的，还是本省人，开始站在一起，我们都对国民党咬牙切齿。”高祥伟说。

此后数年，是党外人士和他们支持者最为团结的时期。在圆山饭店的一次聚会中，民进党诞生。不久，蒋经国开放了报禁、党禁。狱中的张俊宏、吕秀莲、陈菊等人，收获了他们的第一批粉丝——日后，当这些粉丝们拥有投票权时，便成为他们的第一批选民。

就在党外明星成为高祥伟等本土年轻人政治偶像的年代，党内的明日之星也在崛起。不同的是，他们的粉丝是外省籍台湾人和渴望进入都市及体制的本土青年。

宜兰眷村长大的曾其雄，当年被“中美”断交时发表演讲的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宋楚瑜吸引。“我们竟然有这么英俊潇洒的新闻局局长！”这个帅气外省籍政治明星，也是曾其雄的台湾政治大学学长。年仅37岁的宋楚瑜，是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高官，他的父亲是国军中将宋达，他是党内的太子党。

宋的党内竞争对手也正在崛起，连战、吴伯雄等本省籍“吹台青”在崭露头角，而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马英九成为蒋经国的秘书，年纪最长的农业学家李登辉更成为蒋经国的副手。

曾其雄一时没反应过来，这位年轻高干负责的审查工作正是针对他最喜欢的杂志和报刊的。宋楚瑜接任新闻局局长不久，发生了“美丽岛事件”。“奉令行事”的宋楚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一面宣扬警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一面发动社会团体声讨“美丽岛叛乱”。

1989年底，解除戒严后第一次选举，增额立法委员和地方县市长选举。民进党第一次成为国民党的竞争对手。

许多海外黑名单上的传奇人物试图返台参选，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入境。不过，在岛内的民进党人已经可以公开高喊自己的竞选口号：要使台湾民主化，就要支持民进党。而国民党则期待民众牢记自己对台湾经济奇迹的贡献。

这场选举，确立了台湾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在增额立委选举中，国民党得72席，民进党得21席。在县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赢得14个，民进党赢得6个。这对刚刚成立的民进党来说，是预想之外的巨大成功。尤其是地方县市中，台北县、宜兰县、新竹县的胜利，让他们成功在地图上包围了尚未开放直选的首府台北。

曾其雄的家乡宜兰，被党外人士视为“民主圣地”——1981年，党外人士陈定南在这里不可思议地击败了国民党参选人。而在1989年这场选举中，返乡投票的曾其雄没有将选票投给他学长所在的国民党，而是选择了支持民进党。“总觉得应该给国民党敲响警钟。”

1990年，李登辉由国民大会间接选举，由“代总统”变为“总统”。上任后，他宣布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并释放了施明德等在押政治犯。

原本十分厌恶国民党的高祥伟开始觉得，李登辉不是一个那么讨厌的人。在他面前，开始同时伸出两只手：一个趋于温和放开并加速本土化的国民党，一个是他年轻时就追随的民进党。两边都在说：“把票投给我。”

高祥伟隐约觉得，“人民变得重要”的时代到来了。

“当我们没有了共同敌人”

“大概在1990年代初，有时候填表要填国籍，周围人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填了。”高祥伟说，“虽然我们出生下来就被告知是中国人，但我们没办法填中国，很多国家不认为‘中华民国’还存在。填台湾的话，心里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的护照上没有这个名字。”

在与美国、韩国、新加坡等盟友“断交”后，海外民进党人陆续返台，民进党开始在数次选举中宣传“台独”党纲。北京抛出了“一国两制”统一方案。李登辉政府则提出了“国统”纲领。一个台湾民主化的副产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了台湾人特殊的身份认同危机。

彼时，各种选举的投票率都极高。台湾人参与政治、选举的热情，弥漫在全台各个角落。有人将政治参与当成信念，有人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人则把它当成“娱乐”。

但曾其雄开始感觉到，周围人因为政治议题而彼此开始“有所划分”，起初是分成所谓“本土派”与“非本土派”，后来变成蓝或绿，甚至他们对T恤衫颜色的选择也开始变成一件与政治有关的事。

刚获得博士学位归国、30岁出头的曾其雄，此时被台北一所公立大学聘用。在1990年3月台湾大学生发起的那场学潮中，这位年轻教师和他的学生一起走向街头，要求随同蒋介石来台的“万年国代”下台。

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得到了李登辉的回应。这场学潮的诉求实现了，老国代们不再需要一边打点滴一边出席国民大会例会。全民选举出的新一届国大代表，在1994年修改了“宪法”。通过“修宪案”，台湾最高领导人被定为“直接民选产生”。

1996年3月的台湾“总统”直选之路，就这样铺好。

李登辉开始和国民党保守势力分道扬镳。1993年，在“立法院”中的国民党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向李登辉提出了挑战。这批人最后离开了国民党，成立了新党。

1994年，台湾省省长、台北和高雄两个直辖市市长——三个岗位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过渡：开始向民众开放直选，并为两年后的“总统”大选积累经验。

正是在那一年，高祥伟、曾其雄们的选票开始形成分流。

“当时觉得很错乱，作为年轻学者，我支持李登辉的宪政改革，但是当他接受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专访，称‘身为台湾人很悲哀’，并透露出自己的台独意识时，我情感上又难以接受。而在身份认同上，反对宪政改革的新党和国民党保守派却很符合我的期待。”曾其雄说。

而高祥伟在此期间开始成为狂热的绿粉。党外杂志更多起到反威权的民主启蒙作用，而《台湾四百年史》、《台湾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等台独理论教材开启了本土化“启蒙”，高祥伟的史观发生了改变。

在竞争最激烈的台北，国民党籍市长黄大洲追求连任，挑战者是民进党的陈水扁和新党的赵少康。在《中国时报》的拥有者、著名报人余纪中等人的策划下，台北市市长候选人史无前例地登上了电视辩论的舞台。

这场辩论，今天看起来，更像是“总统”候选人辩论——几乎没有候选人提出自己对市政建设和公共政策的见解，候选人都言必称“国”。赵少康高喊了三声“‘中华民国’万岁”后，称这将是一场“中华民国”对“台湾共和国”的选举；陈水扁则一脸坏笑称：“宜兰和台北县民进党人执政，就意味着‘中华民国’会消失吗？”而立场摇摆不定的国民党人黄大洲尽显憨厚老实，就像“打酱油路过的”一样。

最终，雄辩的陈水扁以微弱优势获得胜利，创造了当时民进党党史上最大胜利；赵少康高票落选；黄大洲得票率最低。

而在省长选举中，曾其雄最终将选票投给了学长宋楚瑜，而不是同乡陈定南。那场选举中，在新党举办的高雄说明会上，民进党支持者动手砸场，并殴打新党活动负责人，而陈水扁则以立法委员的身份成功阻止了国学大师钱穆和他在大陆的女儿相见。在台北，支持陈水扁的计程车司机组成了“全民计程车”，他们除了不搭载不会说闽南话的人们外，还发起了袭击外省人的行动……

“我开始怀疑民进党是否还是我认识的民进党。我的学生们也很狂热，他们甚至支持民进党的街头暴力。”曾其雄第一次感受到了族群分裂。此前，威权体制是他这样的外省青年和本土青年共同的敌人，但是当威权体制成为历史后，他发现只能和当初的同伴转身别过：“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

从这次选举开始，曾其雄几乎再也没有参加过一场选举造势活动。作为政治学研究者的他，在此后成为深蓝基本盘的一员，几乎不关注任何候选人的诉求和政策说明，只是坚定选择深蓝候选人。

1996年，台湾人首次拥有投票选举地区领导人的权力。

在28天的法定竞选活动日里，空气中充满了硫磺的味道。电视上开始出现政论节目，报禁解除后涌现的媒体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讯。这一年，CNN在台北设立了办事处。通过它的直播，获得超过五成选票、成功当选为首个台湾“民选总统”的李登辉几乎成为年度全球最热政治人物。

然而，岛内其实并没有为首次直选领导人而过度兴奋。不少台湾人对台海危机的印象比选举更深刻——这段时间，晚间新闻上满是大陆宣布试射导弹后福建沿海的军事演习。

首次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投票率只有76%，比此后任何一次大选都低。不少人已经忘记当时除了李登辉外其他参选人的名字。“有林洋港？大选之前的几年，经历了太多次选举了，包括国大、立法院、县市长，民主投票算是有过很多次经验了……在我印象中，真没有特别激动，只不过多了一次投票而已。”许多台湾人，在回忆这个“初次”时，几乎不分蓝绿都有这样大同小异的反应。

投票机会骤然变多的同时，黑金的力量开始向选民渗透。

“对我这样生长在桃园乡下的小孩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谁给我们家的钱比较多，我们就投谁。因为父母认为既然收人家钱了，就该投给人家。这些人都是黑老大，乡长选举一票至少一千（元新台币），议员民代选举大概也会有500（元新台币），家中四个人有投票权，加一起大概会有万把块。这时候，就是添购新家具的时机到了，我们全家也会趁机去吃一顿好的。所以，小时候的我，很希望选举的来到。”35岁的IT从业者、桃园人任格说。

黑金政治成为1990年代台湾痛苦的回忆。台湾还因此被香港电影《古惑仔》狠狠讽刺了一把：当柯受良扮演的黑老大，为了其“立委”老板冲入“立法院”殴打其他“立委”时，几乎全世界的观众都认定台湾民主是多么劣质。赌盘开始在南部兴起，几乎每场选举都充满火药味。

基层民代和公职选举成为黑金的舞台。更高层级的选举几乎成为身份认同的选择：在多次选举中，各约三成的深蓝选民和深绿选民坚持自己的身份认同，老死不相往来。“两个台湾”悄然形成。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是个最好的例子，虽然当时有七成以上的台北市民满意陈水扁的政绩，但这是外省人最为密集的聚居区，当外省人马英九被推为台北蓝营支持者的共主时，马毫无悬念地顺利当选。

两个台湾

族群撕裂，形塑了许多台湾家庭顽固的投票习惯。过去4次以及即将到来的2012大选，这样的家庭只会选择同一个颜色。而这类家庭的比例从1996年至今，几乎没有变化。

23岁的新党青年委员王炳忠便成长在这样的家庭。虽然是正统台南人，但是受其颇有“大中华意识”的父亲影响，王炳忠从普通青年进化成新党青年委员是一部完整的“四月青年”成长史。

1996年，才上小学三年级的王炳忠希望母亲能带他出门观选：“大家都在投票，你带我去看看好不好？”结果母亲冷冷地回答他：“不要乱来，民进党会放炸弹。”

当晚“总统”大选开票时，得知父母的支持者是林洋港，王炳忠嘀咕了一句：“林洋港？什么怪名字啊，肯定不会当选。”一个耳光成为这个嘀咕的回应。

在王炳忠接受教育的年代，虽然台湾课本里还会介绍令学生一脸茫然的蒙古、乌苏里江，音乐课本最前面有必学曲目“国歌”、“国旗歌”、国父纪念歌，但大部分老师不像当年他们的老师那样热衷教授此类歌曲，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往往会变成了听“国歌”。

在某日升旗时，王炳忠哼出国旗歌歌词，却被老师指责，认为他在升旗时讲话。“我爸一听，很生气：这台独的，不让你唱国旗歌？！然后我爸就冲到办公室要打那个老师。”

会唱“国旗歌”的王炳忠，一度像红卫兵一样捍卫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国家认同。他成为李敖和陈文茜的粉丝。有一回，因为和一位从小在日本长大的同学对于抗日战争认知有别，他气得在下课后将教室门关起来，不让那位同学走，“我对他说，你要反省，要接受洗脑教育，你被日本荼毒太久！他后来哭着跟我讲：我肚子好饿，可以吃面吗？我说，你连民族都忘了还吃什么面？”

2000年，由于国民党的分裂，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少台湾外省族群和国民党支持者认为李登辉是罪魁祸首，在选后迟迟不肯从“总统府”对面更为高大壮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离去。愤怒的人们最终等来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在马英九的带领下，他们步行赴官邸求见李登辉，转达民意。在电视中看到这一场景的李登辉认为这是马英九带头“逼宫”，气得扔掉遥控器，用“三字经”大骂马英九，当然也拒绝了其请求。

2004年，王炳忠即将进入大学联考冲刺阶段。正是在这一年，两颗子弹改变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方向，也带来了新的仇恨。

“当时已经盛传民进党肯定会出奥步，国民党‘立委’洪秀柱在电视上还列出民进党很多有可能的举动，比如扁嫂吴淑珍可能会挂、到时候可能会翻船之类。没想到，过了两个小时，我们班那些平常就挺绿的同学大吼说‘中共杀阿扁啊’。我没心思上课了，马上跑回家看电视。我姑姑还打电话过来说，连战完蛋了，没戏了。整个高雄都很义愤填膺。”

连、宋落选后，就在法官们还在辩论是否下令重新开票时，数万名国亲联盟支持者聚集在“总统府”前的广场抗议示威，面前是铁丝网后的防暴警察和高压水龙。

王炳忠成为在广场静坐的青年之一。在前往广场的路上，一个外省籍同学善意劝他将“国旗”收起来，以免被认为是执政者民进党的抗议者，容易造成和警察的冲突。“我很生气，（中华民国在）大陆沦陷了，在台湾我们还不能拿‘国旗’，还要到哪里才能拿‘国旗’？怎么那么没种？后来我和他绝交了。”

“当时有很多广场妈妈，在那边巡逻，帮我们煮饭，也帮我们把风看有没有绿营的人过来。记得我有一次坐计程车离开，坐的是绿色计程车，后来回来广场妈妈们跟我说，以后都不要坐绿车，要坐大中华（该车队以外省司机为主体）。”

由于广场上是清一色的蓝军，一些绿营支持者也开始蠢蠢欲动，有走上街头进行对抗之势。台湾陷入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国际舆论一度担心台湾将会处于长期对抗和动荡。

从议会到街头到媒体，撕裂无所不在。蓝军支持者绝不看三立电视台的《大话新闻》，绿军支持者也绝不会将电视屏幕转到TVBS的《2100全民开讲》；《自由时报》和《联合报》看起来像两个世界的报纸，甚至他们都不愿意穿上伪装，文中常会出现“我方”之类的词汇。在南部，靠卖假药维持的地下电台，喋喋不休告诉民进党支持者：“一切都是国民党（或者阿共仔）的阴谋。”只接受片面信息的各方支持者都越来越偏激。南、北台湾开始看起来像两个台湾，理智而又冷静的中间选民少得可怜。

持续了数月的抗争，最终没能改变结果。不过，一个蓝营新偶像出现在这个广场上：白天作为国民党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慰问人民群众；晚上，他又是台北市长，必须严格按照《集会游行法》，动用警力将他们驱逐。这个看似不会操弄民意、规规矩矩的政治人物，四年后获得了近六成的选票，几乎包揽了除了深绿外，泛蓝、中间、浅绿的选票。

台湾民主“未来时”

王炳忠在大学期间曾是立法委员雷倩竞选团队的成员，此后又经台湾“统派”作家郭冠英的妻子赵耀新的介绍，成为新党青年委员。“前辈们劝我：你没有家世背景，就不要在国民党混。”立志从政的他，最终选择新党。

“但我已经能感受身边年轻人不像我这样对政治充满兴趣。”王炳忠说。2008年大选前两个月进行的“立法院”选举，投票率创下新低，在1000多万合格选民中，仅不到六成选民出来投票。领导人大选的投票率也只有76.7%，远低于2004年和2000年。这些放弃投票的选民，多是年轻人。

这一年，一群20岁出头的台湾政治大学学生组成的独立乐队“苏打绿”开始在台湾走红。这些简单的小情歌，没有罗大佑充满社会关怀的愤怒，而是讨论什么叫美丽、什么叫丑陋、什么叫疏离……对他们而言，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就是政治。他们的走红，说明这才是当下年轻人最真实的心态。

比王炳忠稍微年长一些的曹秉承是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2008年，马英九大胜的那场“总统”选举，作为“首投族”的他没有回家投票，家乡屏东离台北太远是个原因，但说到底，他没有像父辈那样的政治热情。

曹秉承的父亲是国民党在屏东县的桩脚，“桩脚”指的是选战中在基层为选举人固票的工作人员。桩脚的身份或明或暗，往往在当地人脉极广并有强大的动员力。“我的家庭已经够政治了吧？民进党的副手候选人苏嘉全还是我的表舅。”但曹秉承表示，自己对选举不会太关心。

曹秉承们的政治冷感，让他的大陆朋友感到困惑。一些台湾学生甚至不明白“不分区立委”的“政党票”是怎么回事，而解答者反而是来自大陆、正在台北大学攻读硕士的大陆同学马军。“这在他们看来好像很正常，我很多同学都不知道马英九和蔡英文的副手是谁。”

“我记得高中，也就是阿扁时期，同学们还会因为支持对象不同分成两个阵营。那时国民党青年团和扁帽一族在校园里都有影响力。但最近几年，吵吵嚷嚷的选举风气倒掉了大家的胃口。”王炳忠说。

意识形态还重要吗？这个答案，在台湾呈现出“过去时”和“未来时”的区别：老一辈或意识形态固化的人，无论政客怎么操弄意识形态，他们的观念和选择都不可能再发生改变；而年轻人，基本对操弄意识形态的政党表现都一律厌恶和冷淡。可以说，无论意识形态重要与否，过分操弄意识形态对于任何候选人来说都已无必要，甚至可能是“画蛇添足”的败笔。

“中间选民”这个词汇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上。这个族群只会关注参选人的“政策牛肉”（竞选政见和承诺）。这也正是从2008年马英九和谢长廷争选“总统”开始，双方都刻意淡化这种色彩、强调不应谈论意识形态问题而应全力发展经济的原因。根据台湾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发表的“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与过去数届相比，2008年大选期间，选民对政党的认同有所下降，近五成选民对“经济发展”议题最关心，只有一成左右选民关心两岸和统独议题。

在2012年选举策略上，马英九提出了“黄金十年”计划，蔡英文也抛出“十年政纲”。2008年，蓝绿还在为“入联”与“返联”公投争吵不休，而在此次选举中，完全没有意识形态操弄。“若仔细阅读两个政党的政策诉求，只有微小差异。只是现在在媒体的宣传下，好像民进党更能代表底层，分配更公正，显得左一些；国民党更懂得把饼做大，看起来更右一些。”在台北大学读研的台湾学生郭晓彤说。

2010年底的“五都选举”中，台北选区的郭晓彤把票投给了民进党人苏贞昌，“我实在不喜欢郝龙斌，公共工程质量很差。我在坐捷运曾经遇到过故障，被困在那很久，最后大家被疏导穿过黝黑的地道才走到地上。”

只有遭遇不符合自己期待的事情，年轻人才会想到自己的选票。只有当“念不起书”的忧虑不断萌发、“流浪博士”的说法悄然风行，年轻人才会将目光投向投票所。可以预见未来，他们也只会在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中感到不适时积极投入对选举的关注。

根据一项调查，收看政论节目了解候选人及其政策的选民比例已经不到一成，此类节目和电视名嘴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远去。

“首投族”一代，与他们的父辈最大不同是：他们生下来，就呼吸着民主的空气。对他们而言，民主不是作战的武器，而是生活的工具，是不满意时的一记“否定”。领导人？他们是自己票选出来的人，不是神，不必固守原始教义无条件支持。

随着民主斗士远去的背影，包括选举在内的台湾民主政治也一步步走向常态化——这将是台湾民主的未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