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首脑归天的谥号等级森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属于最高桂冠。迄今为止仅毛、邓二位享此殊荣，但两人的其余封号则有区别：

毛（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邓（1904～1997）：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两相比较，可见邓无理论家的头衔。这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战，担任裁判官的正是邓大人。这便是白衣秀士胡乔木得势，而忠贞之士周扬罹祸的由来。

本来，若以列于谥号之首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论，毛、邓均属僭越。毛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其所作所为与马克思学说根本不沾边，毋庸细述。而邓又何尝不如此？他自己也坦承并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的理论他也素无涉猎，倘一定要赠以“马克思主义者”桂冠，那就不妨想想马克思的一句话：“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邓无疑就属于这种马克思羞与同列的“马克思主义者”。

众所周知，邓一向奉行实用主义的“猫论”，不屑于寻章摘句。胡乔木觑准其特点兼弱点，遂伺机摇唇鼓舌，对之力陈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如同洪水猛兽，威胁社会主义江山，危及既得利益集团之根本。登基未稳的邓大人，对西单民主墙及魏京生大字报效应记忆犹新，岂容自身权位再受挑战？于是蛮劲发作，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巩固中共一党专政。

且看当年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训话，时在1983年10月12日，以下试作点评：

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显然主要是心有余悸，害怕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后来周扬的下场证明，此非杞人忧天）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何谓马克思主义，请问小平同志明白吗？乔木同志清楚吗？）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批评不得吗？害怕批评吗？）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人道主义不也是世界观历史观吗？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吗？两者岂能硬生生地割裂开来，或只提一方面而避谈另一面？）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周扬在中央党校的报告，小平同志曾否看过？他的报告第四部分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探索、研究的问题，也是我国学术界、文艺界近几年来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难道不值得小平同志关注一下吗？周扬明确表示：“我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一定要别出心裁地另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来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分庭抗礼呢？莫非“马克思主义”一沾上“人道主义”，就被玷污，就丧失正统地位，成了旁门左道？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过明确的论述吗？在实践中有任何事例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罪恶昭彰，是反革命的人道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势若冰炭、水火不容吗？）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毛的“社会主义”饿死三四千万人，至文革结束为止，新中国27年间有将近八千万人死于非命，那么多冤假错案，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免于庾毙狱中的悲惨命运，你的大公子被人从四楼推落地下以致下身瘫痪，这一桩桩一件件，不是反人道主义又是什么？怪人家“攻击社会主义”，为何不反躬自省？）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周扬报告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这有什么不对？他指出“马克思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并把它改造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怎么是“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难道因为“社会内部还有坏人”，就不能讲人道主义，只能讲兽道主义，把人不当人？就算“反社会主义分子”，只要不触犯法律，也享有公民权利，不是吗？即使监狱中的罪犯，定罪后除了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外，也有基本人权，其个人尊严不应侵犯，人格不受侮辱，人身不受虐待，这些不都是人道主义吗？莫非全都不能实行？）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周扬报告没说“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问题，只说要靠“解放思想”，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这又错了吗？别忘了，那可是邓大人你自己亲口讲过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离不开“解放思想”，周扬的理论探讨无疑也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围不是吗？）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这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求全责备。周扬报告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的是有关马克思理论的学术问题，并且是提出探讨的一家之言。他不是中共十几大的政治报告，或政府工作报告。纵使有不足或错误，可以争鸣。真理愈辩愈明，除非当局有意歪曲误导，否则区区一篇报告怎会“把青年引入歧途”？）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当日王震听了周扬报告，连声赞好之余，问“异化”两个字怎么写，究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这位老军头不耻下问，没有强不知以为知，应予肯定。敢问邓大人，你老人家知道“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吗？你问过乔木同志吗？是他告诉你异化只能用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吗？）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周扬报告列举的经济异化如一味蛮干自食其果；政治异化如公仆变主人；思想异化如个人崇拜，在中国大陆不是铁的事实吗？）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深入浅出，有何不可？）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何以见得？）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强词夺理！按此逻辑，社会主义就不允许批评、怀疑和否定，但难道社会主义是先验的唯一正确的制度？马克思只是提出一种理想的模式，能否兑现尚无先例。如果实践证明行不通，难道还要一本天书看到老？苏联东欧不就抛弃这条路了吗？说到资本主义，何以证明“人们”认为它“没有希望”？贵党最高层的第二代、第三代为何都争先恐后地移民欧美？或者千方百计取得发达国家的护照以留后路？这不正正表明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那可不能怨周扬谈异化啊！）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贵党干的社会主义只对一小撮权贵有意义，对黎民百姓的确没什么意义）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但是，上面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这是胡说八道！皆因乔木同志不仅用中年的马克思否定早年的马克思，还无视晚年的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新思维及他们思想的新发展。邓大人被蒙了。其实，不管哪个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或理论，都应接受实践的检验。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探讨，旨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所用，造福民众。此举绝对无罪，只会有功！）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所谓“反革命言论”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法律概念，而是以言入罪的幌子。现在的刑法不是没有“反革命罪”了吗？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那就意味着除诽谤他人及公然煽动暴力推翻政府外，一切言论皆可发表）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只要有党的领导就意味着无民主可言，百姓悠悠之口岂能尽掩？）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以党性压倒人民性才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四项基本原则无非四个“凡是”，乃新的思想枷锁，与解放思想背道而驰）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应打问号，它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准确的说叫权贵资本主义）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至今仍有争议，倘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结论显然是不该实行当局所宣称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块遮羞布了）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什么“无产阶级政党”？挂羊头卖狗肉。应正名为“权贵党”）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你老人家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家自然往“富”奔，粤语云：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吃亏在前，比败家还惨）。有谁愿意挨穷？）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容许这方面的言论自由，倒不失为一种进步。反正有人不以为然的话，大可写文章反驳或批评嘛）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胡思乱想，离经叛道，七嘴八舌，各行其是。这也可视为思想活跃、自由，未尝不是好现象。何况你邓大人反对的东西未必便是大逆不道，可能是民众思想解放的新成果也说不定。有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武警和公安人员，你老人家怕什么呢？）

由此可见，邓大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在外行，他也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是否合乎老祖宗的训示。第二国际伯恩斯坦尝云：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是没有的。对于邓而言：党国富强就是一切，其他是不必理会的。党国由一小撮权贵掌控，普通百姓无缘置喙。诸如分配不公，人民受压，官员贪腐，世风日下，等等，他都置之脑后。马克思所重视的“人的价值”他不屑一顾。他目中无“人”，只有他充当总舵主的“伟光正”的“党”。

至于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49页），恐怕他更是从未读过，茫无所知。否则无法解释他对于与“自由”有关的一切，尤其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深痛恶绝。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不过是邓打压一切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借口罢了。

于光远曾向周扬抱怨胡乔木歪曲他的文章，他引用列宁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国家消亡的开始”，胡乔木竟诬指他主张要去“消亡”无产阶级专政。周扬认为胡乔木没有读懂列宁的意思。依此类推，靠胡乔木起草讲稿的邓大人，对马克思的意思自然更加隔膜了。

呜呼，如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09-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