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8日是台湾“2.28事件”61周年纪念日，到了每年的这一天，国民党就好像到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恨不得2月27日就是月底，正如大陆的中共，恨不得每年6月只有29天一样。而民进党则好像找到了一件趁手的如意金箍棒，想打什么位置就打什么位置，想打多疼就打多疼。今年3月22日是台湾4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日，预料台湾蓝色和绿色两大政党，一定又会站在不同的现实立场，就“2.28事件”借题发挥，各取所需各自表述。其实在海峡的此岸，还有一个红色政党，因其颜色非蓝非绿，所以对“2.28事件”的立场，又不同于蓝绿两党。如此以来，就形成同一个“2.28事件”，红蓝绿三党各自表述的荒唐现象。对同一件艺术作品，因观赏的角度不同，可以见仁见智，不同审美眼光的解读，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审美体验。对同一个客观的历史事件，不同的政党仅从自己的利益需要出发，竟然进行不同的表述，这无异于把历史当作手里的泥人，想捏什么摸样就捏什么摸样。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官民冲突，酿成巨大的悲剧，像民族身上撕裂的一个鲜血淋淋的伤口，又因为台湾执政当局长期掩盖事实真相，企图逃避历史责任，更不肯向人民低头认罪，导致“2.28事件”成为一个至今难以愈合的伤口。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后，有关“2.28事件”的历史资料逐渐得以披露、见光，人们才知道61年前发生的事情，本身并不复杂。2月27日，女烟贩林江迈像往常一样，在街上叫卖私烟，不同的是她这天未能躲过官府人员的流动稽查。同大陆今日的城管、税务、工商等官府人员的粗暴执法如出一辙，1947年的“民国城管”也像今日的中共城管一样勇猛，“吏呼一何怒，妇泣一何苦”，要没收可怜的林江迈的香烟，这位贫穷的妇女就死死抱着她的香烟不肯松手，那可能是她从亲戚家借来的本钱，那可能是她全家当日的生活来源，那也可能是她和全家的生活希望……其实官府人员只想没收她的香烟，并不想给予她其他惩罚，更不打算对她本人进行身体伤害，于是“民国城管”用手里的枪作些威吓动作，想让她松手。但慌忙之中，用枪碰伤了林的额头。可能林氏凄惨的哭号、哀求和流出的鲜血刺激了街头围观人群，他们不自觉的发出了吼声。这些人群事先并未有任何计划，甚至互不相识，他们也可能只想用自己的吼声吓退“民国城管”，使可怜的林氏烟贩逃脱。在61年后的中国大陆，这可能是街头最常见的一幕，更加暴力、更加野蛮的情景，每天都在各地的街头上演，人们司空见惯，甚至已经麻木了。
事情的不同之处在于，61年前，那两个“民国城管”眼见自己身陷重围，愤怒的人群越聚越多，不由心生恐惧，于是对空鸣枪，想吓退人群，好趁机脱身，谁知慌乱之中竟意外的打死一名路人陈文溪。两名“民国城管”趁机逃回官府躲藏，但愤怒的人群则聚集起来，包围警察局和宪兵队，要求严惩凶手。当夜没有结果，第二天上午，也就是2月28日，台北宣布罢市，数千名民众游行至台湾省政府大楼前，向政府请愿，要求严惩凶手。也许当时的官府把民众合法、和平、自发的请愿行为，当作一撮坏人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暴乱”，悍然下令开枪，想“平息反革命暴乱”，导致示威民众数十人死伤。枪声震惊了整个台湾，于是各地的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包围官府，火烧警局，攻占电台，通电全岛，号召暴动，各地民众一哄而起，甚至成立“嘉南纵队”、“民主自治联军”等军事组织，杀官员，烧官府，据说当时台湾省各地大半官府一度沦陷，被民众占领，这期间死伤人数至今不祥，也有统计说各地杀死官员共21人。而在台北，各界知名人士在3月3日组建“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官府与民众之间居中调解。3月8日，南京政府派遣第21军的两个师和一个宪兵团到达台湾，“以平匪气”，国民党军抓住台湾人就杀，从基隆、台北一直杀到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又杀到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台东，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横尸遍野。一直为民喉舌，受人尊敬的王添灯、宋斐如等一批参加“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名流，也被当作匪徒，或遭暗杀，或遭处决，甚至连尸首都找不到。这期间死亡人数或说约800多人，或说数千人，或说数十万人的，受伤者则未计其数。至当年4月中旬，全岛范围的暴动被平息下去，但在持续的清乡、戒严时期，又有约5000多名运动的参与人员被处决，包括曾在大陆坚持抗日、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知名英雄李友邦。
这就是“2.28事件”的事实部分，对这个事实，红蓝绿三党各自表述，甚至在不同时期，做出前后不一的表述。中共在开始时把“228事件”当作其共产革命的一部分，后来发现“228事件”成为台湾谋求独立的借口之后，则开始改称该事件为悲剧；国民党在开始时把228事件当作匪乱镇压，后来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了，就给事件扣上“戒严”的盖子，企图一直捂下去，直到撑不下去了，才被迫平反、道歉、抚恤；换了民进党，“2.28事件”则成了外省人杀台湾人，是台湾人苦难的根源，是台湾应该独立的充分理由。
我最早了解“228事件”，还是在少年时期从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的，课本使用的名称是台湾人民“2.28起义”，称台湾人民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这一天发动全岛起义，但后来惨遭镇压。中共自在大陆建政以来，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以陈胜吴广、绿林赤眉、黄巢李闯、太平天国、小刀会、义和团等为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主线，把土匪当作英雄偶像，把狼奶当作营养早餐，所谓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到了20世纪前期，中共认为历史舞台上的斗争主角就是他们自己，其继承了自陈胜吴广以来的历史任务，是黄巢李闯小刀会义和团的传人，终于在1949年取得历史性的胜利。这一点也可以在其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的碑文中得到佐证。以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来看发生在台湾的“2.28事件”，把它作为以中共为领导的、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一点也不奇怪。61年过去了，也许中共依然未改变对“2.28事件”的阶级斗争定性，因为其马列政党的宗旨未变、其崇尚暴力革命的斗争风格未变、其以阶级斗争理论推演出共产乌托邦的目标未变。
从近年解密的历史资料中可以发现，国民党在当时是把“2.28事件”作为“匪乱”来对待的，为了“稳定压倒一切”，在2月27日民众包围台北警察局的当晚，蒋介石就指示台湾省主席陈仪“以强硬手段平息，”果然第二天，架设在省政府大楼的机关枪就向示威民众开火了。2月28日开枪激发全岛民众暴动后，蒋介石3月1日又指示陈仪“格杀勿论”，3月3日命令21军从福建火速开赴台湾，“以平匪气”。在台湾实行了近2个月的剿匪，待暴动在全岛平息后，又开始追究隐藏在暴动背后的共产党“黑手”，即所谓“白色恐怖”运动，李友邦就是在这时被冠以“通匪”罪名枪毙的。共产党说“2.28事件”是其领导的，是从宏观的、历史的高度说的，有抢功的意思；国民党认为事件背后有共产党的黑手，则是从具体的、技术的层面说的，有栽赃的意思。其实当时岛上仅有共党分子数十人，还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事发突然，他们根本意料不到，更不可能去组织。当然暴动起来后，共党分子积极参加，甚至积极参与、引导运动向武装暴动方向发展也不假，但作为一次全民性暴动，各种人士都参与其中，共党分子参与进来并不奇怪。
到了民进党时代，经过民进党外省人杀本省人的“本土表述”，“2.28事件”则成为海峡两岸红蓝两党共同的噩梦。对国民党来说，当年作为“赤匪煽动的暴乱”的“2.28事件”，今天已演变成民党在台湾无法赦免的“原罪”，压得其喘不过气来，60年前手握强权的审判者，已沦为历史法庭的被告，而那些被屠杀的受难者则成为正义席位上的原告，尤其每当选举前夕，围绕“2.28事件”所进行的各种话题，总使国民党觉得自己比竞争对手矮了半截子，在公开辩论中显得拙嘴笨舌。“2.28事件”已经成为民进党手中高度技术化的选举工具和选票魔术。对隔岸观火的中共来说，他们当年自吹“领导和组织的2.28起义”，今天非但没有任何功劳或荣誉值得夸耀，相反还恨不得把自己与“2.28事件”的关系推脱得越干净越好，因为当年光荣的“2.28起义”，今天已经演变为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一道真正的海峡，使统一显得遥遥无期，使坚持统一的国民党显得理屈词穷。2.28的伤口一天不停止流血，海峡两岸的统一主张就显得空洞和乏味；在61年前被扭曲的正义一天不在历史的法庭上得到校正，国民党别说坚持统一立场，就是想在台湾的选举中赢得胜利都感到困难重重。
61年前的“2.28事件”既不是人民起义，也不是土匪暴乱，当然也不是外省人杀本省人，它就是一个宪政悲剧。其根源是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未能有效运行，经过50年殖民统治的台湾，刚回归祖国一年多时间，公民社会也不发达，偶发的官民纠纷无法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官权未在宪法所划定的框架内运行，民权也缺少与官权博弈的机制，从而酿成社会悲剧。已在大陆执政近60年的中共，对这一点，今天应该有了很深的体会，不会像当年在“2.28事件”发生时那样“站着说话腰不疼”了。其实2004年发生在重庆万州的“万州事件”，与台湾的“2.28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在大陆每年多达几十万起。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将极权体制转型为宪政体制。时隔61年，再来看2.28事件，我认为红蓝绿三方，如果有一个是真正严肃、愿意对历史负责的政党，就应该超越自己党派利益的狭隘视角，把“2.28事件”当作宪政转型、推进民主进程、培育公民社会的动力，而不是各自表述自己的党派利益，这才是红蓝绿三党共同的救赎之路。
2008-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