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为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理应让老百姓知道每年这么多钱是如何花出去的。
正如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中国发展论坛上所言，中国财政收入已经到了11.7万亿，解放初期是62亿，78年1000多亿，“这个数量已经不小了，关键是怎么把钱用到刀刃上，使它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不能把这个钱用去搞重复建设，用去搞产能过剩。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钱用好，用到该用的地方。”
三公消费是该用还是不该用？当然该用，问题是怎么用用多少？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三公经费’绝非越少越好，更多应该强调‘适度’。所谓‘适度’，首先是看有没有严格执行预算。”所谓严格执行预算只是外界的一厢情愿，许多预算中实际上都包括了比例很高的三公消费，无论是军费、公共安全、教育、科技等预算中都隐藏着三公消费的巨大身影。
迄今为止，三公消费的数字官方都是讳莫如深，也不知是真的搞不清楚，还是故意不想搞清楚？2006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引用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刘光复的话说，“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当年10月31日，《新民晚报》引用《瞭望》周刊报道，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2007年3月，中国青年报引用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称，“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从1999年到2006年，这三笔款项加起来，三公消费就可能已达9000亿。
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北大教授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王锡锌提供的数字，让主持人柴静似乎很吃惊的样子，重复地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9000亿的概念可能相当于我们财政支出的30%。柴静马上问：“财政部不是公布29个亿吗？”王锡锌答：“统计口径不一样吧，财政部可能指的是中央财政支出。”
王锡锌在近日的微博中再次透露：目前我国公款吃喝、出国、公车开支的费用，一年己达19000亿元。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单位的三公消费，往往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杨锦麟主持的电视节目《天天看》第十期透露，2012年我国三公消费高达3.9万亿！三公消费的背后，实际上是财政支出存在着巨大的腐败黑洞，许多财政资金改头换面以三公消费的名目悄悄流入了大小贪官的腰包。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9000亿三公消费，这个数据没有可靠的出处，准确性和真实性都有待确认。可以肯定的是，“三公经费”没有9000亿这么多，从近两年预算的角度来看，“三公经费”逐年下降。
财政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的2013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12年政府收入达18.48万亿元，与公开的财政收入相差6万多亿。这说明，至少还有6万亿左右在体制外循环，或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由于庞大的资金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许多三公消费都是一本糊涂账，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
刚刚到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任院长的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去年在实名微博中称：“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我主张除外事招待审批费用外，其它吃喝一分钱也不许报销，正好解决了假发票。岗位公务费给补贴，招待自己花钱。”2010年至2012年，中国餐饮零售额连续突破两万亿的大关，公款吃喝保守估计占了六成以上。
3月24日，由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的以“三公浪费的治理”为主题的沙龙在浙江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多地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就这一主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指出，遏制三公消费需构建公众参与的长效化治理机制，将三公消费与费用结算完全分离，并接受全民监督，真正把三公消费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李上任后，中央宣布了八项规定，能否真正遏制三公消费中的浪费现象与腐败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如果不从制度上监督约束钱袋子权袋子，让其显现在阳光之下，三公消费不仅刹不住，恐怕连这本糊涂帐也永远算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