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左）、王岐山。（AFP）
五年前，习近平和李克强双接班，人们按照先前的江朱体制和胡温体制的说法，称之为习李体制。但人们很快就发现，没有什么习李体制，李克强这个国务院总理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先前的朱镕基和温家宝；倒是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六的王岐山更重要，俨然习王体制。现在，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而按照我们的评估，王岐山必将是中共建政以来权力最大的副主席。因此我们可以说，习王体制正式出台。王岐山当上国家副主席，这事很不寻常。在十九大，王岐山裸退，成为一介平民一名普通党员。这次却再度出山，当上国家副主席。像王岐山这样裸退后又被返聘，在改革开放这四十年间是没有先例的。
笔者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包括上篇文章都已经回顾过，先在党内职务上“祼退”后来又被“返聘”的先例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里，至少在邓小平时代是出现过的，那就是先后从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位置上完全退出（当时叫“全退” ，和现在的“祼退”的说法是一回事）后，次年又“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
正应了所谓“一笔难写两个王”的说法，如今的王歧山被习近平“返聘”和当年的王震被邓小平犒赏还真可以用“异曲同工”形容。
当年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完全确立是中共党的十三大，而在此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华国锋倒台之前党内真正说了算的首推叶剑英，倒华之后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从那之后到中共十三大召开的数年时间里，从日后披露出来的胡耀邦的内部谈话和赵紫阳的回忆录内容清楚证明当时的邓小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陈云及李先念等人制约的。 所以严格说来当时那几年中共决策层的“领导核心”是一个元老群，而不是具体的一个人。
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做出的“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的秘密决定标题着邓小平“第二代领导核心”地位的正式确立。而这一秘密决定产生的一个重大前提外界似乎从来没有报道过，那就是当年党内一份传达到省部级的文件中引述了陈云对胡启立的谈话内容，其中首次出现“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核心是毛主席，现在的领导核心是小平同志”的提法。
被党内的一纸正式决定，而且是台面上的“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决定明确为“领导核心”后，邓小平所做的重大人事决策之一就是赶在十三大闭幕后的次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把国家副主席的职务赏给了王震。
而邓小平之所以要对王震施以特别恩典，一是邓小平三公主邓毛毛当时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剌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上《缅怀胡子叔叔》一文中披露的，文革时期王震有恩于邓家子女，二是王震为废黜胡耀邦立了头功，三是王震在十三大召开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都游走于陈云和邓小平之间，尽力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现如今，王歧山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甚至胜过了当年王震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从关系深厚角度，无论是习近平委以组织重任的陈希还是委以北京市委书记重责的蔡奇，无论是中学时就曾在一起学习“毛选”的刘鹤还是从八十年代初即在他习近平身边工作的何立峰……， 都不能与习近平十六岁那年即与之“苟富贵毋相忘”的歧山大哥相提并论。
关注习近平执政风格的人士已经注意到，他在公开讲话里为“接地气”， “文革”时期的“工农兵语言”常常是信口拈来。所以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也常常会用“穿一条裤子还嫌肥”来形容两人之间的亲密无间。而他与王歧山的关系不是“穿一条裤子”，胜似“穿一条裤子”，艰苦年代里曾经是合盖一床被子，同一张土炕上滚虱子。
习近平当年下乡插队的陕西延安延川县早在习近平还是副省级干部时就开始为他作传。时任延安市延川县作协主席张思明曾为写作习近平延安插队经历而在延川县梁家河采访，并于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省长的习近平，习近平告诉他，一九六九年下乡初期，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到了冯庄找王岐山借宿一夜，两人就合盖了一床被子。当时习近平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王岐山给留了下来。王歧山与福山谈话时曾说习近平和他王歧山一样酷爱读史，笔者有理由相信当年的习近平离开王歧山的窑洞时，习近平不一定会背诵一句“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但此情此情很可能会令他联想起史书上记载的陈胜和吴广：苟富贵，毋相忘!
四十年后，习近平一经“大福大贵”，王歧山果然成为他最为依重的人。笔者在一年多前的《习近平十六岁那年即已经和歧山大哥“苟富贵毋相忘”了》一文中介绍过，大明王朝宦官魏忠贤因为极其受万岁爷皇帝的宠信，所以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王歧山之于魏忠贤，除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一点相像，更相像的还有王歧山的中纪委在中共党内早就被人类比为当年魏忠贤把持的东厂和锦衣卫。
胡平先后在他的前述文章中还分析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十九大上王岐山之所以没有留任常委，就是因为“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至于说王岐山没有出掌国家监察委员会，原因之一是，国监委是与人大、政协、国务院、 最高法、最高检并列的机构，一把手理当在党内有高级职位， 而王岐山从常委退下后就不再有党内高级职位，所以不可能出掌国监委。只有国家副主席这个职位，既无年龄限制又无须党内高位， 所以让王岐山当副主席从体制上说更合理。
今后，王岐山将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一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根据宪法，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既然习近平对王岐山很信赖，他会把很多主席的职权委托给王岐山，这样，王岐山就成了中共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家副主席。另一种方式是列席党的高级会议，包括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尽管在党的高级会议上，王岐山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王岐山深受习近平信赖，他的意见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见，或者说他的意见会得到习近平的支持，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去附和他的意见，于是王岐山就变得比其他常委更有份量。这两种作用加在一起，未来的王岐山，不仅仅是第八个常委或党国第八号人物，而将是党国第二号人物。
笔者与胡平先生所持的不同看法是，所谓的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出席者与列席者之间的区别，也就是所谓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的区别在如今“唯习近平独尊“”的中共决策里已经没有丝毫意义。
两天前中共政权刚刚发布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向习近平总书记述职的新闻。七项述职内容的前三项分别是：一是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二是带头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三是带头落实重大问题及时习近平报告，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请示重大问题、重要事项、重大工作…..
试想，如上前提之下，怎么可能会在习近平完全是一人说了算的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会上出现某项决策出现争议从而需要靠“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场面呢？
与之同理，在大树特树习近平的绝对权威，习近平每说一句话都只会引来喏喏连声的中共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习近平需要一个王歧山以列席者的身份来附和自己意见的前提。
总之，如果说五年多前的习近平把一个原本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接班人选的王歧山安排一中纪委书记的岗位上是其于从权力的角度让王歧山为自己助威，壮胆，充当政治打手的考虑，那么习近平个人权力已经达到顶峰的今天，已经不再需一个王歧山在体制内帮助自己巩固权位和把持权力了。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来分析王歧山先出“局”又以“局外人”身份出任国家副主席一职，应该首先是基于政治犒赏的角度。
日后表面上的领导人排名顺序王歧山无论是“老八”，李克强依然是“老二”，但事实上在习近平已经完全实现了“唯我独尊”的十九大之后，中共党内已经再无“二把手”一说，就好比封建帝王体制下没有“副皇帝”之说。习近平尤如皇帝，政治局众常委和政治局众委员都是大臣。大臣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可以有远近亲疏之分，但没有哪个大臣会成为“副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