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尽管中共对成立独立的民间组织限制重重，使得公民自组织缺少合法有效的依托，但是从已经发生的各种事件中，仍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雏形和公民自组织的技巧。例如，艾未未借款交罚单一呼百应；公民围观支持被审判义士；薛明凯之父“被死亡”后立即出现的公民权利观察团，以接力方式奔赴曲阜对当局提出质询和疑义；访民抱团聚集，交流信息，相互支持，集体上访等。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中可以找到很多。说明当事者和支持者已经认识到，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必须互相支持；社会中不同的人群之各项合法权利都需要一个依托平台——独立的民间机构。
这就是当下中国公民社会的认知基础，以及在这个认知基础上出现的各种公民行动或运动，所有这些构成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由于腐败和行政不作为比比皆是，可以预判，权利受侵犯者和要求落实宪法保障之各项权利的公民会越来越多，信息传播面和启蒙面将越来越广，公民社会将从雏形走向发育成长。公民社会运动/公民运动不同于政党运动，而是追求社会问题的话语权，处置权；以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等，但她同追求政权的政党运动必须要有良好的沟通协调。
从中东茉莉花革命中可以看到，突尼斯和埃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变局。埃及的民间组织宗教色彩浓厚，组织运作散乱，起不到稳定社会作用，无法支撑宪政民主架构；托尼斯民间组织发达，宗教色彩淡化，自组织和自协调能力强，成为稳定社会，支持政治转型，并与各政党很好合作的非政治力量。从中可以看出公民社会或成熟的公民社会在走向宪政民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受到限制，公民社会难以组织不同权利的保护机构，但是，当下中国存在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腐败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人权问题等，多如牛毛，中共既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有些问题也不想解决。这就为初成期的公民社会发育，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互联网上的公民社会其实早已形成，意见领袖就是号召人。中共对意见领袖进行统战收买分化打压，形成了一定破坏力，使得网络大V的威力有所减弱。但最近央视曝光东莞扫黄，却招来一片责伐声，说明网络和社交媒体等仍具有传播快，启蒙面广的作用。实际上，有心人士一直在利用网络传播和启蒙。然而，发起一项公民运动难以在网上公开进行，这会暴露发起人和时间地点等，需要有公信力的号召人秘密或“技术性的”组织，就像这次援助民主义士薛明凯的复杂过程。公民运动从虚拟转向现实的行动派一方面备受打压，另一方也不断丰富了经验。中共的所谓网格化维稳和判决著名人士，使公民社会经常处于碎片化状态，难以汇聚成大川。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公民运动可以秘密筹划，公开进行。除了对影响大的突发事件做出反应外，网络启蒙（尤其是国内网）应该长期坚持。
以上的讨论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独立的人权机构，工会，农会等，广大公民的合法权利必然遭到肆意践踏；公民运动如果碎片化进行，维护公民利益的组织化程度就低，影响和启蒙面都不会大。所以，由行动派组成的公民运动，应当显示出催促公知公开探讨独立民间机构的热情，要求公知对限制民间组织提出法律质询，要求公知支持民间的独立社会组织。这些都可以在网络上操作，大部分公知都写博客和微博，跟帖或评论就可表达意思。与此同时，对官方的人权组织，工会，红十字会等，进行批判，揭露其欺骗舆论的本质。目前，较大的冲突就是反腐维权VS高压维稳，行动派和访民经常受到身体伤害，只有通过持续的揭露和抗争，才能逐渐减轻自己受到的伤害。
公知的启蒙和行动派的实践共同打造的公民运动，除了具有传播和互相鼓励作用外，更能激励尚未抗争的受害者加入到公民运动中来。公民社会已经出现的活动形式多样，例如，登记民间人权组织，法学质询，反腐维权，街头举牌，行为艺术，饭醉议政等。这些活动应该可持续地进行下去，尤其是登记民间组织和法学质询不能停顿。这些行动都得到了维权律师的支持，因而更具有启蒙和激励的作用。在近年来的公民运动中，已经涌现出一支人数可观，坚定支持宪政民主的律师队伍，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行动派中有少数人觉得中国的公民运动没有什么规模，故谈不上什么公民社会。岂不知初成期的公民社会只能是这样，你们行动派就是重要的种子，是星星之火。
目前，以行动派为主的公民社会可以关注两大群体：一是访民，二是良心犯及其家属，争取扩大公民社会的范围。当下，公民社会要尽量避免介入政治意向强烈的街头运动，不给中共打成政治犯的口实，而是要保存实力，拓展实力。现在，已经出现了两波律师呼吁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事件，公民社会的焦点可以聚集在此类权利案例中，借此推广权利意识。这类权利案例涉及到：暴力拆迁，暴力征地，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行政和财政透明化，维稳经费透明化，官员公示财产；反对超发货币，反对高房价；反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和保障食品安全；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等。论道派和行动派可以采用秘密协商的方法，结合突发事件和上述各项权利保护，有节奏地发起公民运动。
榨取型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就是剥夺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选举与被选举权；而在中国连宪法赋予公民的很多权利都无法落实，突显了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让公民在没有安全感中生存。但是榨取型政治制度必须掌握绝对权力才能做到集权，而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进而使其行政效率极其低下，时刻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就为公民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提供了活靶子。为了支撑这个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必然也是榨取型的：土地官府所有，国营企业掌控经济命脉；银行，保险，股市等金融机构由国营企业垄断，用以维持经济运行的血管。经济制度榨取的对象包括：私营企业，劳工，农民等。这三者是这个榨取型政经制度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可惜的是，这种制度重在榨取，所以无法造就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导致基数庞大的底层民众只能维持温饱，所谓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搞出了金字塔结构的分配模式，上层政府聚敛最多，中间企业，底层温饱大众。由于大部分私营企业和温饱大众基本上被榨干了，变成了“贫瘠板块”，腐败的官营经济很快会失去支撑，从而危及榨取型政经架构本身。在这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中，贪腐加违法乱纪的案例比比皆是，造成了数十上百万的访民，官员就是访民的活靶子，上访举牌拉横幅等极大地启蒙和扩散了权利理念。现在中共作出规定不受理越级上访等，访民必然会有新的应对方式以伸张正义。
从经济变迁和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也能得出结论，当下正是中国具备孕育出公民社会的各种条件之际。经济变迁使官僚阶级首先富了起来，其次是一部分私营企业家，官商勾结变得流行起来，官场上刮起了奢靡之风，迫使企业跟进搞奢靡。这成了官场文化，很快影响了全社会，人们的观念跟着官场转，出现了拼爹，比富，形成了官二代和富二代概念，最后演化为土豪文化：做事一掷千金，出国像暴发户，缺少教养，只有钱可以炫耀；排斥艰苦创业，不理解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意义，不懂人权和宪政，中国的土豪文化让全世界都腻透了。与此相对的是，大量低层民众并不认同官场文化和土豪文化，他们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合情合理做人，一旦他们的权益被无处不在的官商勾结肆意侵犯，只要有人带头抗争，其他人必然跟进。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正义之士（行动派，公知等）呼吁维权抗争是再天然不过了。只要经济变迁和文化变迁产生互动，公民社会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公民运动有碎片化的倾向，但高投入，零产出的“维稳产业”也成了经济的包袱，严重影响了总体规划。
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著作中，一般都认为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就产生了中产阶级，他们是变革的推动者，又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可以成功的推动一个国家走向宪政民主。但是在中国，组成公民社会的主要是基数庞大，收入不高的民众，以及一部分律师和公知。大部分白领否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不认为自己所属的阶层对社会有多少影响力。最能解释这一现象的是，极权主义收缴了人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施舍也有限，使社会相对于政府，没有什么活动空间，或活动空间极其有限。这就是初成期的公民社会所处的政治环境，只有一条路可以获得权利，那就是抗争、抗争、再抗争。也只有经过无数次的抗争，才能壮大公民社会，锻炼公益人才。
上面的讨论给读者一个印象，现在的公民社会很弱小，中共又处处设限，时时打压，容易使人产生困难情绪。其实不然，即使在疯狂打压下，许志永倡导的新公民运动不但开展了，而且深入人心；对薛明凯事件的快速反应，证明了有组织人才和一定数量的中坚人士。这些都为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就是经济社会发生变化，出现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状态，这种状态很快就会到来，行动派除了要有点耐心，还要做好足够的准备。那就是中国经济在2014-2016年间爆发系统性危机是大概率事件，随后的10余年，经济社会处在萧条不振之中，失业大军随处可见，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大面积瘫痪，维稳产业效能极大地受限，这就为公民运动壮大提供了重要契机。
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中国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显示出衰退的迹象。当时的胡温政府决定救市，出台了4万亿（实际远超这个数）投资计划，拉动经济走出低迷。除了中央政府超发货币，地方政府也大肆举债，上马了大量项目，楼市泡沫开始出现。增长模式仍依赖投资，出口，消费；房地产成了重要的支柱产业。每年广义货币大比例增长，地方政府靠举债和卖地维持投资，生存，债务泡沫逐渐形成，并与楼市泡沫和货币泡沫一起，越吹越大。在此期间，开发商和官府联袂推高地价和房价，出现了大量强拆，暴征事件，暴力冲突和镇压以及上访数量呈爆发式增长。虽然胡温救市躲过了一劫，但后患却更大；受害民众则象征着认同公民社会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其中很多人加入了公民运动。
习李上台后，经济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环境危机如影随形。首先是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不利于就业，影响稳定；其次是地方债务，不举债难以生存和维稳，债务危机一触即发；再次是楼市泡沫，破裂会导致一系列泡沫破裂，但又不能再印钞去支撑楼市，进退两难中等待破裂；最后是货币泡沫，人民币与美元的对决也已经开始，没有人怀疑美元的霸主地位会被撼动。泡沫经济的破灭就在这3年中，经济社会政治都可能出现危机，严重影响稳定。习政权成立国安会和深改组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应对不稳定。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民对立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经济社会政治环境领域一旦出现危机，会否出现无预警民变？维稳产业断供和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使其失灵，对公民运动的打压会极大地削弱，公民社会的春天不就来了。随着危机的深化，政党活动必将被激发出来，在公民社会的支持下，可以与中共对话，只要公民社会足够强大，将有可能迫使中国走上政治转型之路。对于公民运动的先行者来说，已经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组织资源，就看如何用好这次契机了。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教师）
尽管中共对成立独立的民间组织限制重重，使得公民自组织缺少合法有效的依托，但是从已经发生的各种事件中，仍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雏形和公民自组织的技巧。例如，艾未未借款交罚单一呼百应；公民围观支持被审判义士；薛明凯之父“被死亡”后立即出现的公民权利观察团，以接力方式奔赴曲阜对当局提出质询和疑义；访民抱团聚集，交流信息，相互支持，集体上访等。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中可以找到很多。说明当事者和支持者已经认识到，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必须互相支持；社会中不同的人群之各项合法权利都需要一个依托平台——独立的民间机构。
这就是当下中国公民社会的认知基础，以及在这个认知基础上出现的各种公民行动或运动，所有这些构成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由于腐败和行政不作为比比皆是，可以预判，权利受侵犯者和要求落实宪法保障之各项权利的公民会越来越多，信息传播面和启蒙面将越来越广，公民社会将从雏形走向发育成长。公民社会运动/公民运动不同于政党运动，而是追求社会问题的话语权，处置权；以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等，但她同追求政权的政党运动必须要有良好的沟通协调。
从中东茉莉花革命中可以看到，突尼斯和埃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变局。埃及的民间组织宗教色彩浓厚，组织运作散乱，起不到稳定社会作用，无法支撑宪政民主架构；托尼斯民间组织发达，宗教色彩淡化，自组织和自协调能力强，成为稳定社会，支持政治转型，并与各政党很好合作的非政治力量。从中可以看出公民社会或成熟的公民社会在走向宪政民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受到限制，公民社会难以组织不同权利的保护机构，但是，当下中国存在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腐败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人权问题等，多如牛毛，中共既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有些问题也不想解决。这就为初成期的公民社会发育，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互联网上的公民社会其实早已形成，意见领袖就是号召人。中共对意见领袖进行统战收买分化打压，形成了一定破坏力，使得网络大V的威力有所减弱。但最近央视曝光东莞扫黄，却招来一片责伐声，说明网络和社交媒体等仍具有传播快，启蒙面广的作用。实际上，有心人士一直在利用网络传播和启蒙。然而，发起一项公民运动难以在网上公开进行，这会暴露发起人和时间地点等，需要有公信力的号召人秘密或“技术性的”组织，就像这次援助民主义士薛明凯的复杂过程。公民运动从虚拟转向现实的行动派一方面备受打压，另一方也不断丰富了经验。中共的所谓网格化维稳和判决著名人士，使公民社会经常处于碎片化状态，难以汇聚成大川。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公民运动可以秘密筹划，公开进行。除了对影响大的突发事件做出反应外，网络启蒙（尤其是国内网）应该长期坚持。
以上的讨论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独立的人权机构，工会，农会等，广大公民的合法权利必然遭到肆意践踏；公民运动如果碎片化进行，维护公民利益的组织化程度就低，影响和启蒙面都不会大。所以，由行动派组成的公民运动，应当显示出催促公知公开探讨独立民间机构的热情，要求公知对限制民间组织提出法律质询，要求公知支持民间的独立社会组织。这些都可以在网络上操作，大部分公知都写博客和微博，跟帖或评论就可表达意思。与此同时，对官方的人权组织，工会，红十字会等，进行批判，揭露其欺骗舆论的本质。目前，较大的冲突就是反腐维权VS高压维稳，行动派和访民经常受到身体伤害，只有通过持续的揭露和抗争，才能逐渐减轻自己受到的伤害。
公知的启蒙和行动派的实践共同打造的公民运动，除了具有传播和互相鼓励作用外，更能激励尚未抗争的受害者加入到公民运动中来。公民社会已经出现的活动形式多样，例如，登记民间人权组织，法学质询，反腐维权，街头举牌，行为艺术，饭醉议政等。这些活动应该可持续地进行下去，尤其是登记民间组织和法学质询不能停顿。这些行动都得到了维权律师的支持，因而更具有启蒙和激励的作用。在近年来的公民运动中，已经涌现出一支人数可观，坚定支持宪政民主的律师队伍，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行动派中有少数人觉得中国的公民运动没有什么规模，故谈不上什么公民社会。岂不知初成期的公民社会只能是这样，你们行动派就是重要的种子，是星星之火。
目前，以行动派为主的公民社会可以关注两大群体：一是访民，二是良心犯及其家属，争取扩大公民社会的范围。当下，公民社会要尽量避免介入政治意向强烈的街头运动，不给中共打成政治犯的口实，而是要保存实力，拓展实力。现在，已经出现了两波律师呼吁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事件，公民社会的焦点可以聚集在此类权利案例中，借此推广权利意识。这类权利案例涉及到：暴力拆迁，暴力征地，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行政和财政透明化，维稳经费透明化，官员公示财产；反对超发货币，反对高房价；反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和保障食品安全；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等。论道派和行动派可以采用秘密协商的方法，结合突发事件和上述各项权利保护，有节奏地发起公民运动。
榨取型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就是剥夺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选举与被选举权；而在中国连宪法赋予公民的很多权利都无法落实，突显了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让公民在没有安全感中生存。但是榨取型政治制度必须掌握绝对权力才能做到集权，而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进而使其行政效率极其低下，时刻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就为公民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提供了活靶子。为了支撑这个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必然也是榨取型的：土地官府所有，国营企业掌控经济命脉；银行，保险，股市等金融机构由国营企业垄断，用以维持经济运行的血管。经济制度榨取的对象包括：私营企业，劳工，农民等。这三者是这个榨取型政经制度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可惜的是，这种制度重在榨取，所以无法造就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导致基数庞大的底层民众只能维持温饱，所谓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搞出了金字塔结构的分配模式，上层政府聚敛最多，中间企业，底层温饱大众。由于大部分私营企业和温饱大众基本上被榨干了，变成了“贫瘠板块”，腐败的官营经济很快会失去支撑，从而危及榨取型政经架构本身。在这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中，贪腐加违法乱纪的案例比比皆是，造成了数十上百万的访民，官员就是访民的活靶子，上访举牌拉横幅等极大地启蒙和扩散了权利理念。现在中共作出规定不受理越级上访等，访民必然会有新的应对方式以伸张正义。
从经济变迁和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也能得出结论，当下正是中国具备孕育出公民社会的各种条件之际。经济变迁使官僚阶级首先富了起来，其次是一部分私营企业家，官商勾结变得流行起来，官场上刮起了奢靡之风，迫使企业跟进搞奢靡。这成了官场文化，很快影响了全社会，人们的观念跟着官场转，出现了拼爹，比富，形成了官二代和富二代概念，最后演化为土豪文化：做事一掷千金，出国像暴发户，缺少教养，只有钱可以炫耀；排斥艰苦创业，不理解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意义，不懂人权和宪政，中国的土豪文化让全世界都腻透了。与此相对的是，大量低层民众并不认同官场文化和土豪文化，他们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合情合理做人，一旦他们的权益被无处不在的官商勾结肆意侵犯，只要有人带头抗争，其他人必然跟进。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正义之士（行动派，公知等）呼吁维权抗争是再天然不过了。只要经济变迁和文化变迁产生互动，公民社会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公民运动有碎片化的倾向，但高投入，零产出的“维稳产业”也成了经济的包袱，严重影响了总体规划。
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著作中，一般都认为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就产生了中产阶级，他们是变革的推动者，又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可以成功的推动一个国家走向宪政民主。但是在中国，组成公民社会的主要是基数庞大，收入不高的民众，以及一部分律师和公知。大部分白领否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不认为自己所属的阶层对社会有多少影响力。最能解释这一现象的是，极权主义收缴了人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施舍也有限，使社会相对于政府，没有什么活动空间，或活动空间极其有限。这就是初成期的公民社会所处的政治环境，只有一条路可以获得权利，那就是抗争、抗争、再抗争。也只有经过无数次的抗争，才能壮大公民社会，锻炼公益人才。
上面的讨论给读者一个印象，现在的公民社会很弱小，中共又处处设限，时时打压，容易使人产生困难情绪。其实不然，即使在疯狂打压下，许志永倡导的新公民运动不但开展了，而且深入人心；对薛明凯事件的快速反应，证明了有组织人才和一定数量的中坚人士。这些都为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就是经济社会发生变化，出现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状态，这种状态很快就会到来，行动派除了要有点耐心，还要做好足够的准备。那就是中国经济在2014-2016年间爆发系统性危机是大概率事件，随后的10余年，经济社会处在萧条不振之中，失业大军随处可见，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大面积瘫痪，维稳产业效能极大地受限，这就为公民运动壮大提供了重要契机。
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中国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显示出衰退的迹象。当时的胡温政府决定救市，出台了4万亿（实际远超这个数）投资计划，拉动经济走出低迷。除了中央政府超发货币，地方政府也大肆举债，上马了大量项目，楼市泡沫开始出现。增长模式仍依赖投资，出口，消费；房地产成了重要的支柱产业。每年广义货币大比例增长，地方政府靠举债和卖地维持投资，生存，债务泡沫逐渐形成，并与楼市泡沫和货币泡沫一起，越吹越大。在此期间，开发商和官府联袂推高地价和房价，出现了大量强拆，暴征事件，暴力冲突和镇压以及上访数量呈爆发式增长。虽然胡温救市躲过了一劫，但后患却更大；受害民众则象征着认同公民社会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其中很多人加入了公民运动。
习李上台后，经济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环境危机如影随形。首先是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不利于就业，影响稳定；其次是地方债务，不举债难以生存和维稳，债务危机一触即发；再次是楼市泡沫，破裂会导致一系列泡沫破裂，但又不能再印钞去支撑楼市，进退两难中等待破裂；最后是货币泡沫，人民币与美元的对决也已经开始，没有人怀疑美元的霸主地位会被撼动。泡沫经济的破灭就在这3年中，经济社会政治都可能出现危机，严重影响稳定。习政权成立国安会和深改组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应对不稳定。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民对立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经济社会政治环境领域一旦出现危机，会否出现无预警民变？维稳产业断供和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使其失灵，对公民运动的打压会极大地削弱，公民社会的春天不就来了。随着危机的深化，政党活动必将被激发出来，在公民社会的支持下，可以与中共对话，只要公民社会足够强大，将有可能迫使中国走上政治转型之路。对于公民运动的先行者来说，已经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组织资源，就看如何用好这次契机了。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