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日，第74期正略读书会邀请到雷颐先生讲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孤寂百年。容闳、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燕树棠、陈翰笙、闻一多、张申府、瞿秋白、冯英子……仿佛长空中的孤寂星辰，汇就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雷颐，1956年出生，湖南长沙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主讲《中国近代史讲析》、《法西斯主义理论剖析》、《辛亥百年的变与不变》等课程。
今天正略书院为您推送演讲实录。
【正文部分】
谢谢各位，下午好，今天非常热，大家还冒着酷暑来，非常感动。我的演讲是根据我的新书《孤寂百年》来讲。从80年代起，我的研究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晚清政治，就是从晚清到共和国政治史，因为共和国政治史是很敏感的话题，现在发表文章比较困难，我有一些研究和演讲，但公开发表的不多。另外就是知识分子史，从80年代起研究比较多，研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以及一批建国后的知识分子。关于晚清史我出的书最多，共和国史基本出不来，知识分子单篇文章出了很多，这一次汇总做了一些补充、综合，所以今天还是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很多，包括什么算读书人，什么算知识分子，从前在延安时期，一个高小生，上完小学就算知识分子。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不断的定义，如初中、高中、大学，不断修改。但现在现在国际学术蜀通行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说，你光有技术、有知识还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得有超出你专业之外的社会关怀。我们说知识分子这个词，国际上一般认为来源于两个方面，有的人认为来源于法国，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法国政府曾经对一个犹太军官处理非常不公正，以间谍论罪。实际上他不是，左拉等一批人，有作家、记者、律师、医生、哲学家、教授谴责法国政府，说你这样对一个无辜军官，明明是政府错，你就应该认错，给他平反，政府开始不想认这个错，这些人就一再谴责政府，这些人后来被统一称为“知识分子”，所以有的人认为知识分子是从法国来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是来自于19世纪的俄国，因为俄国有一批在西欧留学的人，这批读书人回到国内对沙皇专制很不满，觉得西欧有民主、有自由。包括1848年反对国家专制的革命，这批人都在法国、英国留学后又回到俄国，从事俄国的革命或者说叫做民主的运动，这种人也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反正就是这样，有的人认为产生于法国，有的认为产生于俄国，不管是俄国还是法国，说明知识分子在国际上的定义，除了有专业知识之外，还有对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今天就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产生。
首先我讲新阶层，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也是新知识的生产。中国传统有一个社会阶层跟知识分子很像，叫做士，就是读书人。当然中国的士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标准，衡量、评论政治，甚至可以议论朝政。但是士和现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相当不同，首先传统的士没有自己的专业，他就是读孔孟的书，许多通过科举，有的虽然没有当官，但是有一份产业。他没有自己的专业，他们的专业就是读孔孟书，用这个来衡量政治，另外他们都公认孔孟的儒家经典为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但是现代知识分子各有各的专业，有医生，有律师，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学土建的，有学电子的，什么专业都有，并且他们信仰的学说、主义也不同，有的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的相信自由主义，有的相信国家主义，有的相信各种各样的主义，现代无论是西方还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信仰，像当年的士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大家都得服从的标准。
我们讲第一章新阶层的产生与新知识的生产。首先是一个个人。我把容闳定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容闳出生于1828年，出生地当时叫做香山，即现在的珠海，当时香山是靠近澳门边界的一个小渔村，非常荒凉，偏僻、落后。当时和澳门也没有什么关卡，在那边的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澳门就有一些传教士在那办学校。当时尤其是在文化版图上，香山属于很偏的地方，但是这个教会学校就是收穷人家孩子，因为稍微富裕一点的人都不愿意把自己孩子送去，觉得只有读书科举，教会学校没有人愿意去上，除了很穷的人，容闳就属于家里很穷，父母养不活他。你到我这读书，给你免吃免住，有的还给一点生活费，靠这个来吸引你到教会学校上学。容闳父母小时候把他送到教会学校读书，后来鸦片战争爆发，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教会学校就搬到了香港，他到香港读书。他的老师是个美国的传教士，要回国的时候说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去美国。当时大家都很害怕，没有几个人，容闳是第一个举手的，后来又有三四个举手的，这三四个人跟着牧师一起去了美国。后来1848年读了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学了一段时间没有钱了，这时候教会要给他资助，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教会说我们可以给你钱让你读完，但是你学完了之后必须回到中国当传教士传教，容闳觉得不行，他说传教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中国最重要是有现代教育和科学，科教兴国是容闳一八四几年就提过的。1854年左右他回国之前拒绝，因为他不能承诺以后回国传教，他想把现代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搬到中国来。虽然他拒绝了这个承诺，但通过关系还是从另外一个教会找了一笔钱供他读完书。为什么我把容闳作为第一个?首先他有新知识，我们知道在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是最有见识的官员，但他却连土耳其都不知道。作为钦差大臣他不能随便问外国人，就悄悄见了一个美国传教士，问这鸦片从哪儿来的，传教士说鸦片从印度，还有一部分是土耳其来。林则徐不知道什么是土耳其，关于世界的知识几乎没有。但容闳出国的时候坐船，途经大西洋小岛，他知道拿破仑墓埋在那，专门提出去拿破仑墓看一下，并且种了一棵小柳树。
在他没有去之前，就写了一篇作文，幻想漫游纽约。中国人哪有知道纽约的，但他知道。他到美国耶鲁学习，学习完后，要求回国。当时这种读洋鬼子的书是最丢人的事，回国之后没有人愿意用，他就进入不了体制，找不着工作，只好从事一个很赚钱，但是很被人看不起的工作，在上海滩给洋人做买办。美国耶鲁毕业，又会中文，他做买办赚了很多钱，但是他总觉得赚了钱心里很不高兴，他想西学东建，把现代的科学教育制度推到中国来，于是想到太平天国。当年他在香港呆过一段时间，认识洪仁玕，太平天国那边信奉基督教，他觉得有可能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冒着危险到太平天国见了洪仁玕，洪仁玕也很高兴，觉得容闳很能干。他当时讲了一些，中国要办什么工厂、学校，小学、中学，大学，军官学校，办银行，洪仁玕说在太平天国实现不了，他考察了几天，也觉得太平天国实现不了他的理想。
洪仁玕很希望容闳留在那，给了他分一个很高的官位，容闳拒绝了，悄悄离开了太平天国。到上海还是经商，他越经商越不高兴，觉得还是要实现理想。这个时候曾国藩请他去，曾国藩开始洋务运动了，一次两次请他去，他不敢去，他觉得我刚从太平天国回来，曾国藩是不是要抓我，他拒绝了。拒绝之后，曾国藩又通过种种人请他，他突然觉得曾国藩是真正要用他，所以1862年就去找曾国藩。曾国藩说要做洋务，要用洋枪、洋炮，你到美国去帮我买枪买炮，给你几万两银子买个机械厂造枪造炮。容闳说，中国最需要的还不是造枪造炮的地方，给曾国藩解释了什么是机床、铣床、刨床，中国要买这些机床，生产更多的机床、机器，造机器的工厂更重要。曾国藩就明白了，说你帮我做这个厂，他就去美国买了一个大工厂回来，就叫江南制造总局，就是后来的上海江南造船厂。今天没有办法细讲官商关系，他是个商人，按照清朝的体制是不行的，曾国藩给他授了一个官位。当时这种差事必须有官位，像现在国企必须有行政级别。我曾经讲过这个矛盾，今天没有办法细讲，就是清朝在当时就碰到这些问题。曾国藩让他去干，但你不是官员钱不能给到你手上，财务制度走不到你那，只好给他授了一个很低的官衔，这样他才能拿着这笔钱去美国，最重要的是他鼓动了留学事业，人家会觉得是留学到美国，没有人愿意去。容闳跟曾国藩说了，曾国藩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联合了李鸿章十几个人，结果人家才同意了，朝廷也同意了。他招的都是穷人的孩子，富人不愿意去，当时觉得是丢人的事，穷人的孩子也没有人愿意去，最后摊派，每个县分几个名额到美国去，政府给你钱。还差几个，容闳只好跑到香港招了几个香港人，其中一个就是詹天佑，詹天佑也很戏剧性，他父亲坚决不让他去，后来他父亲一个邻居小女孩的父亲挺喜欢詹天佑，就说我们结娃娃亲，那个人说可以，但是你得把你的儿子送到美国去，詹天佑的父亲才同意，非常艰难。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进步。但后来，产生腐败等重要问题。容闳后来也发现有贪污腐败，必须得有制度变革，这时候就有了维新运动。所以他从洋务派变成维新派，支持康梁维新，他家在现在王府井大街利生体育旁边的一个胡同里面有一个大宅子，是维新派据点。最后那个晚上，就是谭嗣同去说服袁世凯，梁启超他们就在容闳家商量这个事，谭嗣同去了，梁启超等了一晚上，最后说袁世凯不愿意。政变发生，要通缉他们，容闳也属于被通缉者之一，他就跑了，跑到上海，后来认识了孙中山，之后就开始参加辛亥革命，为孙中山筹钱、找人，大批的钱是容闳在美国筹来的。1912年4月，容闳在美国病死了。为什么我把容闳定位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首先我觉得他有超越性，你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几个阶段，他是唯一一个从太平天国，一直走到辛亥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他都没有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总是很超越，能够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太平天国让他当官，他不当，洋务运动他参加的时间最长，也很有地位，但是他觉得腐败是有问题的。他就找维新，走到维新这一步就很危险了，还是体制内的，最终被镇压，维新派多数人一直坚决反对孙中山，后来他又能够抛弃原来维新的观点，跟革命党人走到一起，他具有超越性，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一个特点。
容闳的产生是很偶然的，是他家出生在那个特殊的地点，去了澳门，从澳门又去了美国。作为一个群体性的产生，我觉得还是维新时期。等一下我会具体讲国家观念发生变化，他们开始不对忠不忠于朝廷、皇上有新观点，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重要的观念上的改变，等一下我会具体讲。第二，他们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组织行为方式上，维新派开始集会组织公开的社团。跟传统的秘密会社不一样，是公开的结社，公开的选举，有章程，有规定，你承认就可以加入，过一段想退出就可以退出。而中国传统的秘密会社是反政府的，你加入就不能退，加入了退就要灭掉你。现代的社团，包括现代的政党，后来的政党政治也就是从那产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公开结社的，你可以自由加入，这些我觉得是知识分子很重要的，我认为作为一个阶层，就是从历史维新开始产生的。
其中新的知识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包括数理化，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国家观念的变化。所谓的国家观念实际上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来源，国家权力正统性，正确性，正当性或者合理性这种说法。认为一个统治者，一个国家的统治，他不仅靠暴力，反抗我就镇压你，他是有一套话语和学说，让被统治者从心里认可我统治是正当的正确的，这是我们指的国家观念，这种国家观念从历史上来看有两种，一种以伦理或者以身份制为基础的国家观念，皇权制里皇上就是天子。西方的皇权，觉得教会授权给国王，这代表天，代表上帝。中国更是这样，皇帝就是天子，只要皇朝一确定，大家就从心里认可了天子，几百年以来很少有人反抗，这一种称之为伦理，把国看做是家的一种放大。
第二是以现代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观，因为是从英国的霍布斯到洛克的时候才产生新的国家观，开始没有什么国家不国家，政府不政府，大家谁也不服谁，互相打来打去，谁有力量谁就统治我，他欺负我，我欺负他，后来大家意识到这样不行，必须每个人让出一部分自己的利益，搞一个机构，我们都服从它和它的管理，这个机构我们就叫做政府或者国家。国家不是一个神社，霍布斯觉得国家应该有很大权威，洛克也这样认为，并且把学说发展了，既然国家是人民定契约产生的，国家不能保证为人民牟利的话，可以重新定契约，可以废掉这个国家另外产生新的国家，这是契约论。中国传统把国作为家的放大，皇上代表天子，以天下为一家，国家国家，国是家的放大。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子民，臣民，就不可能改变这个身份。包括儿子永远是儿子，孙子永远是孙子，天子就是皇帝，人民就是子民。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说的很精确，大家可以读一下，我就不念了。从家庭关系推出国家关系，国家相当于一个家，这是一种伦理性或者身份性的国家观，因为每个人在这个体制中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一个身份，无法摆脱，不能突破。
但是现代国家观我刚才讲了，霍布斯、洛克认为国家是人民契约，可以让出自己一部分权利。因为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就是统治者也是定契约一方，不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权力，否则大家可以废掉你。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观念逐渐传入到中国，人们开始直观地知道英国、法国、美国有议会，但是人们接受一种新知识总是从传统的角度来理解，完全没有想到议会的核心是对国家进行限制，限制统治者的权威。人们觉得这个议会的议员是通过地方选举出来，在议会里发言，统治者可以通过议员了解民情，结果认为这正是中国儒家理想所提倡的，要通上下，所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介绍了西方的议会，越来越多，但是总体而言是从通天下这个角度来了解议会。当时的很多书介绍议会都是从这个观点来介绍，等到维新的时期，郑观应在维新前写了一些书，开始认识到议会不仅仅是通上下，更重要的是限制政府和国家的权力，认识不断在深化。到甲午战争前，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议会是限制权力，不仅仅是为了通上下，但是整体而言我们觉得在维新时期产生的。
这时候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的观念，他认为秦始皇之后中国就是专制政府，个人没有权利，举国都没有权利。他认为人民没有权利，国家有。而中国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皇上有权，统治的权力，人民没有权，人民没有权就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梁启超一百几十年前写的，他开始触摸到契约论国家的实质，公开的发表是这样。但他在湖南给学生批语中写的更透彻，他写到君臣都是办事者，君主只是店铺总管，大官只是店铺掌柜，人民才是股东，国家真正主人是人民。当时他只是想我给学生写了一个批语，没想到学生觉得新奇，给家长看了，学生家长都是满脑子旧思想，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言论，反映到上级后，这番言论在湖南引起了轩然大波，湖南说要赶走梁启超，就把梁启超赶走了。结果在北京这个问题反映到朝廷，被说这是什么维新，根本就是想推翻朝廷，皇上是天子，他说皇上只是一个店铺的总管，真正的股东是人民，这是契约论国家。
谭嗣同的观点很激烈，他说生民之初，就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没有上下，没有君也没有臣，更没有民，就是互相打，结果社会乱七八糟，所以大家觉得我们必须选一个人当皇帝，既然皇帝是人民共选的，人民就可以共废，君者为民办事者也，尤其提出现在中国人这个观念要普及还是很难，就是纳税人观念，皇帝其实是纳税人养的。国家从纳税人那里拿钱来，这也是谭嗣同一百多年前写的。他认为国与民分为二，人民没有权，国就不是你的，也不是人民的，谭嗣同这个观点和霍布斯说的一样，但是我现在查不出他多大程度受到霍的影响。因为当时霍布斯的书也没有翻译成中文，但一些传教士报章中会有介绍，而谭嗣同跟传教士关系特别密切。总之，要么他自己独立想出来的，跟霍布斯不谋而合的，或者通过传教士了解了霍布斯思想，这样写出来。这时国家观念实际上发生变化了，维新派从心里不认为皇上代表天子，严复也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利民，怎么利民呢?就是让人民自治，自己管自己的事。其实中国历史在严复一百多年前都这样写的，重要的是他们把中国政治观念的权力引入到中国，应用到有关国家和人民关系的话语中，用权力观念来划分君民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思想史，尤其是国家观念的实质性突破。
梁启超就明确地反对这种民主制只有西方能有东方不能有，这是不可能的，最后他说地球将太平，这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他认为全世界都会有，中国也不能不变，这是100多年前他写出来的观点，梁启超认为原始社会也是这样，现在非洲那些国家也会成为民主国家，他认为这并不是本质的不同，只是一个时间的先后，中国学西方的民主制也能够进入到这个阶段。当时有人认为那个制度只适合西方不适合中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梁启超写文章反驳这种言论，他说日本就学了，所以他认为民主制度是天下之公理。尤其他说人而不能独立，就是奴隶，并且把公民概念提出来。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现代知识分子对新知识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公民概念引入到中国，中国传统的子民、臣民、草民、贱民，这个公民的概念，他有很多论述。他们认为什么是国家，国是民权相继而成，国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什么叫爱国，就是爱自己，因为你有民权，有自己的权利，国家是你自己的权利集成，爱国就是爱自己，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如果人民没有权，这个国家就亡了，所以人民必须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他说政府压制民权，政府穷民不穷自身。如果人民不自己争取权利，就是人民自己的罪过，西方人说侵犯人的自由权利，是万恶之最，他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权利也是一种犯罪。这样划分公权和私权的界限，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私权不受公权侵犯，这也是他们一个观点，因为中国传统观点并没有这样，而认为人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皇上，天子。严复特别警惕，他留学英国时对公权、私权写了很多文章，大家都可以看，都是论述怎么样寻找公权私权。公权不能侵犯私权，他说思想言论，这些不是刑法所能够管制。有的人会造谣，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那是道德上谴责，而不能用刑法。如果用刑法来治理言论自由，那是专制，自由也不将不在，当国会通过三代自制的角度来理解，但是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他们就认识到不是这样的，他们是用契约论国家观，这和中国传统的皇权神圣有区分，我没有办法细讲这个。梁启超1902年就写了儒学和仁政的区别，他认为仁政和西方的自由有根本性的区别，中国的仁政、权力还是来自于皇帝，其实是皇帝有权，但是皇帝应该是好皇帝，像慈父一样对待人民，这是仁政。西方的自由是什么呢?权力来源于人民，是人民自己的权力，权力来源不同。皇帝想当好皇帝就是好皇帝，想当坏皇帝就是坏皇帝，几千年来谁也控制不了，所以他认为还是应该有一套制度。他认为中国传统也有很多这种设置，但是想限制实际上没有效，没有效意味着没有独立，实际上就是皇上行政之下的一个机构。
这些机构不能监督皇上，皇上想废就废，想用就用，你怎么能够监督皇帝呢?这些机构的话，皇上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这还是受三权分立观念的影响，严复也不认为总统自古就有立宪，他认为如果有法律就要立宪，任何国家都有立宪，我们谈的现代立宪是指限制政府的权力，中国没有。他们认为中国由于没有权力都是奴隶，大家都很清楚奴隶社会，谈到中国人是奴隶，很容易想起五四新文化。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反传统不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只是在重复严复、梁启超他们的话，从戊戌维新开始到辛亥革命已经完成了。比如说严复说中国人就是奴隶，不仅仅是一般的奴隶，还是斯巴达的奴隶，而不是雅典的奴隶，雅典的奴隶还有一点基本的权利可以保证，奴隶主只能处置自己的奴隶，不能处置其他人的奴隶，而斯巴达的奴隶是什么呢?只要你为奴，无论是谁的奴隶，谁见到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是说严复说的对，五四时鲁迅说中国人都想当奴隶，实际上还没有严复说得激烈，反传统是国家改变必然对孔孟做出一种批评。梁启超也认为中国都是一级靠一级，实际上最激烈的话，是中国人，什么叫做中国人，就是中国的国民。摇头摆尾的街头游妓碰见一个嫖客，碰见一个有权力的人。再强调，我不是说梁启超说的对，只是说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比五四要激烈，人们都误会五四是反传统，其实还没这个时候反的厉害。他们说西方人把我们当奴隶，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奴隶，这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梁启超1901年很多次谈到个人权利，谈到治学。1903年开始批判人，刚才讲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仁政和西方的仁政权利来源不同，因为在古时候仁政还有，现在人民都成熟了，不应该再仁政，儒家过时了，这是梁启超提出来的。1903年便开始批判什么叫仁，批判孔孟之道。再看教育，同样是1903年强调个人，教育就是要培养个人。批判孔孟，这样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批判了，1908年河南杂志直接批判孔子，1911年批判程朱理学。民主和科学是五四，1914年宋教仁就写到，要有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就此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现代知识分子国家观的产生，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反传统的思想已经完成，五四只是在重复他们的话。为什么五四有影响，一个原因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第二那个时候五四新学，新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多，他们办的杂志影响很大，在梁启超那个时期，他们只是在知识分子内部的一种我影响你，你影响我，而五四把这种观念推向社会，但人们还是误解了，比如说改造国民性。今天没有办法细讲国家观念，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讲政治与学术。在现代，知识分子是有专业的，这种情况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专业要关心政治，由此产生矛盾。中国知识分子和仕有很大关系，而士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在这个关系下，正如梁启超所讲，知识分子一直参与政治。他一九二几年突然离开政治，去办清华国学院。他支持了袁世凯，后来又反对袁世凯，他后面讲到，虽然我不认为自己做了坏事，但是我发现还是被一些坏人利用，我参与到政治里，现在要脱离政治，要办清华国学院，研究国学，又请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来，这是梁启超。
这个书里面讲了胡适、丁文江，以丁文江为中心，他十四岁就到英国去地质的，学成回国，一个学地质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呢?学地质是全国到处跑，都是深山老林，荒郊野岭，他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就比其他知识分子了解的多，尤其是搞勘探要和地方政府打交道。他对军阀很熟，其他知识分子哪认识几个军阀，其中有个军阀他了解比较多。他觉得需要改变中国政治，根据他的地质学专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研究所，即现代的地质研究所，包括数理化。科学要有数理，他编了一套地质著作，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科学数理化的开端。这个时候胡适从事新文化运动，觉得政治很黑暗，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改造，只能通过文化运动，通过启蒙几百年来改变政治。
丁文江是对社会非常了解的人，他留学英国，胡适留学美国，丁回来跟胡适说你做了很多文化的事情。但是政府这么腐败，若不改变政治，文化事业也做不成。胡适说知识分子没有这个力量，丁文江不服：政府腐败，是因为好人不愿意当官，好人认为政治一定是肮脏，他们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丁认为好人要当官，最后劝说成功。胡适，李大钊，蔡元培一波人觉得丁文江跟军阀很熟，活动一下可能还是有机会的。后来真有机会，他们在北京政府支持下成立“好人内阁”，但不到一年就产生矛盾，军阀不把他们当回事，政府觉得关于财政怎么分配我说了算，把他们甩了、解散了。胡适等人感到悲哀：我们一帮文人谈政治，结果是这个下场，很悲哀。但是丁文江始终不服这口气，坚持从政。作为地质学家，他到处跟地方政府军阀打交道，所以很了解军阀。他发现，中国军阀大都没有读多少书，都是草莽上来。他们有能力，有手腕，有魄力，就是没有一个现代的头脑，没有现代的观念指引他们。于是他认为，知识分子改变不了政治，我们可以改变军阀。
之后丁文江与孙传芳合作，孙传芳很器重他，让他管上海，当时上海属于江苏，几个行政划分都和他有很大关系，他行政能力很强，这个时候他跟孙传芳说中国的军官都太旧了，没有受训练打上来的，要办现代军官学校，受现代教育，我帮你筹划办现代军方学校。这时候孙传芳哈哈大笑，说管政治，管行政你比我强，军事我还是比你懂的多，无需劳烦你操心啦。这时候北伐已经起来，因为他适合孙传芳在一起，就因被北伐军通缉而逃跑了。逃跑之后也面临着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尴尬，他想为社会进步做贡献，结果成了北伐军的对立面，这时已经是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形式上统一了大陆，实行党化教育。丁文江、胡适他们从英美留学回来接受不了这种观念，办了一部杂志，叫《新月》，就抨击说学校要自制，你怎么能让党团进来呢，谈到保护人权，保护法治。国民党要求每周一要背总理遗训，孙中山的敬语，他说孙中山很值得尊敬，毕竟是党的领袖，但不能用党的东西统一全国，又和国民党坚决的对立。他们又办了一个杂志叫《独立评论》，批评国民党，和国民党尖锐对立。之后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这时候知识分子在政治中面临着矛盾，这批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突然觉得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可能会亡国，我们却天天批评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中国现在面临的恐怕不是一个好政府，民主政府，但重要的是有没有政府的问题，你管他好坏，只要有政府，就比没有政府强。这时候丁文江突然转过头来说，中国现在应该有一个政府，哪怕是独裁的，专制的，也比没有政府强，能够抵抗日本，我们就支持他。但是胡适和张奚若不同意这个观点，你们希望这个政府是独裁的专制的，但是是新式独裁，胡适说你怎么保证独裁者是新式独裁，而不是像袁世凯那样走向旧式独裁。直到80年代，几十年了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有好几个留学美国的，开始了各种政体上的争论。中国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胡适、丁文江作为代表，有一些人还是相信他们的。觉得在日本侵略面前，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无论它是专制或者其他。正好希特勒纳粹国家主义使德国迅速强大了，斯大林通过几个五年计划，苏联迅速工业化了，丁文江包括胡适到苏联去了一次，感动至极，虽然人民权利牺牲很多，但是毕竟让这个国家工业化了，他们讨论中国是否也应该走这条路，丁文江最激烈，他有一篇文章提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很多贵族流落到上海，你是愿意在专制统治下当一个工程师，还是一个被外国统治流落到上海当白俄，他说我宁愿放弃曾经接受的英美政治制度，哪怕是专制政府我也愿意在下面当个工程师。胡适就不太赞同这个观念，说这个很可怕。这反映中国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起码在那个年代，严格说来按照西方的观点都不是自由主义，因为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什么呢?俄苏经济，英美政治。他们觉得英国美国的民主政治很好，但看到资本主义的贫富不均和经过1929年市场经济大萧条，又相信计划经济，这个严格说来都谈不上自由主义，中国被标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所以计划经济的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他们当时就提出来，我们的口号就是俄苏经济，英美政治，这是他们辩论了很久得出的结论。等到1949年，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做选择，当时张奚若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也是留学美国的，他和胡适的观点一样，两个人是反对丁文江等新式独裁论。这时他们都面临着选择，你是跟着国民党走还是留下来迎接共产党，每个人都在做选择。胡适他觉得国民党不好，非常不喜欢，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跟着国民党走。张奚若非常不喜欢共产党，觉得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坏就留下来了。
胡适到了台湾之后，便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晚年政治思想。他给蒋介石的信里面写什么呢?他说你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失去大陆，那么有力量的情况下失去大陆就是因为腐败;为什么腐败，因为没有权力制衡;为什么没有权力制衡，因为没有多党制。他对蒋说，你曾经要我出来组党，说搞多党制，其实你也知道我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却让我出来组党，不是让我当花瓶么。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这么厉害，干脆国民党分成两党。你不敢分国民党，让他们单独组党。胡适认为到台湾之后这样做还不晚。他把这个信给蒋介石后，蒋介石看完气坏了，在日记里骂他。这时候蒋经国出来，以国军政治部名义出书批了胡适，说胡适宣扬美国的自由民主，是美国人的走狗。我们知道共产党在50年代大陆，胡适也被批的很激烈，被说成是国民党和美国的走狗。两边不讨好，左边说他右，右边说他左，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一种命运。丁文江是在抗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在考察期间的一次煤气中毒中去世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兴起，开始完全是几个知识分子弄起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组成一个小组，其中有一个被忽视的人物张申府，北京大学的数学老师，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图书馆副馆长兼编目组组长，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张申府组成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把张国焘发展过来。张申府后来到天津去发动学生，认识了觉悟社刘清扬，刘说有一个下属成员很优秀，叫周恩来，他们就认识了，一起到欧洲，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他们又一起去法国建立中共旅欧支部，把周恩来发展入党，是周恩来入党介绍人。后来周恩来认识了朱德，周恩来汇报朱德情况，说朱德原来是军阀，现在追求进步，通过跟朱德谈话，觉得应该吸收朱德入党。
后来张申府从欧洲回国，当时国共合作，他在黄埔军校，给蒋介石当翻译，他给蒋介石介绍了黄埔军校需要人，说有一个人很有才干，在法国没有路费过不来，这个人叫周恩来。蒋介石汇了一笔钱过去，周恩来回来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他曾经写了大量的文章，介绍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其中就谈到党建，中国共产党党建学说，最早把列宁那一套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他说一个党必须要有铁的组织纪律性，任何人必须得服从，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个党才有战斗性。还介绍了很多，包括宣称阶级论国家观、专政之类的。但是1925年中共四大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到什么程度，他有不同的看法，在会上跟人家争起来了。他说既然我的意见通不过，你们不同意，我就退出党，真退了。后来赵世炎、李大钊、周恩来都劝他别退，他说一定要退，既然我的意见你们不采纳，我就要退。他写文章说，虽然我退出党了，还是一个左派，但依然要介绍罗素，介绍科学，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介绍斯大林。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所以历史的记忆不提他，总是说共产党领导的。他当时和姚依林，姚是学生，他是老师，在西单十字路口一个西餐厅，他俩在那边商量联络员汇报。
张申府又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抓了，冯玉祥给他保出来，后来抗战，到重庆他也经常在新华日报写文章宣扬民主自由和平、宪政，他积极参加了批判国民党的宪政运动。在宪政运动的基础上成立了民主党派，成立了中国民盟，他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虽然退处党了，但又成了民盟创始人之一。内战爆发，他一直呼吁和平，国共合作，不要发动内战，一直到1948年淮海战役要打响了，他还说呼吁和平，这时候共产党就特别愤怒，淮海战役，我已经胜利在握，全中国都是我的了，你呼吁和平什么意思。突然共产党批判他，他又被民盟开除了，等到1949年之后没有工作了，周恩来还是念了当年的功，给他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好歹有个职务，可以拿工资养活自己。1957年，他有写文章说五四的精神就是放，这倒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反右运动都开始了，他又替张罗联盟辩护，被打成右派，到1980年才被平反。
张申府的一个学生，清华大学的教授赵俪生后来写的回忆录说，六几年有一次在北京，在琉璃厂碰到他的老师，觉得非常晦气。老师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竟是麻衣神像，相面的书。我后来写文章开了一个小玩笑，说二十年代会看相就好了。刚才说到张申府曾经是北大图书馆编目组的组长，下面有个抄卡片的南方人，这个年轻人一口湖南话，卡片必须公公正正的，而这个人抄得龙飞凤舞，别人都看不懂。张就命令重抄，年轻人又重抄一遍，还是龙飞凤舞，于是他每次都非常愤怒让重抄。这个年轻人是毛泽东。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张很愤怒，扇了毛泽东的耳光。我就此采访过张的家人，他们说听到过这番谣传，也问过张，张说绝对不可能，最多可能就是非常气氛，毛一遍一遍龙飞凤舞，说重抄时张把卡片一推，弄到毛身上。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提到：北大有一个名教授张申府，当年是我的顶头上司。所以我说如果他在二十年代会看相，恐怕就不会对湖南来的农村人这个态度了。
我又想起来了杜月笙一句话，因为杜月笙是上海滩码头上卖水果，慢慢混起来的。他自己连杜月笙三个字都不会写，但是成为上流社会要签支票，要签杜月笙，有人嘲笑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所以他认为得学会杜月笙。有人教他，一笔一笔慢慢学会杜月笙三个字。杜月笙说了一句话，不识字不要紧，不识人可不行。想当年张申府没有看懂毛泽东，落得个那样的下场。
刚才讲张申府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他提出口号：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力图把孔子的人和科学打通，把孔夫子列宁和罗素打通。他三十年代就写文章，中国文化本体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的文化，里面明显受到张申府的影响。谈到中国应该有民族的形式，不得不提，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个是陈翰笙，他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后来回国，也是23年经过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东方情报组成员。他作为这个小组的成员，负责情报工作。他在美国学的经济，在德国学的经济社会学，又在北大任教，在中国研究院，当时叫中央研究院，他培养了一批学经济学的年轻人，去搞农村调查，他培养的人都是谁呢?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等，他领着他们运用在美国学的社会学方法、调查方法让他们去搞农村调查，根据这些调查，他们在30年代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们论证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从小就要读这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就说中国一步一步从半殖民地过来，我们共产党人面临社会矛盾应该怎么办。如果说没有前面，你首先要做一些文章，来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毛泽东一点论证没有，因为他不需要论证，前面的人已经替他论证了，并被很多人接受了，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起新民主主义运动。陈翰笙1923年入党，他的关系后来从共产国际转到中共，后来成为我们楼上世界历史所长，我还认识他，一百多岁去世的。我认识他之后，想靠他当年所在共产前的那个情报小组了解情况，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讲，最后都带到坟墓里去了，我觉得他很智慧。表现在哪儿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是1923年党员，曾经留学美国、德国，理所当然的，周恩来邀请他当外交部副部长。他婉转拒绝了。他说我还是做个学者比较合适，在北大或者中国科学院做研究。文革中他既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又有自己的原则，大家都佩服他一点。文革时期，他看到学生荒废，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就把周围的一些邻居小孩召集起来，教他们外语。之后他辗转想方设法让别人去找到一个小女孩跟着学外语，就是刘少奇的小女儿，在那个年代专门让别人找到刘少奇女儿跟着学外语，那是需要非比寻常勇气的。
还有一个人，名字大家都熟悉，但是提起他，恐怕公众对这个青年的具体经历并不熟悉，他就是闻一多。闻一多从20年代起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诗人，诗人性格是比较激烈的，20年代有几次直接在学校里面和共产党学生斗，他们组织会议，共产党学生来闹事，他作为老师，敢跟共产党的学生发生肢体冲突。时间推移到30年代，他来到青岛大学，在那里担任校长，镇压学生运动，后来又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有一段他苦闷至极，不想写诗，便去研究中国古典，之后讲课也完全不谈政治，只谈文学。但是有一次他突然爆发，因为西安事变，他非常愤怒，在课堂上谴责张学良，军人居然扣留国家元首。后来清华大学的教授联名发布声明，谴责张学良私自扣留国家元首，国家现在面临着日本的侵略，情况危机，应该治罪，这次谴责张学良的执笔人是朱自清。
抗日战争爆发，所有人撤退至长沙，之后徒步至云南，这使他们对社会的了解逐渐增多，直到他们抵达昆明西南联大。这时候教授和学生都很困难，校长梅贻琦夫人，甚至每人分了蛋糕都会拿到街头去卖，闻一多会刻章，他刻章，人家给点钱做额外的补贴。这时候的闻一多看到国民党腐败，产生离心倾向。其中有两件事使他最终决定支持共产党，第一个是蒋介石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之命运，这个书本质上是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外来的，与要批评民主自由，这也是外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最好的，在此基础上来建立未来的中国。闻一多看了这本书很是惊讶，这就是我心里崇拜的领袖的观点吗，这是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里面的“义和团精神”使他颇为吃惊。此时恰逢1944年豫湘桂大撤退，这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开始胜利，豫湘桂是中国是最后的防线。如果这么好的地理条件，还大败，国民党还能走下去么?证明他没有这个能力领导中国。而这期间有几个人一直在不间断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个是他的学生吴晗，吴晗坚持他应该读共产党的书，并且悄悄地给过他一些毛泽东的，类似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左派书籍给他看，比如新华日报。另一个是当年留学美国，后来私人关系一直很好的罗隆基，他当时也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一直在做闻一多的思想工作。他还认识了当时的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华属于知识分子型，特别有学问，跟闻一多开始谈历史，谈文化，等等，闻一多彻底被征服了。觉得共产党的宣传部长居然是学者，他一下就发生180度大转变：国民党不行，我坚决支持共产党。于是闻一多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旗手，后来以被暗杀谢幕。这是他的思想的转化。
做他的工作，让他接受共产党的人，是上文提到的南方局的宣传部长，该部长在50年代初被抓，1972年病死狱中，到80年代才得到平反。之后反右运动中的罗隆基大家都知道。还有被文革迫害的吴晗，这三位恰恰是对闻一多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起到重要作用的人，所以通过这12个人，我选择了其中一些点，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部分心路历程展示出来。
第二，传统文化究竟有何作用，怎样用。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问题，直到现在大家还在讨论。前面讲到胡适，一个新文化的领袖，为什么1922年突然提倡国学?他想通过国学里面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论证中国有一种科学精神。通过人们科学研究发现，机制是一样的，只是中国不像西方，西方有对大自然的探索和现代科学，中国将这些运用到文本古文字的考据，但精神是相通的，中国文化是可以接受世界文明、普世价值的。我在第二篇文章中谈到中国1990年开始谈国学，目的很明确，通过对国学、传统文化的研究认识到中国文化、历史是独特的，普世价值是不适合中国的。从哲学的术语来讲，胡适的正理国学与现在弘扬国学，就是能指相同，所指相反。胡适想通过国学研究强调中国文化应该积极融入到世界文明之中，而现在强调国学，通过公开发表的社论讲解，使大家认识到中国文化是特殊的，中国历史是特殊的，外国的其他制度是不适合我们的。现在文章写的比较多，直接把国学、传统文化和国家文化安全联系起来，包括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什么时候开始清明、端午、中秋节放假，人民日报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利用一批传统节假日弘扬传统文化，作为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方面。
陈独秀认为，我们谈论应不应当爱国，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国家。最初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们纷争的机构。高一涵在新青年连续发表观点，国家是人们之归宿，国家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人民为了国家，这都是1916、1917年写的，已经将近100年了。陈独秀写这个更早了，1914年左右，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之做牺牲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自由的权利，如果不是这样的，国也存之无所闻，亡之无所系。近两年讨论制衡权利，可以说还是上一代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也仍然是这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所以此时谈知识分子，确实具有很深刻的现代意义。
【提问环节】
1北大陈浩武
听了雷老师的讲座我感慨万千，他弥补了很多知识的空白，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还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来精神的转移，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雷老师。最近在写一些文章的时候，涉及到一些史料，甲寅和《新青年》这两个杂志，当时他们在价值观和对待中国领悟上，分别凝聚了不同的知识分子。现在青年一代对《新青年》都相对比较了解，大部分人对甲寅了解甚微，这两个杂志当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差别在哪里?这两本杂志，他们所体现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最近走中东、中亚比较多，对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也有一些关注，像孙中山、袁世凯这类人，与伊朗的巴列维和土耳其凯末尔，他们作为领袖，在整个转型当中，有什么差别，从文化的层面上能否做一些解释。
雷颐：
谢谢，第一点甲寅派，我没有专门做研究，但是甲寅是章士钊主笔的，比新青年要早一年，他更精英化，即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主办的，文言文味道比较浓。陈独秀经常在上面写文章，说明两者价值观有一定相似之处。章士钊也是留学英国，后来当律师，虽然他当了教育总长，价值观还是有一定相同之处，差异在于他不会像新青年那么激烈。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在1995年发表《白与黑》，谈论巴列维白色革命被黑色革命所推翻相关历史详情，当时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发生在1963年左右，在当时的情况下，等同于伊朗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举步维艰。因为当时宗教的因素影响很大。但是这个革命得到了人民知识分子大量支持，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伊朗迅速地发展，高速地现代化，其中一个标志就是1974年举办的亚运会，宏伟巨大的场面无一不表明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伊朗拒绝政治改革，我专门提到这一点，并且举出大量的例子。拒绝政治改革的后果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贪污腐败盛行，人们总是生活在现实中，并不考虑之前或者之后。尤其是皇家的人，贪污盛行。这时候美国基于苏联冷战的需要，希望伊朗稳定，眼看伊朗贪污这么厉害，便跟当年指责蒋介石一样，说你必须提倡民主，伊朗巴列维拒绝，坚持伊朗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理论在伊朗不一定适用，没有办法实现民主。但是伊朗也意识到了自身问题，成立了皇家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后是打了一些贪官，但是碰到一些真正的皇室大老虎还是打不动。刀刃再锋利，也削不到自己的刀柄上。这时候腐败越来越重。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德黑兰等大城市需要建设，大量农民进城。伊朗的农民和中国的不一样，那个时候伊朗受宗教影响颇深。德黑兰那时相对放松，伊斯兰却是比较严格的，巴列维也很放松，女的穿超短裙等现象也屡见不鲜，这和伊斯兰的观念完全相对。农民进入德黑兰后，觉得我们生活这么惨，你们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心里更加不满。此时美国人一次次提醒巴列维有危险，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巴列维就是相信伊朗人有自己的传统，西方理论不适合这里。结果伊朗被自己打败，因为贪污腐败太过严重。1963年冲突中，霍梅尼在流亡巴黎，但是一直坚持道德的清高和廉洁。高尚的道德，开始不被接受，后来人们逐渐接受了。人们甚至觉得这个社会要烂透了，一个道德圣人出现是需要的，霍梅尼这时候开始有自己的市场了，支持霍梅尼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直到1979年爆发黑色革命(由于起义人员身着黑袍，故而称之为黑色革命)，将巴列维推翻，然而巴列维到美国，仍然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说年轻人跟着起哄，批判我们，是因为不了解历史，盲目崇拜西方，直到临死前他还是这个观点。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众是按照原伊斯兰教义主义来反对巴列维的，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是秉承西方民主自由反对专制，这两部分人联合起来推翻了巴列维，之后霍梅尼上台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西方的采取镇压措施，比巴列维更为冷漠，后来这些人流亡到巴黎，至此他们发现霍梅尼还不如巴列维。当时写这篇文章，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你如果不搞民主政治改革，就会腐败，就会使一部分人怀念毛，这是现实的腐败造成的。实际上如果真正复辟那是很可怕的。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当时舆论非袁莫属，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所有革命党人连一个县长都没当过，人们怎么信任你能把整个国家管好。袁世凯在位几十年不管行为如何，能力是大家公认的，于是希望他出台迅速消灭战争，所以南北迅速结束对峙。袁有行政能力，当然跟他自己狡猾逼清政府也有关，可惜他后来要称帝，国会什么也根本不把袁放在眼里。孙中山经历了辛亥革命成功的革命成果被袁世凯夺走的悲痛，以及后来陈炯明叛变，这一切使他觉得中国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觉得苏联那一套很有效，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的情况。
2. 提问
我是70后的后学，一直喜欢历史和经济史。您讲的很多关键性人物，他们不可谓学养不深厚，资历老，也有影响，比如说胡适。在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们虽然涉入很深，但是似乎对国家道路的发展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不是真的应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一个说法。当下知识分子，比起前贤，更缺少独立的人格，由此我想问当下的知识分子到底对我们国家的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
第二个问题，您后面谈到了一些国家对这方面的倡导，海外有一个说法，习近平第一次去曲阜，第二次去北大，第三次出席国际儒联大会和孔子诞辰，据说那个会议事先参会者不知道他会出席，结果他临时出席了，做了2000多字的演讲，同时在他的一系列的讲话当中，对传统文化也做了深入论述，比如说在政治局委员会议上提到了传统文化有很多治国理政的先进理念，强调法理并重。可是你刚才又提到，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国家的发展似乎不具备这种根本决断性，你怎样评价或者解读习总三次标志性的行动，谢谢。
雷老师
第一个问题，因为整个中国从近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基本上处于混乱之中。这时候有枪便是王，谁有枪谁说的算，丁文江比其他人更加清楚看到枪杆子的厉害，他说要改革军阀，最后几次改革都不成功，便说了一句话，个人认为这句话能说明他对中国政治很了解，起码对于当时的中国政治。他说：最后我发现在中国政治中必须书生和流氓配合起来。这也是在那个年代靠枪杆子说话，而不是靠理说话的一种悲哀，知识分子主要是靠理论，靠人说，靠理想，靠理性来说服别人。但在中国的那个年代，几乎是靠枪杆子来说话的。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是在公民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要凭着自己的理性，通过自己的知识、学养来发挥作用。对政府的政策正确的要支持，为什么支持，这个政策为什么正确，要给出论证;如果觉得不对，要进行理性批评，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他这样做的错误在哪里。无论是建设的、支持的还是批评的，都应该是理性的。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彼此讨论。我不太懂经济，关于政府救市，我完全不懂，没有办法判断应该不应该，但是我喜欢看不同的观点在那里谈论，应该怎样救，或者说根本不应该救，有的说应该救，有的说救的方法不对，有的说应该做成创业板，有的说蓝筹，更多说出一套观点来。在所有大的问题上都应该这样，让理性发声，说出不同的观点，这是现在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传统文化。第二篇文章里面讲到了，从1990年开始的这个趋势，对意识形态做出了调整。共产党1921年正式成立，1922年胡适提出，共产党一直是批评的， 但1989年之后，1990年突然做了大调整，认为传统文化对稳定社会是有好处的，决定开始支持传统文化，所以第一个标志是有一些杂志，举行大型会议，一篇篇文章批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那个时候就把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开始区分开。其中从来没有过的是1993年8月份人民日报用一个半版发表一篇文章–《国学在燕园重新兴起》，紧接着第二天头版人民日报评论原文章《久违了，国学》，那个时候国学并没有太热。之后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央视紧跟着步伐，慢慢国学越来越热，直到现在。因为他也觉得意识形态，从前是只强调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现在更加依靠民族主义的叙述方式，更多的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你是70后，可能在90年代初期看过中宣部统一推荐，100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从1990年吸取了1989年的教训，把爱国主义推到很重要的位置。
书友总结发言：
顿世新：听雷老师讲座时我心里在想一个问题，又不好意思问，因为都已经说了我做最后发言。我想中国知识分子孤寂百年，是一个很沮丧的描述，很孤寂的一百多年。这孤寂百年，是什么造成的，一般我们说的比较多是制度。一个制度可能带来一种孤寂，就是知识分子这条线索和时政权力、统治权力的线索，这两条大体上没有太多交流，所以他很孤寂，如果结合很好就不孤寂了，就是携伴而行。之所以孤寂是因为偏离国家主线，一直没有处在同一条线上，或者说是处在次要的位置上，没有到应该的尊重。
很早我也关注容闳，专门到耶鲁大学看他的文章，看照片。那个时候走在最前面的知识分子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很大一部分是反传统，今天雷老师PPT里面也说了，甚至要消灭汉字，然而最后的制度跟当初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干的事并没有关联。
因为工作的性质，我跟台湾接触比较多，台湾的内阁马英九，27个留学的博士都进入到他的内阁，内阁因此基本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知识分子主导的。他当时不让选举的人进入内阁，不让选了立法委员和市长进入内阁。这种做法表明知识分子很孤寂。国民党的一批专家学者下海，便支持民进党知识分子，那又如何?马英九下台后，他的内阁成员又跑去做学者、教授，反而使一些年轻人要组阁。这就是咱们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孤寂的，尤其台湾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