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我在常熟。上网后知，我的朋友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被刑拘，涉嫌罪名竟是“寻衅滋事”。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

站在马路边上来个快闪表达，就叫“聚众扰乱”；坐在民宅之中作个回顾研讨，就叫“寻衅滋事”。这是千古名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最新写照！

上面的话，是我在第一时间对五君子案作出的反应。后来，我在白夏、林培瑞、黎安友等学者的声明中，见到了完全类似的表述：一次私人聚会，如何“寻衅滋事”？5月15日，我去北大参加一个关于宇宙学的研讨会，黎鸣先生见到我，劈头就说：家里开个会就叫“寻衅滋事”，是不是疯了？！

我想，大凡持有起码理性和法律常识的人，都会具有这样的共识：将“寻衅滋事”扣到五君子头上，真是够荒唐的。

不过，这些天来，我又琢磨了下面的问题：当局启用“寻衅滋事”来对中国民间肆意拍砖，是否全然不可思议？他们为何就能不惧荒唐、不避荒唐呢？
经过琢磨，我有两点心得。

一、当局选用“寻衅滋事”作为打压工具，有其策略考量。这种考量是，要尽量将公民不配合、不合作的正义抗争非政治化和污名化。正如前不久在惩处新公民运动活跃人士时，当局弃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改拿“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一样，用“寻衅滋事”来问罪，似乎可将君子的作为污名成小混混、小痞子的行径，从而将良心犯策略地（尽管大体徒劳地）贬为刑事犯。

二、当局指控国人“寻衅滋事”，有其心理基础。甲午年的这起五君子案，激活了我对10年前一段亲身经历的逼真记忆：2004年六四15周年前夕，北京市公安局技术侦察处的便衣奉命对我昼夜跟踪；人身自由受到严重侵犯的我，一般不会和跟踪者多加计较，但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被跟烦了，一股无名火上涌后，忍不住当众斥责了非法跟踪我的“尾巴”：六四开枪杀了人，你们上头心里一直有鬼，每到六四就紧张得不行，就怕民众举行纪念活动。回去告诉你们上司，解决的办法是对六四镇压认错认罪，而不是死扛死顶。面对我毅然诉诸民众的“突发事件”，那位便衣涨红了脸，脱口而出甩我一句狠话：我说不过你，但我能整你一个“寻衅滋事”，你信不信？！

我所亲历的这一幕表明了什么呢？它表明，当受害者有所抗争、从而使迫害者心情不爽时，在来不及（或故意不想）上纲上线的情形下，后者的本能反应和即时应对是，指控前者在“寻衅滋事”！

为什么迫害者会有这样的自然响应呢？原因当在于，在一切非民主的社会制度下，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要求都是：听话顺服，安分守己。他们认为：天下本无事，刁民滋扰之。在他们眼里，民间任何不听话、不顺服、不安分、不守己的行为，都是挑衅专制秩序的找茬惹事行为。因此，他们可以毫无荒诞感地指责说：明明不让你们去苏州灵岩山祭奠林昭，你们不听招呼偏要去，那不就是“寻衅滋事”吗？同样，他们能够振振有词地控罪说：明明不让你们在六四纪念日前一起吃饭，你们偏要在杭州一家饭馆里吃，那不就是“寻衅滋事”吗？……一句话，凡是当局法外设禁、不许别人干的事，有人偏不听话，偏要去干，那就是“寻衅滋事”。于是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具有独立人格、崇尚自由精神的唐荆陵、刘士辉、昝爱宗、刘伟、袁新亭、王清营等虽然没干任何违法之事，但当局二话没说，就把他们装进涉嫌“寻衅滋事”的大口袋。而依我看，假如超级自干五司马南、胡锡进、张宏良、吴法天等人一时犯拧，违背当局关于六四事件要抹去集体记忆、制造历史空白的潜规则，执意去搞什么反对八九“动乱”、支持六四“平暴”的研讨会，照样也会被当局斥为“滋事之徒”——只不过，决不会被“刑拘”投入看守所罢了。

进入5月份以来，随着十分敏感的六四25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当局对“寻衅滋事”这根棍子的喜用和乐用，居然使相对僻冷的“寻衅滋事”成了拨动大众神经的热词。我在上文中已然坦陈，在以特权为本者的眼里，的确可以颇具“合理性”地将国人突破臣民式生存方式、不再安分守己的行为，统统视为“寻衅滋事”；然而，若从人权的视角去审察，神州大地上，到底又是谁在寻衅、谁在滋事呢？

显然，在人权理念这一照妖镜下，人们将会发现一种真正可恶的“寻衅滋事”：
出于内心的尊仰，国人去祭奠一位反对专制、批判极权的民族先驱，这是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而警察奉命去墓地袭扰、去抓人，才是寻衅滋事。

民众相约一起吃个饭，天经地义；而警察奉命冲进包厢去搅局、驱饭客，才是寻衅滋事。

学者对六四事件有不同看法，在家里开个研讨会，并行不改姓、坐不更名地把真实信息发布到网上，不过是在行使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权；而警察奉命抓人、抄家，才是寻衅滋事。

王清营被刑拘后，他的太太为丈夫请律师，合理合法；而国保警察威胁、恐吓王太太，才是寻衅滋事。

周泽律师办妥手续进入南昌中院法庭，依法循规；而法警将其蛮横架拖，才是寻衅滋事。

一般地，讲讲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历史真相，是中国公民的权利；而下令“七不讲”，要封别人的嘴，才是寻衅滋事。更一般地，不想再当臣民，试着换个活法堂堂正正做公民，这是国人的权利；而公权力非要对此横加打压，执意和人权过不去，这才是寻衅滋事。

经过一番梳理，事情已经很清楚，存在两种并非本来意义上的“寻衅滋事”：一种是被执政者污名化的公民行使和捍卫基本人权的所谓“寻衅滋事”，另一种是公民时时见证的公权力侵犯和践踏基本人权的“寻衅滋事”。中国大陆上，这两种“寻衅滋事”一直在较量，在博弈。我相信，像台湾同胞和许多别的民族都曾经历过的那样，以人权为根本的前者，终将战胜以特权为命根的后者。那样的趋势，已然十分清晰；那样的前景，已经不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