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和北明

五

出走的时候没买票，回程票当然也没有。除了人生背包里的无量心思，多少事务都丢在大洋那头了。常常回首兴叹，痛觉“空间”成了人生最大屏障。

大约1999年，海外天安门一代学生和友人张华杰回国发展，悄然带来一个消息：他见到老包了！老包看上去气色不大好，精神不振，人有些邋遢。老包见到华杰很高兴。华杰描述说：老包最关心的是你，不停地问北明怎么样。我问华杰，他与老包会面时间有多长，还说些什么。华杰说：只有一会儿。他们在包先生家附近的菜市场不期而遇，话题没说开，就分手了。

老包状态不好。他不能好：住房被收回，生活无着落，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没有收入，没有言论权，没有刊物敢发他的文章，没有任何机构敢用他，或者给他一点点照顾。堂堂一代启蒙领军人物，赫赫有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献身于推进中国民主事业，就在我们眼前，从社会彻底删除了。剥夺到不如在北京打工混饭的农民工。

那一年，传来了母亲病重的消息。惶悚中，我拿着紧急申办的美国护照，用英文名字，蒙混入关。小心翼翼往来于医院和父母家之间，克制着不惊动任何友人。却还是被当地警方从人堆里发现了。他们突然敲响家门，当着老父亲的面，把我从家中带走问话，将十几年来为我担惊受怕、忍辱负重的父亲，再度推入深渊。数个小时之后我回到父亲身边，将探望包遵信的愿望攥在手心，悄悄地掂量了又掂量，最终打包装箱，带回美国。

去年母亲病危，我再度入关。请够得着的朋友代为联系老包。我要见他，哪怕只一次！十七年过去，如今天安门广场旗落人散，此前的领军人物纷纷倒下。老包出狱后是唯一不退不倒的旗帜，虽然跟进者寥若晨星。年前他脑溢血大难不死，但是他肯定来日无多。

老包长期被监控，好心的朋友委婉劝阻。我再三坚持。我是敏感人物，他也是，两个敏感加在一起，等于一个。我说，我就再给老包添一次麻烦。

老包来了。矮小臃肿，迂徐蹒跚。与往日判若两人！我在心里惊了又惊。他不知道自己变化有多大！

他的惊叹却不亚于我：远远移步而来，他没有认出我。走近之后还是认不出。我自报家门，他一时间惊得不能言语。我琢磨，我多年缺席后，居然到场，这个事实本身，比我脸上的风霜更出乎他意料。他的慨叹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餐桌前落座很久，他还是慨叹。寒暄过后拉家常，家常之间，他连续责怪朋友的约饭电话里，没有告知他谁将同赴此宴。然后问我何时离开，他要自己做东，请我一次。散席时我说：我走前一定告诉您，但是没有您请我之理。他却像孩子一样回答：“不这么说，你就不来了嘛！”

不算因八九受审比邻而居、不得谋面的日子，这是十七年前我在中国社科院电梯里对他表示“说了会来，我就会来”之后，与包先生再度聚首。这一次来，身后已然苍海三为桑田了。然而杯盏之间，只话桑田不言沧浪。那一年，枪声打断了岁月，日子改变了方式，回首往事谈何容易！

包先生的河道里，依旧载着当年的旗舰，只是它被迫停泊已久；他的河道两岸，依旧是中国风景，只是他不再是河上掌舵人，而成了岸上定格的景色。他就是八九六四的历史，写进了中国不能再改变的悲剧。

问题是我，我早知如此，终得一见，还是悲凉。

我当时无暇咀嚼这一况味，只被过度的谨慎裹挟，支吾着不敢告诉他我离京的日期，唯恐他要兴师动众，引来特别关照。就这样，我把一次别来沧桑之遇，就范为一次真正的饭局。

 数日后，我从父亲定居地太原奔母亲沉疴不起的遵化，途经北京勾留，被友人拉去吃饭。不期然在那个“川码头”，遇见诸多新朋老友。寒暄之后，我突然发现老包气乎乎坐在席间。稍顷，他移席到我旁边，用责问的语气说：你什么时候回北京的，也不告诉我！那次筵席，几桌人各说自话，只有老包明显地落落寡合，气闷之情写在脸上。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在意他的心情。我隐隐觉得他在生我的气。我夹在诸多新老面孔中，无暇顾及包老师的存在，几乎没有跟他交谈。我忝列觞酒豆肉之间的行为，不合乎自己的心理逻辑。

那天起，我的愧疚里，似乎增加了一种新的成分：这个健忘的时代把他彻底抛出局了。而我是旁观者，等于同谋。

不能再违老包的意思。拐着弯请朋友代我电话里约好时间地点：孔乙己酒吧餐厅，中午十二点。

我豁出去了，两个中国局外人，一个人生刀锋的边缘人、一个流亡天涯的弱女子，一根指头就能拨拉倒。 

孔乙己餐厅坐落在北京后海唯一的民居保存点，在唯一不花钱，百姓可以浏览的公园旁边。餐厅花园的月亮门秀出门前石铺的小路。门外湖水从远处静静地端住一片不透明的沉寂，门里阳光在近旁照亮人工竹林，曲径通幽。正午时分，老包如约，蹒跚而来。我站在标有“万顷碧波坊”的玻璃房门口，迎见包先生笑笑咪咪，缓步移动。

他身后拖着自己长长的身影，还拖着一个缓步同行的友人。友人中年，也笑笑咪咪，还特别友好地对我和陪我的友人点头招呼。不过当我们与老包寒暄过后，要合影留念时，发现那友人不见了。进门落座进餐，还是不见。我们问老包：你的朋友哪去了？老包左右环视，莫名奇妙：“我自己来的啊。我谁也没通知，没有人跟我一起来啊！”

我们面面相觑之际，当然心照不宣。老包那日却心情大好；而且席间时间阔绰，我终于有机会取出装了17年的愧疚，把脑子里重复多次的解释，端端摆放在老包面前，等他审计。然后沉住气，拿窗外的晴朗抵挡内心的慌张。

天下良善一般呆，童心难度他人心。包先生听得不那么认真。末了，他摇摇头，视而不见地望着我，吁然嗟叹：“现在象你这样热情、诚恳的孩子不多了！”

那天午餐后，我搀扶老包走过后海旁长长的道路，在残剩不多的老北京气氛中穿行。他言犹未尽，继续在饭桌上那些刚刚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口述历史等诸方面的话题。时而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不是为自己，是为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推动中国进步的观点、知识人的犬儒主义或者个别人机会主义的表现。孔夫子一生济世，“道不行”且要“乘桴浮于海”，老包明知身在末法时代，而且心力体力明显衰竭，却断然拒绝寻找桴槎退行。他还是当年在社科院门口说“等着他们来抓”的那个包遵信。

他们已经抓了他，接着就封杀了他。

但事实上，他还是挺立着。那么孤独。

我本该送他回家，却只顺路送他到街口。看他踽踽独行，背影渐渐小去，终于被热闹非凡的街市人流淹没，我不知道孤独悲凉的该是谁，是中国？还是老包？ 

也许只是我。

六

我人到遵化不几日，老包把电话打到了我母亲病室旁的小屋里。自从与老包在孔乙己餐厅聚餐，盯梢已经延伸了触角，遵化当地好心人告诫我，要注意安全。但是我发现老包对当局的监视监听一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不仅出入来去自若，电话谈话也畅所欲言，根本就忘了那东西的顽强存在。大概记挂那劳什子的，只有他的友人。那次“见面”无酒菜，不寒暄，在“窃听风暴”里，我们实现了一次精神聚餐。我听他谈中国百年心事，评当前时局，他听我介绍海外老朋友们的现况和去向，思想界的流脉与走势。也拉家常，话日子。让我感动的是他对海外流亡生活的关切，还有他对郑义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赞扬。与此同时，老包痛斥中国作家的堕落和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缺席。

有朋友说，老包平时有说有笑，喜酒喜烟，爱吃爱喝，敢怒敢笑，他是快乐的。我觉得，作为父亲或者外公，老包或有天伦之乐；作为知识人，老包绝无快乐可言。无论从他生命结束前近二十年的深层生存经验，或是他对时局的评价与看法，他不可能快乐。上个世纪中国沦陷之后，数度挣扎于黑色沼泽，一九八九年的失败，是中国沦陷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亲历的折腰之难。一个被鞭子抽打得血迹斑斑的物种，刚刚试图挣扎着站起，就被重重的一钢鞭抽打得再度栽倒在泥沼中，再度丧失知觉。因为洗脑，这个物种对自己从前的苦难记忆无多，对自己八九年的厄运，也渐渐失去记忆。老包是这物种的血脉里、细胞里的遗传基因，是这个物种潜在的记忆神经元。他这个基因和神经元是从历史中孕育而来的：包遵信是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研究中国思想史，当今的断代中国在他这里绵延继续。老包不仅亲历四九沦陷之灾和八九折腰之难，百年以来的转型艰难、晚清肇始的巨劫畸变，千年以降的文化衰落都是他的思想资源、断事标准和感受基础。危哉数败，万堕无垠，脑子里拥有一部真实中国教科书的人，不可能在“新中国”这个历史异数中生活得快乐。

何况老包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被剥夺了关怀天下的利器！

老包不会因为物质贫穷叹息，在那个纵论天下兴亡和自我沉浮的长长电话里，一句也没有。我觉得，老包之所以再三渴望与我这不速之客交谈，是因为八九之后，他内心的郁闷雷声隆隆，从未间断，却被形格势禁，断然不能直上青天，牵引八十年代那等冲刷乌云、葳蕤万物的启蒙豪雨。八九人退败了，溃不成军。公然不退者屈指可数。作为包遵信的八九难友之一，我是他的岁月的见证人。在老包眼睛里，我也是他海外诸多中断联系的八九同道的无名信使；我可能还是八九岁月被打断后，风云漂流他乡而归来的残片。老包因而要拉起一根跨越荒谬现实、衔接历史与未来的电话线。

确是通过那次电话长谈，我发现，空间是人生的屏障，空间也是连接断代的桥梁，是亲近其亲近，关怀其关怀的巴比塔。这片土地，多少历史存于他乡？多少真迹异地而居？多少屏障平地而起？即便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接起中断的空间，就接通了一切。在那次电话里，尊师包遵信于我，变成了一位亲切的患难父兄。

七

包先生狱中归来写了回忆录，《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盘》。我的一孔之见是，此乃一本具有东方史学传统的历史著作。首先是史家笔法：直录其事，回忆翔实，叙事冷静；其次是春秋大义：曲笔微词，褒贬尽在其中。

八九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写这段历史的文字，有一部可以与包先生的比较。这是当年前美国CNN记者迈克 •奇诺伊（Mike Chinoy) 的那本回忆录，《中国现场》(“China Live”)中的有关章节。那些章节全程记述了八九年那场运动的过程。成文自然是西方记者传统：客观冷静记述亲历事实，除了时而抒发个人感想，几乎不做任何评论。据悉，国内学者陈小雅女士写过八九民运史，其它学生领袖如王丹等也有回忆文字问世，各有千秋。因为没有机会阅读，我这里无缘置评。仅就我看到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述而言，谬以为包先生作为当事人，中国人、历史学者的记述，与麦克作为旁观者、外国人、记者的记述，是两种全然不同风格、方式和文本的记述。对于那一年的历史，二者恰好可以相得益彰，相互平衡。就二者的价值而言，这两部文字已经戳在中国历史的书架上，具备了传诸后世的资格，将成为未来研究那场运动，不能漠视的信史。

几乎所有与包先生有关的事情都令我惭愧。它们如影随形到包先生去世。今年（2007年）是他在世最后一年，老友丁东越洋到访。小住期间的一天，谈起了他阅读包先生出狱后的著述《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槃》的感受，我惊讶地问，在哪里能买到这书？丁东比我更惊讶，他说：就在你家书架上呀！

我无法忆起自家书架上包先生此书其来何自。当我为时已晚地读了它，了解了包先生当年的很多感受，我已经没有机会与他沟通了。这篇悼文，成了我唯一与他沟通的机会。这是为什么我在此不厌其详地写下它们的原因。我希望读者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包先生对我个人的友情，我希望读者明白，包先生的友好、善意、热情，绝不是出自对我个人的错爱，而是针对所有他的晚辈难友及其同道的。如我一样受过他思想、精神、友谊、关怀、质朴之恩惠的晚辈很多，从他去世后的悼文里，人们可以清晰地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持有与他相同的理念，而且拒绝在他受难的岁月里，把自己藏在规避的角落，所以我们有机会直接承纳他的热情和关怀。这些受惠者中，甚至包括那些在他门口监视他的公安武警。

包先生是掌控自己人际关系的主人，他有一种本事：按照内心的逻辑行事，不就范于外在的利害得失。如陈奎德君在2007年12月于华盛顿召开的包遵信小型追思会上所指出的，自1984年至89年之前的数年间，他任《读书》副主编。他打破常规，破格编发大量反正拨乱评论，使那个刊物在开拓中国思想方面厚积薄发，一举成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镇；此后他移交这面旗帜给后继者，自己则侧重《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近百种启蒙书籍，再度形成中国思想界强大冲击波，使这套丛书迅速成为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热中之热。他则再度放手于人，退为顾问，转而经营《文化哲学丛书》，以很多重量级文章，成为中国思想界不可多得的言论自由阵地。正是“一事生平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一路领军中国思想，在青年学术思想界众望所归，居功厥伟，却不以启蒙太师爷自居，转而再三退居避地，重开新荒。

直到八九年，面临牢狱之灾，再也无人敢要那些功名，却“墙倒众人推”。荣誉面前不为先、不为师的包遵信，这次成了所有“荣誉”（罪名）的承担者。逃的出逃他乡，走的疾走僻壤，包先生却坐牢、判刑了。

这就是包遵信八九前的人生写照。那个畅谈八九人生的电话里，隐约听得出包遵信心中郁闷的雷声，他对同道的鞭策、对友朋的切望、对海外同仁的念顾，几有伯牙子期之遇之伤。但是对过往的苦难，他却没有一个字的怨悔。出狱之后，大批故交避他惟恐不及。他挚友的妻子张靓文的《岁月的痕迹——追思包遵信先生》一文可以旁证这一点。但是在感伤之余，他对生活的热情没有降温，近20年的社会变迁，阅尽人间冷暖，体验人生沉浮，甚至遭受他人暗算，他心中没有苦毒、没有怨怼，没有仇恨。即便面对极权体制这个庞然大敌，他也没有让仇恨生长在自己的心田。他的骨头最硬，头颅从来没有低下，但是他也从来不用撒旦的方式与撒旦争斗。

在没有自由的国度，苦难和奴役能够毁灭大多数人的生活；在没有信仰和道德约束的国度，反抗苦难与奴役的斗争，可能毁灭在苦难中挺立的少数人人，使他们最终被卑劣的心性所宰制，逐渐失去初衷，以邪恶为正义，在膨胀的自我和道德虚无中，最终变成自己脚下废墟的一部分。这不能不说是暴政统治最深刻的成功。包遵信没有被苦难毁灭，是多数人中的例外；他也没有被反抗所异化，是少数人中的例外。他背的十字架最重，他遭受的背叛最切，他承受的苦难最深，他心中的委屈最大，他回馈这个社会的爱最多。于此同时，他的对抗最坚决，他的坚守最彻底，因而也最有价值，最值得深思。我觉得，他比我所知道的所有反对者都有力量，他也比我所知道的多数中国有神论者更得宗教真谛。因为盈充他心中、指挥他行动、主宰他生存的，仍然是人类那些高尚的情感：宽恕、同情、悲悯和爱；占据他大脑元神和精神世界的，仍然是创世纪的那些元素：光、氧气、大地、海洋、自然生命和人。

包遵信走了，我相信，囿于官方的压力，没有到场的哀悼者比到场的多得多；在家中默默点燃烛火、从心中捧出鲜花为他送行的，比公开为他送行的多得多。我相信，由于人性的软弱和时代的背叛，他的去世所引发的愧疚之情比人们写出来的多很多。我相信，作为一个对八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运动深具影响的学者，由于他的纯朴气质、善良品行和宽怀大度的胸襟，他所赢得的尊敬和爱戴、缅怀和祭奠，将比很多与他同代、同龄的中国学者更深更久远。

八

缅怀尊师包遵信，除了愧疚，还有遗憾。包遵信在八九之后坚持旗帜不倒，政治上不妥协，在他这一级别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中，是少有的。因此，中国能向世界宣告，虽然枪声响起，坦克进城，人体中弹，医院躺满了牺牲者的尸体，但是这场泣血失败的抗争之后，中国的自由精神没有消弭。无论多少年过去，有这一杆旗飘扬，就是一个时代站立的标志。但是另一方面，坦率地说，包遵信的思想和情感似乎定格在八九年，他似乎没有带着八九的良心，继续向前开拓。换句话说，狱中归来，他固然没有无视身上永久的囚服，但在坚守良心的同时，却没有脱下旧日的盔甲，拿起新的思想武器。

客观上，八九六四这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引发世界冷战格局改变的中国政治推进运动，虽然被枪声中断，但是它至今没有正式而庄严地谢幕。一些年轻的主角受不得鲜血带来的恐怖和后继指责，纷然掉头从后台离去，到商业空间寻求另一种价值去了；另一些幕后的主角，则坚持不谢幕，兀自站立，拒绝接受历史剧情嘎然中断的现实。后者，正如赫尔岑描述的1848年意大利民主革命失败之后，流亡者们的状况：他们“与原来习惯的生活环境隔绝之后，便闭上眼睛，不愿看到痛苦的真实状况。日益陷入了幻想的、封闭的小天地，陶醉于没有前途的会议和不切实际的憧憬中”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赫尔岑称他们是失去家园的“新以色列人”。中国的那场悲壮运动，僵持在被遗忘的地段，没有灯光，一片黑暗。成百万上千万的观众，曾经是台上主体，但是，当他们在大清查开始的那个早上突然消失在北京无数大街小巷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那个不仅黑暗而且寒冷的舞台，大幕没有关闭，台上无人谢幕，台下没有观众。不久，老包狱中归来，他提着自己当年的行李箱走上沉寂的舞台。他站在那里，不再挪动。成功了，他可以走；失败了，他绝不离去。这是他历来的行为特征。他“不肯从箱子里取出衣服，挂进衣柜。”他也不肯把箱子拎回家，换一个箱子，准备开始设计新的舞台。他不是来谢幕的，他是来守场子的。

老包孤怀留步，他因而过早地进入了历史。

他并不甘心于此。然而问题是，他的价值观念虽然丝毫未变，但是他失去了旧日的精神家园，那个让他如鱼得水的启蒙年代；他的追求虽然没变，但是他失去了旧日的思想家园，那个他发表过约百万字思想文化方面文字的话语时代。于是，他以风烛残年、羸弱之躯，蹒跚步履，仍然不肯放弃过往友人们聚餐以聚会的机会。因为在他，那绝不仅仅是饮食和聚会，那也是一种仪式，一种在绝望中不断撞击现实和证明存在意义的仪式。困守被弃的阵地，孤独寂寞，他因此固执地寻找搬家公司，努力从外在的形式为心灵安装新居。他注定要持续“愤怒和空洞而激烈地争论”，“不能超越自己所熟悉的那些问题、思想和回忆。”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语）他过去不是以这种方式干预现实的。他注定要失望。

包先生与中国近代大部分优秀知识人一样，不甘心书斋里的平静生涯，要入世而兼济天下。顾颉刚先生下列的自我描述，可以为很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画像：“……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这也是当代前中国社科院历史学所研究员，八十年代启蒙运动领军人、组织者兼学者的包遵信先生前半生的写照。包先生成就鼎盛时期，正是时代与他互为推动的。

无庸置疑，近代中国反复挣扎与痛苦的历史转型，总是吸引它的智者走出书斋。但天下无道时，许多孤怀留步的知识人，是以自觉退出现场的方式，从历史和未来进入现实的。与其说这是穷后独善其身，不如说是曲线兼济天下。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受宫刑而忍辱的中国史学鼻祖司马迁，在完成中国纪传体历史开山之作《史记》后，把这事说清楚了看透彻了。斯人逝后，他所列出的这个发愤著述、传诸后世的单子，除了加上他自己，还可以顺着隋、唐、宋、元、明、清地一路填写下来，一直填到我们闭目可思的清末龚自珍，举目可望的民国末期陈寅恪。

包遵信没有能够完成受难之后关键的一步：把恒久的价值转化为一种新的个体生存方式，继续前行。这一步，是个体生命自我超越的里程碑，也是这个民族可能从苦难中获救的关键。对于老包来说，这个过程是从外在人生向内在人生转化的过程。

这不仅是个人立言的问题，更关系到中国转型的方式和转型的后果。极权政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已是近20年的事实，共产主义理想被普遍弃之如敝屣，反对中共一党独大即便在物质主义中国也已经成为常识甚至一种时尚。可是人们借以对抗奴役的资源除了“人权”、“平等”、“自由”等空洞的概念，和西方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标本以及本能的反抗，再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思想武器。20年来，国内精英从全世界最穷的知识分子一跃而为最富有的教授，从此几乎不再发言；海外民主人士们则把最初的义愤逐步演化成了自我表现的动力，令观者骇汉奔走。道德毁灭、文化断代、人性堕落、精神虚空，是政治民主之后必须面对的深渊。孤守八九烽火台远远不能挽救它的风化和衰颓。没有历代的文化和思想耕耘，我们不会有春秋、离骚、国语、诗经、史纪……；没有当代继绝存亡的勇气，中国也许会出现新政，或者成为经济大国，但是不会成为一个文明之邦，不会赢回自己的尊严和世界的尊重。

是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老包即便被排挤出局，还是要在桌边看棋？为什么他没能像陈寅恪那样，在孤独的晚年，以孤独的方式，坐看云起时，挥日还于东？陈寅恪诗人气质，性情中人。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陈寅恪曾经赞美钱穆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写作，但是转言便表示，那寂静之地，他若一人住入，“非得神经病不可”。也有学人论陈寅恪性格激情澎湃，酒酣耳热。陈寅恪早先是个喜欢交往，不耐寂寞的人。但是“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陈寅恪终因对现实彻底绝望，回到书斋，发愤著述，甚至双目失明也不能阻挡他的十年一书之功。无论喜怒哀乐、形之于色的性情，或是不耐幽静僻居的习惯，以及对世事的失望和相应的孤愤抑郁，包先生都与陈寅恪有一比。但是，包遵信何故始终没有将他的沉郁寂寞内化为自己的人格生命，升华为一种思想与文化使命？

也许可以总结为，包遵信先生的现实定位和自我认同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启蒙运动型的思想活动家。但是我更倾向于强调，这种定位和认同受时代需要的驱动，是个人意志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

自从上个千年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遭遇西方起，这个泱泱大国的知识人经历了一轮比一轮迅速的思想震撼和心理嬗变，从冯桂芬、张之洞等看取西方的“船坚炮利”，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二十世纪初严复、康有为、刘师培、章炳麟等主张西方的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政体，再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公开承认西方文化全面优胜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主张全盘西化，要求西方器物、政治、文化的呼声，就分阶段的登上了中国舞台。49年之后，在历往向西看齐的激进主义冲击下，中国不期然被正式带入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糟粕，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走向列宁主义政治模式、最终归结到斯大林主义暴政。中国社会则在器物层面西化之后，被迫再度面临辛亥革命的政治课题。1980年代包先生为代表的再度启蒙，不过是严、康、刘、章、胡、陈等师法西方政治体制和文化的重复和翻版。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道路，我们仍然囿于其间，被历史巨大的惯性裹挟着被动行走。既没有认真总结激进主义、乌托邦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内容及其优劣，也没有区分49年前后这股巨大势力的不同形态及其裂变。

现实退回历史，固然可悲，更可悲的是，49年之后中国民间社会被彻底犁庭扫穴，财产私有制破产，社会财富垄断于政治寡头手中，社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飞灰烟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中国不再拥有产生真正知识分子的社会条件。具体地说，思想的自由有赖于信息结构的全面，精神的独立有赖于知识资源的完整，而中国自从陈寅恪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离去，49年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人，绝大多数，由于意识形态的禁锢，不再能够拥有民国时期知识人的西方学养和中国传统文化功力。中国也没有条件拥有俄罗斯白银时代弗兰克、别尔嘉耶夫等那样一大批既身怀西方思想利器，又心持东正教本土传统的知识分子。这是包遵信先生的悲剧，也是所有中国知识人的悲剧；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历史要成就一个人谈何容易。包遵信先生最终没有超越历史，走出自己，地利固然不遇，而且天时不逮。我们的时代，是历史长河断流、人才资源匮乏、民族气数耗尽的时代。历史给我们这个时代准备的习题特别简单也特别令人辛酸：单能看明白我们一无所有，就可以沾“先知”的光，打一百分。无须沾沾自喜于眼前的个人成就（如果有的话），除去它们的浮影，往前看一百年，就能明白我们的时代待我们有多薄，我们自己的“成功”有多么容易，我们的“成就感”有多么肤浅，我们有自知之明的、能打一百分的人有几个。

包先生是“旧社会”与“新中国”的过渡人，是优秀传统中国和伪现代中国过渡者。他是承上启下一代人。出狱后，他守住了气节，忽略了思想，安身而未立命。他本可以走的更远，站得更高。他的早逝，让人遗憾。他是六四的殉道者，救赎不得，殉道而亡。他如此孤寂中撒手人寰，更让人于遗憾中深怀怅惘。对于个人，这是一桩壮举。对于历史和未来，这是一个遗憾。

九

包先生出狱后的著作副标题“未完成的涅槃”，冰霜一语，斧钺千秋，是中国命运的写照。而他的辞世，打开了八九中国知识人离去的大门，带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眼下越来越诡异的时代凶多吉少，中国专制主义可能逃脱八九一代人的审判，我们也许不能清晰地见证它寿终正寝的那个节日。

大陆极权中国半世恶迹，海外政治中国十八年荒凉。中国已然经历了世界资源的持载者、中国文化托命人撒手人寰的悲剧；而今，精神道德坚守者如李慎之、刘宾雁、何家栋、包遵信，也已经接二连三离去。除了在书架上、著作里，或可触摸他们的余温，我们身边已经没有结实的肩膀可以立足其上，继续攀援；眼前已经没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背影可以追随；手中已经没有薪火可以相传。我们或可见到中国政治转型，可是人们的灵魂早已失去家园，良心带着被鞭笞的伤痕到处流窜，粗鄙、仇恨、歹毒再度被贴上了正义的标签招摇过市，公义事业里充满了愚昧、偏狭和龌龊，“上帝”们乘机复活，梗着脖子相互厮杀，声色俱厉地开始“最后的审判”。

悲剧的尽头是否必然是救赎的圣地？谁有资格将人类终极信仰和不朽的事物，放上那些为中国背负十字架的先驱者的祭坛？

人事终变，天道难问。包遵信先生这一走，再度举目四顾，恁大中国，文化上、道德上、人性上、精神上，十几亿人都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参天参命，悲情已成人生基调。却偏偏临到我辈顶上去的时候了。


2007年12月4日动笔
2008年1月9日搁笔
2008年2月5日修正于美国墨根窑
期间始终多云不雪，寒飙不落。


2008年2月15日补记：

在此文截稿后，我与国内文化出版界友人岳建一兄讨论包先生的意义。建一与包先生一面无缘，从不相识。但是他对包遵信先生深怀敬意。他认为，包遵信先生的遗产，不惟在于八十年代他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启蒙意义，更在于他出狱后所贡献的“中国未来精神重建的珍贵的精神资源”。我在这里引述他的表述，借以表达我在行文中没能充分表达的思想：“如果说，入狱前包先生的非凡贡献在于思想启蒙，那么，我认为出狱后包先生更大更深远更不朽的贡献则在于精神坚守。这是人类精神史上真正绝无仅有的精神坚守——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意义与价值体系崩毁，社会全人格丧失，整个民族集体地欲无反顾地步入史诗般的无耻，包先生的精神坚守太是艰难，……尤其艰难者，乃是包先生即便殉道殉义，没有战场，没有舞台，没有人感兴趣，甚至没有起哄者、围观者。这种精神坚守乃是人类处境中最无奈最悲哀最罕见的精神坚守。我无缘相识包先生，但读兄的文字，我可以感受到包先生的深刻孤独与百痛难言，并为之心碎。我一向认为，思想固然宝贵，然精神人格尤为珍贵。思想是精神人格的血肉，精神人格是思想的骨骼！思想制造能动的历史，精神创造高贵的命运！精神活着，思想死了可以再生。精神死了，便是真正深刻的死亡。因而，精神不仅是非凡历史的创造者，更是一切历史的归宿。无怪乎古今中外大大小小思想者无数，而精神人格大美者寥若晨星。一百年来，我们民族有过两次精神上的种族灭绝，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一次是六四屠杀至今。应该说，包先生的精神坚守正是精神种族灭绝中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