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形态，记忆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今天的上海书展里，到处分布着有关记忆的文献。这些文献试图向我们描述一个真切的过去，并且为我们向未来的飞跃提供坚实的支点。
记忆的第一功能就是消费。所有与历史记忆相关的建筑、街道、园林、服饰和书籍，都已经成为市场上的消费对象。就以上海为例，作为殖民记忆体的衡山路、淮海路和南京路，早已经成是小资和中产阶级的消费天堂；北京的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和长城，西安的兵马俑和汉阳陵，则是帝国记忆体的最高典范。最近刚成功申遗的福建土楼，成了中国南方客家人生活样式的范本。这些镶嵌着古老记忆的物体，正在凝结为转型时代的消费核心。与此同时，软性记忆符号则径直成了商品，陈逸飞的绘画是一个实例，它组合上海女人、麻将牌、月琴和旗袍等各种历史符码，编织成一个优雅的殖民地旧梦。1993年在上海掀起的月份牌怀旧狂潮，居然是上海人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指南。
记忆的第二功能就是摆谱。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光辉灿烂的记忆。这些记忆能够打造人民的国家主义信念。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李约瑟提出的“四大发明”概念，被张艺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视觉诠释。据说这种对全球民众的提醒，有助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
记忆的第三功能是反思。这是人类记忆最重要的使命。正确的记忆，是历史探查和自我反思的逻辑前提，也是民族自我更新的动力。没有这项功能的支撑，其他的功能将变得软弱无力。
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国家记忆错误，也就是抹除或制造错误的记忆。这种所谓“记忆错误综合症”，往往是文化退化的标记。
在记忆错误的几种形态中，“完全性失忆”是具有代表性的病症。日本教科书完全抹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无独有偶的是，我们正在忘掉文革带来的历史性悲剧，由此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忘却历史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只要观察今天的互联网生态就会发现，文革并未结束，因为当时所使用的暴力话语，在公共话语平台上大肆繁殖和蔓延，已经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文革在人事组织上早已终结，但它在话语和文化形态上却在戏剧性地延续。
“选择性失忆”是只记住对维护自己形象有利的东西。这是对“完全性失忆”的一种补偿。它要求民众记住那些有益的事物，而忘却那些有害的事物。但这种选择不是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文化管理体系提供的罐装食品。它们很像是那种伪劣奶粉，制造着营养不良的畸形文化婴儿。
“错忆”，顾名思义是一种错误的记忆，但这种错误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对历史误判的结果。例如中国人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记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的“击缶而歌”。这是一个典型的记忆错误。自先秦以来，这种乐器的演奏就为丧礼所专用。湖北民间自今还保留着“丧歌队”的传统，它是“击缶而歌”的一种历史遗存，它只能出现于死亡的现场，而不在喜庆和生命狂欢的典礼上。在我看来，正是对历史的错误记忆制造了文化笑话——用“丧乐”谱写开幕式的第一乐章。这个反面例证教导我们，不仅要学会记忆，而且要学会正确地记忆。
在所有记忆错误的形态中，“记忆伪造”是我们的最大敌人。在历史上，我们曾经面对无数蓄意制造虚假记忆的事件。例如朱元璋就是涂改历史的高手。他利用帝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蓄意修改他的个人经历及其家族和宗教背景，为历史审判提供伪证。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这种自我掩饰点醒了历史学家，点燃了他们探究真相的好奇心。
面对上述记忆的敌人，对个人记忆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我们不能指望官方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太多的正确记忆。惟有民间的个人自由记忆，才能成为历史守望的真正主体。我们正在与记忆错误抗争，尤其是跟严重的失忆症抗争。耐人寻味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个人记忆的潮流，其中不仅有大量政治老人的回忆录，还有底层个体的口述实录，而与那些重大历史节点相呼应，还涌现了80年代的回忆思潮、文革结束30年的反思潮流，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浪潮，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热烈的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从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
在记忆的浪潮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记忆的多样性形态已经形成。例如，在政治学者的论域里有“两种文革”，而在更多人的记忆中，文革的形态变得更加丰饶多姿。有多少种回忆，就有多少种文革。它们的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却又能够被拼缀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图。正是这种集体性和多样性，保证了记忆的相对准确，这是因为，记忆可以在互相印证和反证中得到确证。
个人记忆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它的事件上，而且还表现在它的类型（题材）上。除了今天在书展上出现的大量图书（文字）记忆体外，还有许多影像文本。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近年来涌现的民间纪录片运动。这场极富价值的运动推动了大量优秀杰作的诞生，例如胡杰的《我虽死去》，它记录了北师大女附中校长的死亡故事，它的阴郁影像，饱含着历史的问责和批判。原黑龙江报社记者李振盛拍摄的10万张历史照片，原《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拍摄的近4万张历史照片，都是中国现代史的最好见证。他们的卓越努力，为我们这个记忆缺损的时代，提供了启发记忆的美妙素材。
在当前的申遗狂潮中，人们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盲点：记忆才是最重要的“非物文化遗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所以我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在今天的语境里，这个语词似乎只是一种文化隐喻，但足以描述这个事物的本性。
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己的记忆遗产。每一种优秀的记忆，都能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录了反面乌托邦的历史。他去年被授予俄罗斯国家勋章。这场盛大的授勋仪式，无疑是普京个人的政治需要，却也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俄罗斯民族对这个人的优秀记忆的谢意。正是索氏本人不顾生命危险，保护了那些最黑暗的记忆，并因此推动了俄罗斯的政治反思和社会变革。
把记忆提升到“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索尔仁尼琴。但我们都有望成为记忆的战士，在文化离乱的时代，扞卫并经营自己的鲜活记忆。尽管大多数记忆必然是残缺的碎片，而关于记忆的转述，也会因缺乏修辞而变得笨拙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建构自己的记忆文本。在我看来，最笨拙的记忆，总是拥有最真实的力量。
（原载《华商报》2008年8月16日第1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