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的中南部小城西迪布济德，26岁的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摊位的执照问题，被警察辱骂殴打，并被没收摊车。在与政府部门交涉未果之后，羞愤交加的布瓦吉吉，在政府大楼前面，浇上汽油，引火自焚。
布瓦吉吉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他还活着，恐怕也会对之后的事态发展感到震惊。事件发生不久，围观者开始自发聚集，向市政府示威，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与此事相关的信息和照片，被发布在网络上，又引发了更多的愤怒。示威规模迅速扩大，并蔓延到突尼斯的多个城市。10天之后，在首都突尼斯城，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突尼斯政府派出军警，以镇压抗议活动，但适得其反。示威运动不但愈演愈烈，而且示威人群的呼声，也逐渐从抗议社会不公，转而要求突尼斯的总统本·阿里结束执政。本·阿里下令关闭学校和大学机构，并实行宵禁，但仍然不能阻止示威向革命的方向发展。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逃离突尼斯，结束了他23年的独裁生涯。茉莉花革命成功了。
人们往往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在专制社会，如果发生民众的聚集抗议，无论最开始的抗议诉求是什么，只要抗议能够持续发展，那么运动的规模，也就必然会愈演愈烈；而示威的诉求，也就逐渐会指向一个共同目标——终结独裁政府。同时，民众的抗议活动，也就会从单纯的游行示威，而演变成为一场革命。
简言之，在现代专制国家，一旦突发聚集无法被压制，那么几乎必然是广场而始，革命而终。这就是所谓的广场定律。
乌克兰的2014年广场革命，也完全是同样的模式。在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宣布延缓与欧盟的联合协定的协商，凸显出亲和俄罗斯的政治立场。当晚，大约2000多名乌克兰民众，聚集于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以表达对政府方针的不满。随后，乌克兰政府派遣警力，打压示威运动，并修改相关法律，限制乌克兰国民的言论自由与游行权利。民众被政府的打压行为所激怒，抗议的烈度也随之升级。广场示威，演变成抗议民众与镇压警察之间的街头巷战。广场革命在2014年2月中旬达到最高潮。反政府的抗议民众，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在基辅广场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互相投掷手榴弹与燃烧弹。2月21日，总统亚努科维奇被乌克兰议会罢免，标志着乌克兰革命成功推翻亚氏政府。
而在民主国家，民众的集会与游行示威，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由于民众的政治权利，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以及实质的兑现，因此，尽管民众或许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满，但只要政府守住不侵犯民众政治权利的底线，民众一般也不会越界，去推翻通过合法选举的民主政府。
无论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抗议者或占领华尔街与布鲁克林大桥，或占领立法院与行政院。这些行为曾一度招来大量争议。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社运的技巧。抗议者用以身试法的风险，来换取抗争影响的放大效果。抗议者并非是要发动一场革命，也没有完全否定现政府的合法性。只要抗争者与权力者双方，都守住宪法的原则，那么无论游行示威的规模有多大，都不会演变成为一场革命。
但在专制国家，情形则完全不同。正因为在大多数场合，民众的集会与游行等正常的政治权利，已经被专制政府所剥夺，因此突发集会本身，就默认包含着挑战现政府权威的指向。而一旦抗议者与权力者之间的正面冲突成为事实，那么政府必然会启动镇压程序，试图压制民众的抗议活动。如此，也就形成了抗议与打压的反馈循环，并愈演愈烈，直到其中一方完全占据优势，并战胜另外的一方。
同时，在专制国家，政府的行为不受法律限制。因此，不但民众的集会游行权利被剥夺，而且一旦参与过此类抗议活动，则必然会受到政府的事后严惩。当抗议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威胁到政府的统治地位，而政府也必然会产生强烈动机，在事后进行严惩威慑，以预防同类事件的再度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抗议一方的博弈策略，也就更为简化。与其在中途取消抗议行动，并承受可预期的事后严惩，还不如孤注一掷，推翻现政府，以避免未来的损失。此时，抗议方与权力方的冲突，也就成为完全的零和博弈；示威活动，也就演变成一场革命了。
如果明白了广场定律的机制，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当前的所有专制国家，预防与压制民众的突发集结，都是政府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毫不夸张地说，能否成功地消解压制民众的突发集结，是所有现代专制赖以存在的生命线。而一旦抗议集结形成一定规模，无论抗议者本身是否诉诸暴力行动，专制政府都会不惜一切代价，用武力去镇压这种抗议活动。专制统治者们，其实非常清楚这种零和博弈的实质。如果一个独裁政府，失去了终止广场运动的能力，那么到头来被终结的，必然会是它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