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匈牙利的巴拉奇@代内什在《邓小平》一书说，整个反右运动就是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的。如果说，毛泽东是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他则是反右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具体实施者，他的头衔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因此，我们可以理解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号文件虽决定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却最后保留了几个标本不予改正，以示反右的正确性。1980年3月，距离反右运动二十三年，邓小平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一言九鼎，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反右运动做出了如此结论：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运动被肯定，大多数右派却要改正，即使不被改正的几个民主党派著名右派，邓也交代：“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这就是权术，一切都是为了政治需要，但毕竟还是心虚。
邓小平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反右”情结，这件事的决策者虽是毛，而他本人就是执行者，他连毛都不愿否定，何况否定自己。“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前夕，1986年11月14日，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和刘宾雁来到北京中关村812楼许良英家，商量在1987年春天举办一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由方励之草拟，时间定在1987年2月3日至5日，联系地址是许良英家，发起人署名为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不到半个月，由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全国性学潮爆发。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后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题，收入了当年2月出版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此后正式收入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正式文本与最初传达的谈话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删去了一些当时场景下邓的比较随意、即兴的表述。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陆超祺听到过传达，他后来在《胡耀邦的“不合时宜”思想——纪念胡耀邦逝世11周年》文中引用当时听传达的记录，发现有些话被删去了，其中跟“反右”有关的内容，如邓说：“王若望、方励之早就叫开除了，还留在党内干什么？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发起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应该开除党籍。”当时《人民日报》年轻记者祝华新访问已改正的错划右派知名人士，邓质问道：“《人民日报》想干什么？”
这些话在正式文本中没有了。邓口中的“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三人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他是接着赵紫阳的插话说的，王晓渔从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看到赵紫阳关于那一天情形的回忆：“当时我插了一句：刘宾雁找了费孝通、钱伟长，商量1986年要开一个会，纪念反右斗争30周年。费、钱二人觉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没有搞成。小平说，费、钱不错。”赵所说与筹办“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事实有出入（此事只是方、许、刘几人商定，刘并没有去找费、钱商量），却提供了费、钱举报的重要细节，这与正式发表的谈话中，邓夸奖费、钱他们的内容相吻合：“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
1986年11月，许、刘、方三人一共发出约40来封通知，包括黄万里、徐铸成、袁翰青、钟惦裴、曾彦修、刘尊棋、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曾肯成、孙章禄、陈修良等都热情回信，唯有费孝通、钱伟长例外。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收到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打印件送交中共中央，并附了他本人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不久，1987年4月8日，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六届五次会议上增选为副主席。
根据邓1986年12月30日的谈话，1987年1月12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被免职、副校长方励之被撤职。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1月16日，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1月25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
赵紫阳插话时，没有提起许良英，只提刘宾雁，邓一锤定音，方、王、刘开除出党。刘被开除党籍确与参与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有关，其实此前，1986年12月20，刘即因受到人民日报社领导的压力，已电话通知许良英退出，希望他们谅解。然而，在随后展开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供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研究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思潮时参考”的《刘宾雁言论摘编》，一共十篇，大多数都是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摘要，最后一篇赫然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可见刘被开除党籍，与此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邓小平对“反右”这段历史始终耿耿于怀，凡是触及、甚至冲击他心中那根线的，他都不能容忍。方励之说，“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许良英听说是赵紫阳插话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或者误把他记成了王若望。即使专门研究反右运动的学者朱正先生，多年后也没有搞清楚“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发起人是哪几个。他在《1957：知识分子的解构与重组》（《随笔》2008年第1期）称：“1986年11月，三个右派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将方励之错成了王若望。
有严重“反右”情结的邓小平在上述正式发表的谈话中，还有一番关于反右定性的话：“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很可能这也是接着赵紫阳的插话说的。上距1957年三十年后，到1987年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邓小平已由执行者变成了决策者，由中年步入了老年，但心中的“反右”情结没有变。只是由于致力于经济改革的执行者赵紫阳对此不积极，甚至消极抵制（也可以说执行不力），加上时代环境已大为不同，这一次的“反右”运动没有扩大化，在开除了王、方、刘等三人党籍，逼退了吴祖光等几人党籍之后无疾而终，而挨整者几乎都成了那个时代万众瞩目的明星，他们的思想也借此机会得到更大的普及。我就是因批方励之而接触到他的思想言论，由此逐渐对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产生了怀疑和进一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