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不出所料，诺贝尔文学奖的失望专业户村上春树再次成为今年文学奖的大热门。他曾在2010年荣膺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演讲中，说到：
“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必须面对一堵高墙。这高墙的名字叫做体制。体制本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自作主张，开始残杀我们，甚至让我们冷 血、有效，系统化的残杀别人。”
“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都只是一个面对名为体制的坚实高墙的一枚脆弱鸡蛋。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毫 无胜机。高墙太高、太坚硬，太冰冷。唯一胜过它的可能性只有来自我们将灵魂结为一体，全心相信每个人的独特和不可取代性所产生的温暖。”
“是的。不管那高墙多麼的正当，那鸡蛋多麼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那一边。”
“体制并没有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译文摘自《朱学恒的阿宅万事通》博客）
作为一名日本的流行作家，他讲这番话很大程度上是要对颁奖礼前不久发生在加沙走廊的一场战争冲突以回应，那次冲突造成了上千人的丧生。他以作家的敏锐和同理心揣摩到了处于体制高墙压力下的鸡蛋们的处境，并以此番演讲来激励他们。不过，他自己没有经历、经受过巍然的体制高墙对鸡蛋们的碾压和操纵。
例如，村上春树断无可能体验到，甚至想见到面对体制高墙时，同为鸡蛋的“公知”和“口炮”们的争论。
说起来，大陆所谓的“改良公知”与“口炮党”的分歧与争论由来已久。其中，双方分歧与争论的焦点在于：有没有可能促进体制高墙的改良转型。“改良公知”（以下简称“公知”）认为在承认体制高墙的合法性，并且遵守体制高墙的法律，以及小心翼翼避免触怒体制高墙的前提下，伺机推动体制高墙进步，温和转型可期。“口炮党”（以下简称“口炮”）则彻底否认体制高墙的合法性，认为体制高墙的性质以及历史决定了，它不可能容忍任何策略性的转型推动，而且会以体制高墙的优势对任何些微的伺机而动充满警惕并及时的剿灭。在后者看来，“公知”们最大的问题是沉溺“虚假希望”，罔顾体制高墙的冷酷现实。当然，在“公知”看来，“口炮”无疑是炮制“虚假绝望”
不知道村上春树面对这样两泼分歧日深的鸡蛋们，他会站在哪一边。
抛开村上老师，以及到底“公知”和“口炮”谁对谁错不论，只谈谈为什么“公知”会沉溺“虚假希望”。
首先，先澄清命题。所谓“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意思是通过公共议题而向公众传播资讯，以及影响和说服公众为己任的知识人。“改良公知”则在公共议题的设置、介入以及话语方式上倡导渐进改良，反对任何“激进”的方式。下文所言及的“公知”，均指“改良公知”。所谓“虚假希望”，即面对残酷和逼仄的现实视而不见，罔顾逻辑和事实却一厢情愿对体制高墙报以热烈的“希望”。如果描绘的“希望”是基于逻辑和事实，那么就是“希望”；缺乏逻辑和事实支撑，就是“虚假希望”。
“公知”是一个比喻，事实上在大陆体制高墙下，“知识分子”更像是一个伪概念，更多的只是“知识人”，读过书，钻研过，自诩知识在握的“知识人”。大约60年前的“双百”运动以及稍后的“反右”，已经有步骤地成功剿灭了体制高墙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即使有个别坚持批判和个人操守的残存者，根本不成气候，遑论风尚。所以，这里要谈的“公知”，只是比喻意。在言论和资讯传播被严格管制的高墙体制下，依附于体制是获得话语传播的必要前提，因此，能够向公众传播资讯而没有得到高墙体制的首肯或默许，断无可能。这就在性质上决定了“公知”群体的几个重要的特征：1、依附于体制，或者拥有或试图拥有体制内的身份，或者利用或试图利用体制资源；2、认同体制；3、试图矫正体制中不合理或“瑕疵”的因素。
从心理学角度，“公知”群体既然依附于体制，那么认同体制也就是最自然也最可能的连带心理结果。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知识人依附于体制，却又不认同体制，必然带来内心的冲突，认知的失调。为了缓解这种冲突和失调，他或者远离体制；或者改变态度，进而缓解内心的冲突和失调。当然，如果一个知识人不得不依附于体制，但也可能未必会认同体制，他可能也会介入公共议题，但不以渐进改良为己任，那么这样的“公知”知识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依附、认同体制的前提下，那么对体制的不满或怨怼就必然以“改良”体制为初衷和出发点。这是由屁股决定了的态度倾向，大脑不过是为屁股寻找合理性罢了。
其次，既然依附、认同体制，那么不可避免就会接受体制的规训。体制规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审查，以及对违反审查的严厉处罚。“公知”厕身在体制之中，所习得的生存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自我审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以及什么说了会令体制怒不可遏导致灾难性后果；什么说了只是被小小地训诫一下下，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什么说了看起来是“批评”，但实质上会得到褒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公知”间心有戚戚，主仆间其乐融融。
对许多“公知”来说，这种婉转、曲笔、避重就轻的话语方式不啻是他们“争取”到能向公众发声的“智慧”。而在频繁的主仆间的规训互动中，体制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如何调教“公知”，而“公知”也自如地对体制的“动向”心领神会。
换言之，“公知”群体在恐惧和谄媚的两极之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话语模式，以及共识性的话语禁忌。前者如对“民主”的刻意误用，后者如对“革命”的无端恐惧。
再者，在1989到1992年的国内、国际的渐次的“教训”中，体制高墙在应对种种危机的过程中，也发展出越来越成熟的应对手段，以避免前车之鉴。传统刚性的体制高墙，为了获得维系体制高墙的庞大资源，在放开经济发展桎梏，融入国际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得不同时放宽部分言论以及管制的松动。而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规避了西方国家的危机和衰退后，体制高墙应对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娴熟，攫取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同时也越来越自信，要收窄业已放宽的言论，以及松动的管制游刃有余。
不言而喻，体制高墙的这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给“公知”群体以信心和鼓舞；而后一阶段则给“公知”群体以尴尬和敏感。体制高墙主动因应国内外危机的调整被“公知”群体解读为由自己推动变革的端倪；而体制高墙因资源和能力的高涨而收紧言论和社会管制的尺度，则被“公知”群体解读为“下一盘很大的棋”。同时，所谓的一小撮“口炮”往往因其观点一针见血地威胁到“公知”观点逻辑以及事实解读的自洽性，常常令“公知”群体愤懑难解，忧愤交加，他们甚至认为体制高墙日渐收紧的言论和社会管制尺度是因为“口炮”不负责任地触怒高墙体制而招致。
可以这么说，“公知”群体在与体制高墙之间时而宽松，时而逼仄的规训互动中，很容易就高估自己带给体制高墙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同时这种毫无事实基础的自我高估又忌惮被“口炮”一语挑破，因此表现出对一小撮“口炮”的深恶痛绝。他们认为，“口炮”远比令他们充满怨怼的体制更加可恶，后者毕竟提供了资源，给予了抚慰；前者根本就是添乱，破坏了“公知”与体制高墙的暧昧互动以及默契，不恰当地激怒体制。
从心理学角度，“公知”群体对“口炮”的恨基于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是“口炮”对体制高墙的彻底否定，同时也否定了“公知”从依附、认同体制的艰辛心路历程的价值和意义。没有人会对否定自己努力的价值和意义的他人报以好感，“公知”群体也不例外。其二，“口炮”对体制高墙的彻底否定也动摇了“公知”群体对体制高墙的改良幻想，以及削弱了他们所感知到自己予体制高墙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为了抵抗这种“消极”的影响因素，他们必须加倍地强化对体制高墙的改良预期，以及维系自己予体制高墙的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良好感觉。
既此，“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在这三重因素的交织缠绕之下，“公知”沉溺于所谓的“虚假希望”也就是自然而然，求仁得仁的结果。
最后，来猜一猜，村上春树老师更可能支持“公知”还是“口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