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到了当年在团中央担任中基层干部多年之后的令计划真正被团中央高层所重视是1988年开始的。此文刊出后有读者向笔者推荐网络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令计划其实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被从小县城调进团中央之始即开始受到团中央高层的器重，理由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高占祥提拔了令计划当自己的秘书。
持此说法的网文内容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令计划就被安排为团中央书记处主管宣传的书记高占祥的秘书。按照编制规定，高占祥这一级官员还没有资格配有专职秘书，但他的工作极其繁重，确实需要一个专职秘书，于是组织部门采取了一个变通办法：令计划名义上还隶属宣传部，但是全职跟随高占祥。高占祥分工主管宣传口，这样一来，哪怕就是团中央宣传部长，对令计划也要另眼相看。
该文中还说，王兆国、胡锦涛等人在1982年秋冬先后被邓小平、胡耀邦调到团中央，党中央本来有意让团中央书记处老班子中的高占祥再留一段时间，对这些新手“传帮带”，但事到临头突然有了变故，于1983年年初调任河北省委书记，为四把手。
高占祥在去石家庄前徵求令计划的意见，是否愿意随自己调任河北？令计划盘算一番，认为还是留在团中央更有前途，就婉言谢绝了。倘若令计划一直跟随高占祥，就不一定有今日的辉煌了，因为高占祥后来的仕途停滞不前：历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2001年退下，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笔者早在令计划还是中办副主任的时候，即就令计划在团中央时间与胡锦涛是否有交集的问题向令计划在团中央时期的顶头上司采访过，该人士的说法是，令计划真正担任高占祥秘书不是在团中央，而是在高占祥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相当于如今的副书记）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高占祥在团中央负责宣传工作期间，令计划不过是宣传部办公室的一个普通干部。高占祥离开团中央的时候，向时任团中央负责人请求安排一个干部随他到河北省委工作，因为他自己不愿意河北省委给他配秘书，团中央征求了令计划的意见，告诉他可以“借调”方式随高书记前往河北，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决定是回团中央还是把“工作关系”也转过去，令计划同意了。
在河北省委工作的时段大致是1982年后两个月和次年上半年。1983年中令计划终于因为舍不得好不容易得到的北京户口而向高占祥辞别，但回到团中央之后新班子的成员都对他十分陌生，只是随便给他安排了团中央宣传部报刊处的一个普通位置，于是便有了令计划自己要求“脱产”学习，利用两年时间获得一个中央团校大专文凭的故事。
从团校毕业后的当年令计划便被安排为副处级，1888年，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二把手李源潮说服常务书记刘延东将自己领导的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令计划提拔为团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正如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那样，令计划这位胡锦涛时代的“大内总管”早先还是团中央书记处李源潮手下的“小内总管”。也正是李源潮在团中央期间一再为他令计划美言，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才进一步把他提拔为团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
1993年初宋德福把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交给李克强之后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和国家人事部部长、党组书记兼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两年之后，李源潮请他宋德福出面调令计划到自己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外宣办任理论局局长，而正在在主持为中央办公厅等中直机关核定机构编制的宋德福也指给了令计划另外一个去处，即新扩编的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于是，令计划选择了后者。
网上一篇题目为《一朝天子一朝臣 中办调研室易人》的文章介绍说：中办调研室可算是中国现行党政组织体系中，离领导人最近的一个核心智囊秘书机构，是中央最高层的贴身秘书班子，向来也比较神秘，鲜为外界所知。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党务方面的文件起草、政策调研。下属机构相对较为灵活自由，曾按照职责分为政治组、宣传组、群团组、统战组，也曾按照编号为一组、二组、三组，对应为不同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服务，因此也会随高层领导的变化而随时进行重组。这与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有明确固定的机构编制存在明显区别。
因此，许多中央高层的秘书往往都安排在中办调研室，随侍左右，以能指挥自如。如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曾担任调研室三组负责人、副主任、主任，辅佐时任政治局常委胡锦涛。
现任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赵胜轩曾任中办调研室副主任，是令计划担任该室主任时的副手。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张建平曾在中办调研室政治组、群团组工作。在令计划晋升中办主任期间，赵胜轩、张建平成为仅有的两位副主任。知名法学家夏勇2005年由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调任中办调研室副主任，成为高层在法律方面的智囊，后调任国家保密局局长。2013年3月两会，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全面接掌党政军大权、胡锦涛裸退之后，赵、张、夏三人在一个月之内全部被调离中办系统。
该文中说得不全对，事实上令计划初到中办调研室任三组负责人时，并非所谓“辅佐胡锦涛”，而是负责从理论和宣传的角度接受政治局常委会指派的调研任务。事实上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会内是江泽民亲自为理论宣传口把关。
这个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在令计划调进之前还是一个正局级编制，名称是也调研局，正是令计划的伯乐宋德福担任中编办主任期间帮助中办系统把这个调研局改称调研室，升格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直属机构中的副部级单位之一。自此，这个中办调研室的各个分组便都是正局级单位了，所以令计划自调进中办系统第一天即已经成为正局级干部，1998年升任中办调研室主任起便享受副部级待遇了。
2000年中，已经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身份兼任调研室主任的令计划又被宋德福拉进中编办，担任自己手下的副主任之一，这等于是让令计划在向“大内总管”宝座迈进的同时又开始染指高层组织工作了。
这个中编办被中官方媒体称之为“身跨党政的特殊机构”，官媒有专题文章介绍它说：一向在公众眼中颇为神秘的中编办，在低调了近20年后日益透明。
中编办的全称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它是中央编委的常设正部级办事机构，既是党中央的机构，又是国务院的机构。它所担负的职能既是政治属性的，也是法治和管理性质的。
解决部门间的职权交叉矛盾，是中编办权力的一部分，而它的身影几乎贯穿每一场行政体制改革的始末，并且掌握全国党政机构和公务员的编制命运。只有在中编办审核同意设置的机构和核批的编制范围内，组织(人事)部门才能配备人员和核定工资，财政部门才能列入政府预算并核拨经费，银行才能开设账户并发放工资。
中编办设置综合司、一司、二司、三司、四司等5个内设机构，一司主要负责党中央部门、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群众团体机关、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机构编制，二司负责国务院机构编制，三司主要面向地方，四司负责事业单位。
共产党政权一向有“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说法，而这个中编办除了对军队那一块不能染指，其他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大专院校（事业单位），从“公检法”到“群众团体”，从“民主党派”到科研机构（事业单位），其机构编制都是这个中编办说了算，真真是权大无边。如此说来，令计划日后能在整个中共政权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营建起一个庞大无比的“团团伙伙”，一开始就是宋德福给他提供的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