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鲜花环绕之中，遗体上覆盖着镰刀斧头党旗，陕西着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其葬礼可以说是备极哀荣.除了铺天盖地的讚誉之声，各路名流的弔唁致敬，还有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赠送花圈的殊荣.
然而，与这个热闹场面不太协调的是，灵棺里的陈忠实头下枕着一部《白鹿原》。这是一部当代罕见的优秀小说，它所展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倾向，与中共镰刀斧头式的红色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这似乎是一个有点滑稽的玩笑。思考这个矛盾的现象，我们需要认识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进步与倒退，瞭解在中共禁锢思想的专制制度下，身为作家的陈忠实，曾经有过多么不同凡响的思想反叛与文学追求，又曾怎样无奈地向权力屈服，在精神上阉割自己后名利双收。
小说政治倾向与中共针锋相对
早在一九九二年《白鹿原》出版之初，该书贬低、否定中共的政治倾向性，就被某些党性强的文坛领导人发现了，陈忠实获茅盾文学奖的事情因此受阻。当时，批评者指控《白鹿原》有“倾向性问题”，说作者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化了地主阶级，丑化了共产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
这些严厉的政治指控，由於当时在文坛享有话语权的评论家陈涌出面说话，而得以缓解。在陈涌确认该书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之后，作者遵嘱对该书做了删改。一九九七年底，《白鹿原》修订本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侥倖逃过一场政治追究，这本笔力凝重的傑作得以存活下来。但凡是认真阅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那些指控《白鹿原》有政治倾向问题的左派党棍是对的，他们以特有的党性敏感，指出了小说的真相。
而《白鹿原》一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其全部奥秘恰恰在於此：出於文学良知，作家拒绝为中国共产党唱讚歌。相反，小说在宏大的历史敍事之中，完全颠覆了共产党文学的话语体系，以赤裸裸的历史真实，对非人性的中共进行了贬斥与否定。
首先，小说把在五十年代遭中共残酷镇压的地主，描绘成代表民族优秀传统的好人。白嘉轩是《白鹿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继承了父亲的族长地位，关心族人的日常生活与生死存亡。尽管白嘉轩有一些旧宗法家族制度的保守意识，但他以“仁义”真诚待人，广施善举.在长期丑化地主的中国革命文学里，此书塑造了一个受人敬仰的正面的地主形象。
其次，小说揭露了中共革命如何无情地吞噬自己的儿女。书中的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关键人物，是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年轻而真诚的白灵在加入共产党后出生入死，结果却在革命根据地遇上红色恐怖，被冤枉为“特务”给生生活埋了。
再次，通过纷繁複杂的历史敍述，这部小说表达出的作者的政治态度与历史观，几乎都是与中共的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例如，阶级斗争是中共的基本理论纲领，但在《白鹿原》中，民国时乡村的阶级并非势不两立，白家唯一的长工鹿三，与地主白嘉轩的关系就相处得十分和谐，令人感动。
中共一贯反儒，曾把儒家当作“四旧”来镇压。而陈忠实的“仁义白鹿原”却真诚讚美儒家文化和传统的“仁义道德”。书中也真实描写农民革命的暴力与非理性，是如何残忍地剥夺人的生命与尊严。
又如，中共总是宣称自己打败了蒋匪帮，是中国的大救星。而小说却借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发表精闢高论，把白鹿原比作一只翻烧饼、摊煎饼的鏊子。国共两党血腥的政治斗争，在小说中的人物看来，只不过是以百姓为刍狗、导致民不聊生的“翻烙饼”而已。
小说里的国民党员有坏人，也有如鹿兆海、嶽维山一类的正人君子。而共产党方面却很讽刺，他们的优秀人物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能够活下来并青云直上的共产党人，是白孝文那类踩着别人屍骨往上爬的堕落分子。
现实主义写作违背作家本人立场
上述基於小说文本分析出来的政治倾向，陈忠实本人是不会承认的。不但不会承认，老先生如活着，还会高调地宣佈，他本人的倾向性与笔者所指出的“贬共”倾向完全相反。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白鹿原》出版不久、尚未获奖之时，陈忠实就发表了《毛泽东代表着一切普通中国人的独立人格》一文，热烈讚颂毛泽东的崇高人格、思想、智慧以及其创立的伟业.二○一二年在接受中国官媒採访时，陈忠实又一再强调：“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如果联系到陈忠实本人的中共党员身份，回顾他长期在农村做基层干部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想像，陈忠实“拥共”的自我表白虽有隐情与某种目的，却不完全是假话。那么，一个持拥共立场的作家怎么会写出明显贬共的作品来呢？
恩格斯在谈巴尔扎克的创作时说：巴尔扎克的同情心虽然是在贵族一边，但在作品中却毫不掩饰地讚美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英雄们。以此为证，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
陈忠实的《白鹿原》属於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拜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之赐，陈世忠一度摆脱了中共极左的“革命现实主义”桎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运用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展现渭河平原五十年的沧桑变迁，写出了一部中国人的心灵苦难史。
谈到酝酿构思《白鹿原》的过程，陈忠实说自己“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在西安郊县做社会调查，研读有关关中历史的书籍”。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其中的很多场景与细节，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出处。例如，有些小说情节是以关中、西安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被称为“白鹿精魂”的高尚人物，都有其现实的生活原型。例如，坚持儒家文化、处处与人为善的朱先生，其原型是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被中共活埋的白灵姑娘，其悲剧取材於革命烈士张静雯的遭遇。书中治病救人的冷先生，其医生形象来自《蓝田县志》。
为获奖自我阉割，高调颂毛
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曾因一部《静静的顿河》成为苏共高官，陈忠实也同样因为一部《白鹿原》，一跃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两人都出身於农民家庭，受过苦，都曾在共产党的基层任职。
有国内评论家说：“《白鹿原》是从《静静的顿河》这棵大树上摇落的一粒种子。”陈忠实之所以能一度摆脱红色文艺之窠臼，与《静静的顿河》对他的深巨影响有关.他的《白鹿原》学习《静静的顿河》，以客观求真的态度，揭露共产党的血腥与丑陋。两部作品都同样遭受过政治审查与批评.
不同的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肖洛霍夫后来为苏共的高压政策辩护，招致作家们的憎恶，而陈忠实成名当官之后，据说还保持了某种农民的朴实和谦虚。但是，从《白鹿原》出版后他的一系列表现来看，这位农民作家在精神上迅速地萎靡下去了。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获奖，陈忠实修改了《白鹿原》，对作品实行自我审查。茅盾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奖的最高荣誉之一。一九九七年，该奖评委在评议《白鹿原》时出现分歧。陈忠实接受了要他修改的建议，删改了两三千字，其中包括一些政治敍述，例如关於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论，还淡化一些性描写。
拿一本不明不白的修改版去获奖，陈忠实因此受到一些严肃评论家的批评，被指责为“迎合评委”，“对读者的背叛”，“向政治与功利的一次可耻的妥协”。
第二，自《白鹿原》出版后，陈忠实急於澄清自己的政治倾向，他转而高调地讚颂毛泽东，并声称自己的作品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第三，此后二十年，陈忠实只是“写写散文，随意写作”，不敢再以小说“妄议”中国政治历史。即使他曾酝酿过一部描写当下乡村生活长篇小说，也一直没有动笔.
政治恐惧与科举文化后遗症
至今还有一些文坛批评家不能原谅陈忠实的删书行为，视他为“软骨头”。但我们可以用史学家陈寅恪的“同情之瞭解”的态度，设身处地体察对方，把陈忠实的“软骨头现象”放到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去看。
即使中共官方如此表彰陈忠实，至今还有左派人士称陈忠实为“反共作家”，指责陈忠实那一代作家“真真切切地颠覆了共产党的历史以及植根於这段历史的价值观.”长期以来，左派们所扣的上纲上线的政治大帽子，该书曾被广电部列为影视禁拍作品的麻烦，都令陈忠实气恼郁闷。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产生了恐惧心理。
然而，当陈忠实面壁六年，终於在一九九一年末写完全部书稿，时势遽变。“六四惨案”震撼了世界，也窒息了一些自由写作的中国作家，打断了他们的脊樑骨。审时度势，心怀恐惧的陈忠实不敢把已完稿的《白鹿原》拿出来，他甚至和妻子说，准备不做作家去养鸡.直到一九九二年的一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传来，陈忠实预料形势将会宽松一点，才敢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并要求出版社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前去取稿。
从反叛到屈服，这对具有传统风骨气节的士人和现代独立知识分子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陈忠实既不是士人，也不是独立知识分子，他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乡村干部。文革时上五七干校，他的背包里只有两本书，一本《毛选》，另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未曾吸收过更为丰沛广博的文学源流，又缺乏坚定的自由主义理念支持，陈忠实很容易就放弃自我的独立精神，随波逐流，回归毛时代的意识形态.
从现实功利角度来看，陈忠实也不能不妥协.中国文坛一直就有科举文化后遗症，古代文人以一篇文章中举，由此获得高官厚禄，现代文坛也有“一本书主义”。在海外自由社会，只有一本书的作家往往难以靠写作养活自己，但在中国，写出一本好书就如同中举，能使人登上文坛高位。
并不把文学当作自身的信念与生命状态，深知“向阳花木易为春”，陈忠实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政治表态和声明，化解了他与中共之间的心结.《白鹿原》大红大紫，巨大的销量，使长期生活清贫的陈忠实跻身於“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
在离开人间时，功成名就的陈忠实是否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意呢？我们不得而知，但这里有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在回归鲜红党旗的二十余年中，陈忠实不敢再触碰敏感的写作题材，精神上自我阉割了，创作力也因此丧失，他再也没能拿出优秀作品来。
谨以此文悼念陈忠实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