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乌克兰独裁政府一夜倒台，不仅使其他国家的专制政府感到错愕，而且对整个民主世界来说其来临之猛、来势之迅也颇感意外。客观事实又一次告诉人们：社会领域的革命跟自然领域的地震一样，都属于突变。此类出人意料的突变在历史上比比皆是。1789年5月，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他绝不会意识到这会是一场伟大而残酷的大革命的开端；1911年春天，几乎没有人相信几个月后大清帝国会被推翻；1988年初，只有大约3%的西德人认为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两德统一；而在1989年夏天，面对苏联的突然崩溃，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一片茫然；本世纪初的茉莉花革命，人们无法预猜短时间会在那么多国家发生。
就拿我们最为熟悉的辛亥革命来说，如果传统分析成立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占据社会主体的农民阶层全不知革命为何物，工人阶级也弱小的不值得一提，革命党行辞激进但人数甚少，几次起义都全军覆没，不仅清廷没放到眼里，他们自己也大都心灰意冷，士绅阶层有钱有势却压根不屑与“乱党”为伍，但革命还是发生了。
乌克兰此次事件对中国影响极大，不少民众在羡慕、敬慕乌克兰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英勇精神之余，心里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痛楚：为什么自由民主之神迟迟不能降临中国？甚至那些为争取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而苦苦奋斗几十年的斗士们也一头雾水：我们的血汗怎么不见成效？
笔者认为，它国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和邻国今日的胜利成果告诉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第四波民主浪潮中能实现民主转型的愿望是不会落空的，而且其形式当是突变的。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做好迎接宪政革命到来的准备。
简言之，渐变是指社会稳步发生的改变，突变是指社会整体性的“突跃”。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变化过程中结构整体性和可控性的有无，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结构稳性。“拆墙”的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二者的区别：面对一堵墙，如果从上面开始一块块地把砖头拆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速度多么迅速，都不会出现问题，这就是稳定的渐变过程。而如果从底脚开始，不管拆墙者多么小心谨慎，拆到一定程度墙就一定会哗啦一声倒塌下来，这就是不稳定的突变过程。
一、主导社会变革的有三股力量：旧秩序维护者，即维护既有社会结构秩序者；新秩序维护者，即追求新的社会结构秩序者；非秩序维护者，即破坏现有社会结构秩序者。其中，社会“旧秩序维护者”是既有秩序的获益者和支持者，其优势在于现实实力，“新秩序维护者”是新秩序的追求者，其优势在于适应环境变动的强大生命力，二者所追求的社会结构不同，但都以维持良好社会秩序为己任，因此可以统称为“秩序维护者”。与之对立的是“非秩序维护者”，它既不追求新秩序降临，也不在意旧秩序的维持其优势在于超常的自我增殖和资源争夺能力。“非秩序维护者”在各种系统中（如人体）普遍存在，比如癌细胞就是人体的“非秩序维护者”，它具有超常的营养争夺能力，一旦人体免疫力降低到不足以抑制其发展，它就会夺取正常人体细胞的营养供给而恶性膨胀，直致人体整个结构秩序的崩溃。
需要指出，作为一个基于行为取向的抽象概念，“秩序维护者”和“非秩序维护者”有类于阶层，但又不同于阶层。其中，“旧秩序维护者”可以形象地称为“守旧势力”，“新秩序维护者”则是社会的“新生力量”，“非秩序维护者”则是社会中的“腐败因子”。
满清之末，“守旧势力”可以看作是以曾国藩、李鸿章诸人为代表的一批“中兴重臣”和个别开明满族权贵，他们很不愿意看到满清三百年江山毁于一旦，为此极力支撑。“非秩序维护者”自然就是那些无能而又蛮横，专事弄权，中饱私囊的以满清皇族为代表的“腐败分子”，他们虽然并不希望把清廷“砸吧砸吧挖个坑埋了”，但真要有人这么做，他们也决不会真的“誓死捍卫”。至于“新旧秩序维护者”，并不是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阶层或者什么无产阶级，而是以留洋生和少数工商人士为代表的一批“乱党”，这是一批民族精英，甚至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虽远离权力中心，但显然也不是社会的底层–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所有那些有意义的社会变革都不是社会底层所导引的，尽管他们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社会变革就其最后的实现来说，都属于当代社会学家科斯所说的“边缘革命”。
二、旧秩序维护者决定了结构维持的稳固程度，新秩序维护者决定了结构变迁的演变方向，非秩序维护者，则决定了结构续存的生命周期，三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力量对比决定了社会发展。
新秩序维护者产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力累积，终会获得导引秩序的可能与方向、转变或战而胜旧秩序的力量。这以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代表：黑暗的中世纪尽管漫长，宗教神权和封建统治势力也非常强大，但经过缓慢发展，终于产生了新教革命，在此基础上又发生了启蒙运动、科学发展、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这些环环相扣的历史事件，资本主义得以确立。需要指出，作为现实力量的新秩序维护者并不一定就是新生的，欧洲最早的资产阶层很多就来自昔日的封建主和旧官僚。
如果非秩序维护者（旧秩序维护者腐败因子）滋长蔓延，它将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强势争夺削弱旧秩序维护者的实力，并极大压缩新秩序维护者的发展空间，新旧的可能与方向。旧秩序维护者之间的竞争格局随之被破坏。特别是由于其恶性膨胀的速度远大于新序旧秩序维护者健康成长的速度，在新秩序维护者累积足够实力之前，整个社会结构就先行崩溃了，新秩序维护者也将随之陪葬，历史将进入“崩溃–重建–发展–再崩溃”的循环模式，只有周期性的振荡而无革命性的变革。需要指出，腐败因子之所以能够恶性膨胀，通常是因为新秩序维护者在与旧秩序维护者的斗争中，为将新秩序维护者彻底“消灭在萌芽阶段”，而采用一些极端措施和手段，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健康基因和自我修复能力，为腐败滋长提供了土壤。
这以中国秦汉之后的社会为代表：各代建政之初无不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很快得以恢复并实现新的发展，从而进入短暂的“盛世”，“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但官僚体系的腐败也同时滋长，在短短十几年（最多几十年）的时间内就掏空结构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社会很快败象丛生，在新一轮改朝换代过程中，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毁灭在农民起义玉石俱焚的烈火之中。但到满清之末，在西方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冲击之下，中国历史第一次出现了跳出循环的历史转机，这就是李鸿章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一定要将中国拉出旧巢窠的热血之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们人数虽少，但终究会大有作为。
这并不是孤例，战后许多民主国家的转型同样如此。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悖论”，不是现实出了问题，恰恰表明我们之前根深蒂固的观念大有问题。社会之所以进步，不是因为自己的失败，而是因为自己的成功。无论的经济的发展还是文化的进步，社会各阶层通常都可以从中获益，统治阶层必然是最大的获利者，社会从而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这是一种“繁荣的骗局”，因为这种繁荣在增强统治者实力的同时，也培养了更多有实力的反对者。在这种骗局之下，统治者即使已经感受到现实中的巨大挑战，也会本能地相信“挑战与机遇并存”，感到只要能够挺过眼下难关，中兴可期。这种盛世在望的自信，特别是自恃“有兵在”的愚蠢心态，决定了他们只会作出某些顺应时代的姿态，而不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从晚清的“同治中兴”中就能够看到这一点：清政府通过与英法媾和缓解了外部压力，太平天国也终于被击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也自发图强，大搞洋务运动，一系列官办工业相继建成，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反让人感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李鸿章语），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不屑一顾。但实际上，这些官督商办企业效率低下，无不沦为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工具，连自身生存都成问题，更遑论强国。随着甲午的战败，这些靡费巨资建成的企业也最终大都烟消云散，清王朝也失去了最后的一线生机。
三、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实质又是“稳性转换”，“稳性转换”分为渐变和突变两种模式。依照突变论开创者、法国数学家托姆（Rene Thom）的论述，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在向目标方向演变过程中经历的中间过渡态是稳定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渐变过程，否则就是突变。简言之，渐变是指社会稳步发生的改变，突变是指社会整体性的“突跃”。
对社会发展来说，渐变就相对于人们常说的“改良”，由于整体结构并未崩溃，整个社会还处于秩序之中，具有一定可控性，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突变则是整体的改变，整个社会极易进入暂时失序的无政府状态，出现大的社会动荡。通常情况下，渐变是一种比较舒缓的变化，突变都是急剧发生的，但并不绝对，渐变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条不紊”的完成，突变也可能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动荡阶段。比如近代中国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就进入了社会大动荡时期，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依然没有稳定的迹象，结构变革也远远没有完成。相比而言，人们显然更喜欢渐变，但与人们的普遍愿望相反，突变却是社会发展的常态，何以至此？特别是在那些历史的关头，许多人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面前，即使面临整体崩溃的危险也要拒绝哪怕只是部分的妥协，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非理性”行为呢？
有些社会结构通常具有很强的刚性特征，“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那些在人们看来很小的让步，对他们来说也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就像钢板上的裂缝一样，一旦作出妥协，就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更大的压力，面对不断强化的挑战，他们不仅不作必要妥协，反而变本加厉，极力压制。可见，他们并非完全“非理性”，只是宁可小心守护着这种“铁板一块”的僵局，希翼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但幻想总归幻想，社会稳性不断下降，刚性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脆性。一旦稳性降低到一定程度，即使愿意作出一定妥协也为时已晚，历史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大厦将倾，狂澜既现，纵有非常之人也很难再将社会拉回稳定发展的轨道。就像一个虚弱的病人，那些之前原本不太严重的内外部冲击也已很难应付，任何一种无意的偶然都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有意的变革又将成为撕裂钢板的第一道裂缝，面对突然爆发的排山倒海般的反对力量，旧结构只能轰然倒塌。
总之，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不能轻信无革命，无论你是一个相对的悲观主义者还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都是可以的，毕竟在我们面前还有进化与循环、渐变与突变、和平与革命这三大岔路口。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坚信新秩序的建构者必然会塑造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