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比法西斯主义还坏!”

一位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说:列宁的老友伊斯门曾经说过:“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超级法西斯主义。”我早有这个看法,但没有说,原因是我没作过认真研究。

我请这位朋友帮我查查,这句话的原文和出处。他给我送来了一个复印件,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第三十二页。这一页中引用了伊斯门先生的话:“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下面又引用了伊斯门肯定“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大段话。

\"\"

胡绩伟(摄于2005年)

在这一页中,还引用了在俄国住了十二年的美国记者W.H.张伯伦先生的话:“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社会主义,看来实属于乌托邦世界。”

我请这位朋友查一下伊斯门先生的简历。结果是说:伊斯门(1883-1969)是美国诗人、编辑。从一九一八年起去俄国研究苏维埃的政治制度,同列宁交上朋友,还同苏联司法部部长的妹妹结了婚。因为俄国的专制腐败统治集团背弃了当年革命的最初宗旨,所以他在一九二二年回到美国。在二、三十年代,他撰写了《列宁死后》、《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终结》、《斯大林的俄国和社会主义的危机》等书。哈耶克引用的那段话就是从《斯大林的俄国与社会主义的危机》一书中引用的(该书第八十二页)。

经过这一核查,我才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比斯大林主义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发动的一连串的政治思想斗争,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和十年“文革”,充分发挥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制度的法西斯的残酷野蛮传统。在“文革”结束以后,上下一致的结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搞的社会主义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以后李慎之同志改为“皇权法西斯主义”。我也把毛泽东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改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这才合乎实际。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法无天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恰恰是从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学来的。

毛泽东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项,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他坦白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自己也搞不清楚;另一方面,又公然说:“只要是共产党领导,怎么干也是社会主义。”当他们反对市场经济时,把平民百姓出卖血汗劳动挣来的一点点工钱,比如摆一个小摊或者搞一点短途运输,都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说这是“个人发家致富,个人发财。”以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干部带头以权谋私,钱权结合,霸占和骗取国家财产,搞得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贪污腐化,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这又成了最时兴的社会主义了。

毛泽东搞“穷社会主义”,江青公然说:“宁肯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粮。”还说搞生产就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望路”;挣一点钱,就叫什么“金钱挂帅”,都被打成反革命。结果弄得整个社会一穷二白,百业凋零,啼饥号寒。那个“穷社会主义”,人们怎么能忘记呢?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压迫剥削人民的本质,在手法上搞了一些新花样,就是采纳现代社会流行的一些政策方针。比如前面说的发展市场经济,无非加上一个帽子,叫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等等。从表面上看,现在大中城市甚至很多小城小镇,都高楼林立,公路纵横。仔细一看,是霸占老百姓的土地,给一点钱,甚至一点钱也不给,发展“房地产企业”。然后吸收大量的农民工,用很少的工资,让他们修房、修路、修广场、修花园洋房,这些都是几千万农民工的血汗建设起来的。这些权钱结合的统治者,压迫和剥削农民工的血汗而富得流油,几千万农民工和他们留在农村的父老乡亲,仍然挣扎在三座大山(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养老)的高压之下,过着困难的日子。而且处于有剥削不敢说,有压迫不敢反抗,有冤无处伸,有状无处告的危难下。这是因为邓小平这种经济上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的经济制度,可是,在政治上却严格禁止采用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邓曾一再说明,绝对不能学习西方的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制,对此必须严格批判、限制和打击。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就是中国共产党毛邓核心几十年来所吹嘘的“坚持社会主义”的“辉煌成绩”,也是国际社会上有些人所吹嘘的“中国的崛起”。

现在,中国人民认识到这种社会主义真面目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先进性的“保先”运动,群众说是“保鲜运动”,这像腐烂的水果还要保鲜一样,成为新的笑料。

老汉我,今年九十岁,二十多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五十多年生活在共产党的党天下。我到过苏联两次,到过朝鲜两次,我对这两个国家的差别作过比较。我大致了解过东西两个德国,南北两个朝鲜,以及大陆和台湾的异同,我虽然没有作什么全面性的研究和比较,但活生生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育我。我不仅完全同意列宁老友伊斯门的结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比希特拉的法西斯主义还坏;我还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还坏!

中国共产党硬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我相信在现在共产党党内的明白人越来越多!我不相信在这几十年的反反复复的东撞西碰中,连生路和死路还搞不清楚吗?

二○○六年三月五日

 

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信仰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理论观点,但是我不同意把马恩的思想理论统称为马克思主义,也不赞成把自己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认同把中国共产党称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别人要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尊重他们的信仰自由,我不反对。

我只信仰或者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基本思想。我对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崇敬和尊重,因为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观点,主张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自由人联合的民主幸福的社会。我特别拥护他们严厉抨击对思想舆论钳制的独裁专制制度和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但我对他们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却是从相信到怀疑、到反对,所以我更不赞成把马恩的思想理论统称为马克思主义。

我最早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我不同意叫什么“孙中山主义”;我相信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相信罗斯福提倡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我没有听说有人把它们称之为林肯主义和罗斯福主义。

初期,我相信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但也不同意说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毛自己也不敢这样说,以后才改为“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我对毛所说的现在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对这两点“新”,我很相信,但也有所怀疑。他说的两点“新”,一是因为它的发展前途已经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二是因为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领导,而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领导。毛一开始就批评蒋介石的国民党一党专政。毛是一个很有计谋的策略家,他一面反对蒋介石搞“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面又推行和学习列宁斯大林的一个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领袖——毛泽东。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对马克思主义还是作过一番研究,认真读过马恩的一些着作。马恩的着作很难读,我曾经用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来攻读《资本论》,结果,懂得很少,很肤浅。我读懂了的大都是列宁、斯大林的着作,从他们的着作中来认识马克思的学说,所以当时延安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只能说是“列宁斯大林主义”,以后才逐渐了解列宁、特别是斯大林歪曲了马恩的学说。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一是剩余价值论,一是唯物历史观。我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懂得很少,但对他们哲学思想了解的比较多。这也不是靠马恩原着,先是靠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后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据说毛的“两论”是张闻天等人为毛起草的,也是根据艾思奇的哲学笔记发挥而来的。读了艾、毛的着作以后,再读马恩的原着,这才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学习马恩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一生的思想认识和革命实践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马恩对社会主义的阐释是十分重要的学说。他阐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所以,他们称之为“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毛泽东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从一开始就违背了马恩的理论观点。对于这一点,苏绍智和王若水早就有专文阐述。毛泽东一开始就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无非是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者。有些人把“毛泽东思想”捧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结果把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搞得一塌糊涂。

马克思知道他的思想随着时间发展而发展的,自己是在实践中完善的,而且,也不是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更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不赞成把他的思想统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事实正是如此。当马克思女婿拉法格在一本书中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时,马克思坚定地说:“我完全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说,恩格斯关于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强调了五、六次。当拉法格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去招摇的时候,马克思很生气,说:“让他们见鬼去吧!”

应该承认,马恩的学说也有不正确的部份,有偏激的片面的言词,还有一些当时是正确的,但以后条件变化了,也变得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了。

我以为,任何人的思想、言论、着作,都不可能全是正确的。事实上,任何伟大的思想家,恐怕也是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正确。所以把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统称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恰当的,如果把那些附加的东西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那就更荒唐了。

为什么一个马克思,在百年来的世界中,竟然会出现几百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主义”?如果仅仅是为了研究学问,出现各种流派对马恩思想进行研究探讨,也是好事。这也是一种百家争鸣,也是每个人的学术自由。

有一些政治家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自由民主社会,这也是一种好的社会实践。但是有一些政治家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进行政治斗争。为了夺取政权,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这就不好、甚至是很坏了。像斯大林、毛泽东这样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结果把马克思主义蜕化成一种为自己一帮人结党营私的“官学”。

更坏的事,是在他们达到掌握政权的目的以后,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进而用这种“官学”、“神学”,在“马克思主义”的虎皮大旗下,以此来垄断一切,统治一切,把一切反对自己的人,或者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甚至把思想虽然一致,但是,他认为对方潜藏着威胁自己最高统治权力的人,都通通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帽子,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这就罪大恶极了。

当然,应该承认,我这种认识也是逐渐清醒的。在最初,我曾经自认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是自愿加入这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我并没有真正读懂,也没有真正弄清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真谛。老实说,中共高级领导人中,认真学习过马克思、恩格斯原着,并真正领会马恩思想真谛的人是很少的。几十年来,一些认真学习而且真正读懂马恩着作的人到是不少的,但都被历次政治运动一茬一茬地打压下去了,很多优秀人才甚至被肉体消灭了。

革命的火种是不可能被消灭的。随着时代的前进,认清这班假马克思主义真面目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多数人是从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下觉醒的,从理论思想上觉醒的人也越来越多。

也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在一定条件下的确也有一些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有相当迷惑力的。如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某些具体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和思想理论的阐明。最主要的是毛泽东凭借独霸军事强力,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皇权法西斯专制的体制和制度,把一切异己思想和异己力量不断打压下去,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一种假、大、空的思想控制力量,使各种异己的思想势力难以形成足以抗衡的政治力量。

仅管认清这帮假马克思主义真面目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能够进入中共高层领导层的人还是越来越少,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当然也说不清楚。如今什么“高举”,什么“坚持”,无非是假、大、空的陈词滥调。现在又要花巨资来搞什么“马克思主义工程”,也无非是在这块金字招牌下的官学。依靠盲人骑瞎马式的冲撞,能够维持这个假马克思主义的“铁打江山”吗

二○○六年三月十五日

“共产”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共产党为什么叫“共产”?“共你的产”,是不是“共产”?

多年来,我对此颇有怀疑,但不得其解。去年,我请几位朋友帮我查查原着,到今年六月二十日,许良英同志来信,经他查证,才完全解决了疑问。

去年,看到香港有的专家说,这个“共产”是日本人先翻译出来的,他们当时把“共产”的“产”解释为“财产”的“产”,所以中共才按这个意思,把一切财产都收归公有。

据许良英先生查考:Kommue按《德华大辞典》解释,确有“公有公用”、“公社”的意思。如“原始公社”、“巴黎公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德文就是Kommunismus.

在《马恩全集》第四卷中,恩格斯一九八七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有详细说明。其中核心思想是:“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私有制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想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所以,许良英先生认为“共产”这个词,中译并没有错。

但是,许先生和我都认为把“共产”理解为“共你的产”、“你的就是我的”,却是错的。据许先生查考,《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点已经作过澄清:“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成员的集体财产,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马克思也说过:“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社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社会。”

这就很明确的表明,几十年来,在中国苏维埃时期就大搞“共你的产”那一套,就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违背了《共产党宣言》。

据丁弘和郭士龙的考证,孙中山在创立同盟会之前,曾两次赴欧,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国际”商讨中国建立革命党的问题。中山先生回国后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并非均富之主义”,“谓夺富者之财以济贫,如是谓之均,乃误会也。”他宣称:“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丁、郭二人考证:中国共产党两位建党元勋李大钊和陈独秀当时就不主张叫“中国共产党”,主张叫“中国社会党”。因为中共是苏共派人来组建的,认为应当按“共产国际”的称谓,才同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当时,李大钊和陈独秀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以后的思想,已经把“阶级斗争”转变为“阶级竞争”,已经提出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当时对列宁、斯大林的苏维埃那一套并不完全赞成。

中共成立以后,陈独秀是第一届到第五届的总书记,他曾经几次对抗“共产国际”的方针,不听“苏联老大哥”那一套社会主义的办法。但是苏联那一套同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一样一拍即合,先把地主富农“扫地出门”,先“共地富的产”,然后“打富济贫”,把很多有钱人(包括士绅、工商业者、甚至小商小贩)的财产也“共”了。

据郭士龙介绍,苏联建立集体农庄时,“把各种财物大呼隆地集中在一起,全部没收,大吃几个月,充分显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随即化为乌有。”又说:当时“以军事共产主义的名义,实行红色恐怖,美其名曰「共产」”。“把从来自千家万户私有之产归而为一,把所有衣食住行全部集体农庄化。”

这股共产风,愈刮愈烈。这一决策,在中共高层也意见分歧,几经周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中央才发表《八一宣言》,宣布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抗战初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谈判,宣布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把苏区改为特区。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西北中央局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就不再实行“打富济贫”、对地主一概“扫地出门”那一套政策。到了全国解放的初期,也是这样。

但是,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并没有完全放弃“共产”那一套左的东西。所以,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中,左的倾向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三年恢复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就老病复发,把新民主主义建设视为右倾,实行“三大改造”,几乎把所谓资本主义的钱财统统收归公有。在三面红旗、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甚至把几亿农民土地全部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也统统割掉了。十年浩劫,“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兴无灭资”、“斗私批修”,从中央政治局到各省市县委都被“一脚踢开”,大大小小官员都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几乎统统打倒。像我们这些高中级干部大都被“扫地出门”、“赶出黑窝”,所有“贵重财务”,如古文物、手表、收音机(那时还没有电视机)、照相机、衣服细软等等统统“抄走”,都被“共产”了!

总之,“共你的产”、“你的就是我的”!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接一场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方面大批大批地清洗各种“资本主义政治势力”,一方面又大把大把地收缴“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

毛泽东在“马上夺天下”以后继续“马上治天下”,治出一个集权而又极穷的“社会主义”,他的第二代核心用“马上保天下”(六四血腥镇压)的办法,保卫一个集权而暴富的“社会主义”,不只是全面的全国恐怖,而且是全面的全国豪夺,各种大官兼大亨,各显神通,形成一个贪、赃、毒、黑的权贵资产阶级和巨富集团。现在,虚假繁荣和贫富分化,日益恶化为全面性全国危机。难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共”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二○○六年二月-二○○七年十二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