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二零零八年第一次访问台湾以来，台湾就成了让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
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或者说，我的故乡早已沦陷。一九九二年，十九岁的我北上求学，此后在北京连续居住了十九年。虽然我每年都回一两趟四川成都的老家，但故乡越来越陌生得让我无法辨认：在九十年代以来突飞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那个童年生活过的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小镇，已被彻底摧毁。千篇一律的白瓷砖取代了昔日的雕梁画栋，千篇一律的电动卷帘门取代了昔日的木板铺面，我记忆中的故乡回不去了。而北京，这个帝国的首都，这个官僚们鲜衣怒马、趾高气扬的城市，我对它从来就没有归属感。尽管我怀念那段在北京大学学习和思考的美好岁月，但北京大学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与这个国家一起加速走向腐败和堕落，让我在离开以后不忍再回去。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这座在以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为中心的城市，是帝国霸权的象征，与我热爱自由的个性格格不入。
生活在中国的那些岁月，我是一个内心的流亡者；二零一二年，当我逃离中国、流亡美国之后，我的内心与身体同时流亡。二零零八年和二零零九年访问台湾的时候，我的身份是中国人；二零一二年之后再来台湾，我变成了没有国籍的“世界人”。如果说还有些许的乡愁，那么访问台湾便足以慰藉我的乡愁。台湾与成都平原如此相似——它们倔强地存在于帝国的边缘，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加焉？所以，虽然我不是台湾人，我对台湾民众的本土立场和独立意识渐渐有了同情与理解。最近十多年来，我逐渐建立起一套基于地方主义和地方自治的历史观，以此对抗中国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的历史叙事。我希望未来有一天，不仅台湾能获得完全的独立，我的家乡四川也能走向独立。独立不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负面词汇，而是一个与自由、人权紧密相连的高贵价值。
刘晓波、弗洛姆与C.S路易斯：我的思想启蒙史
如果回顾我自己的思想启蒙史，我最引以为骄傲的一点是：虽然我在种族和血缘的意义上是一个中国人，但我在精神和观念的意义上是一名“异乡客”和“世界人”，我在最大程度地洗涤和清除了民族主义的“狼奶”在我身体中的残留。
我有幸赶上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尾巴”。一九八九年，我刚刚上高中，因为在成都郊区上学，未能亲身经历那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可是屠杀的血泊成了我提前到来的成年礼。此前，早熟的我大量阅读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自由派作家的作品，如《河殇》中对龙、长城、黄河等中国的文化图腾的批判，如关于中国人是否会被开除“球籍”的讨论，如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对政治黑暗的披露。叛逆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但是，真正打碎我从小被灌输的“大中华意识”的，是刘晓波石破天惊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说。那已经是“六四”镇压之后、刘晓波被捕入狱的时候，为了发起对刘晓波的批判，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刘晓波其人其事》一书，收入数十篇批判刘晓波的文章。耐人寻味的是，该书有两部分附录，一是“刘晓波反共反人民插手学潮、煽动动乱的言论摘编”，二是“刘晓波文章、演讲选辑”。此书当时成为一本畅销书，人们不是为了“学习”那些批判刘晓波的低水准的官样文章，而是阅读刘晓波的原文。多年以后，我仍然认为那位编辑是“别有用心”的。
一九八八年，刘晓波从欧洲赴美国讲学，途径香港，接受了《解放月报》（即后来的《开放》杂志）主编金钟的访谈。金钟询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刘晓波回答说：“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的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当时，我怀着一种金圣叹所说的“雪天读禁书”的“不亦快哉”，读到了刘晓波的这段话，浑身宛如遭遇电击，从此看待世界的眼光发生了质变。
我尝到的第二副民族主义的解药，是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被尊为“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弗洛姆。作为犹太人，弗洛姆无法在纳粹统治的德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遂从德国流亡美国的，后半生的学术成就都是在自由的美国取得的。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在欧洲的发展历程中，当刚从传统的中世纪式的社会里脱离桎棝，却又因为害怕新的自由，於是立即逃入新的血缘与土地的崇拜。这就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开始。然而，这种对血缘与土地的固着，又跟政府的崇拜结合在一起，於是就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史达林主义.
弗洛姆基于自身痛切的经验，对沉沦于民族主义的欧洲深感失望乃至绝望，战后也不再回到德国，算是对民族主义负面发展反思后的实践.他认为，在十七到十八世纪之间，欧洲虽产生了诸般革命，但解放之后的人们，不能进入到一种“心灵自由”的状态，反而是退化到民族主义与国家崇拜。这充其量只是一种偶像崇拜，而不是爱国。他不无激愤地指出：“民族主义就是现代版的乱伦，是偶像崇拜，是一种心智失常。爱国主义就是它的仪式。”而健康的“爱国主义”，目标应当是一种对自由国家的爱。
我的第三级台阶，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与英国神学家、文学史家和儿童文学作家C.S.路易斯相遇。以前，我看过电影《纳尼亚传奇》，却不知道原着作者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智者。经过二战期间纳粹飞机飞临伦敦上空的生死考验，C.S.路易斯并没有成为英国的民族主义者，反而对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危害有了深刻的思考。他在阐明何谓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也痛斥近代以来僭越上帝位置的种种主义与价值，其中就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他在《四种爱》一书中指出，“爱国之情一旦走火入魔，必然会产生邪恶的行为”、“这种爱一旦变成上帝，意即沦为魔鬼”。
C.S.路易斯为英国的文化传统及其蕴含的自由价值感到自豪，但他毫不掩饰地批判那种高高在上的“英国优越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殖民帝国”的理论，并谴责英国政府在印度等殖民地的暴行。他清楚地区分出对乡土、文化和习俗的爱与对政府、政权和统治者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特别提醒说：“在国家事务中采取行动的是统治者不是国家。国民有害的爱国情感会为统治者作恶提供便利，健康的爱国情感则可能起到阻挡作用。统治者心术不正时，可能会通过舆论宣传煽动我们情感中有害的一面，以便在作恶时能得到我们的默许；统治者心底正直时，则可能鼓励我们情感中健康的一面。作为个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爱国情感健康与否保持警醒。”这段话对于走火入魔的中国是警世钟声。
刘晓波、弗洛姆和C.S.路易斯是我的良师益友，让我一步步地脱离了迷狂的爱国主义的辖制，转而以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为根基，建构一套自己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走出“大一统”的魔咒：知识分子心智成熟的最后一道门槛
二零一四年春，马英九政府调整高中课纲，引发台湾社会和历史学界的大反弹。主事者是被马英九称为“大哥哥”的王晓波，从白色恐怖时期“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之一变身为偏执而顽劣的统派先锋和御用文人，原来就像走进另一个房间那么容易。并非学历史出身的王晓波悍然“拨正反乱”，让台湾的中学历史教育回归“大中华”和“大一统”的历史观。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他居然放言蒋介石在“二二八”只杀了两万人是“小CASE”、还说“公民教材到处都是白色恐怖，烦都烦死了”，此类言论已然跌破现代社会重视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伦理底线。在今天的联邦德国等欧洲国家，如果明目张胆地为希特勒的屠杀辩护和溢美，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必须受到法律之制裁；而在转型正义缺席的台湾，王晓波之流如此为独裁者张目，不仅可以用“言论自由”的说辞来逃遁，而且成为“教育部课纲微调检核小组召集人”，岂非咄咄怪事？
王晓波、陈映真、李敖、龙应台等曾经追求民主自由、并对青年时代的我有过相当影响的台湾知识分子，在台湾民主初步实现之后，却先后沦为专制权力的帮凶，让我不禁想起白居易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实，不是他们晚节不保，不是他们华丽转身，而是“一贯如此”。他们彼此之间在若干议题上立场迥异，常常互相批判和攻击，但在这一点上无疑是一致的：他们从未走出过“大一统”的魔咒，从未迈过知识分子心智成熟的最后一道门槛。他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一个可以终身持守的终极价值，故而成为“西瓜教”的信徒。
吊诡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国粉”群体，这里的“国”，既是“民国”之“国”，也是“国民党”之“国”。然而，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真正具有法统和共和国性质的“民国”，乃是一九二七年之前的北京政府，而非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的南京政府。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率领党军北伐，颠覆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及其宪政体制。所以，以清朝遗民自居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党军进入北京前夕沉湖自尽，他可以接受北洋政权的统治，却不能接受国民党的统治；在他心中，北洋政府是次坏，国民党政权是更坏（而刚刚冒头的共产党是最坏）。早在一九一七年，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国民党也还不成气候的时候，王国维就如此敏锐地指出：“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他甚至作出惊人的预言：“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国粉”们将“两个民国”不加甄别地一锅煮。因为共产党太坏，他们就对国民党充满美好的想像。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迎回国民党，中国就万事大吉了。然而，台湾的国民党虽然仍然冠以中国之名，却早已没有了“反攻大陆”的目标，副总统吴敦义说：“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良好，我们不能支持反对共产党的民运人士。”在台湾的一百万登记注册的国民党党员中，大概大部分人都是此种想法。即便如此，中国的“国粉”们仍然向国民党抛媚眼，他们甚至说，当年蒋介石之所以被共产党打败，是独裁得不够，不该在抗战胜利之后匆匆行宪，应当先完成集权、大开杀戒、铲除中共。这些“国粉”反对毛泽东固然不错，崇拜蒋介石却大谬不然。他们遗憾蒋介石独裁得不够的看法，跟王晓波倒是不谋而合。
我之所以没有成为“大一统”史观的俘虏、不是忠心耿耿的“国粉”，始于我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审视，其焦点即为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与主张“统一中国”的孙文的决裂。跟台湾没有多少联系的孙文，仍然被台湾政府奉为“国父”。有趣的是，我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中，看到历史图片上对陈炯明的评价仍然是“陈逆炯明”。无论是国民党主导的台湾政府，还是共产党主导的中共政权，在教科书上描述陈炯明都以“逆党”、“叛军”、“叛徒”称之。曾经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居然如此合一，表明两党共同分享“大一统至上”的近代史观.
陈炯明后来被孙文所击败，在“成王败寇”的中国式史观中，他只能“遗臭万年”，他所实践的“联省自治”亦被史家所蔑视。然而，在我看来，陈炯明及其追求的“十二省联省政府”的目标，以及在广东推行的县级自治、司法独立、制定省宪等政策，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正道。倘若中国选择此一道路，岂有后来国共两党竞相专制，荼毒生灵？
中国在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不但是国内舆论的趋向，而且是国际上的新闻。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申报》评论说：“废督裁兵所以开联省自治之先路；联省自治所以植全国统一之基础。二者同时并举，而后国是乃有进步。”一个星期后的二十七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第一，仿照美国联邦制度，成立”中华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China）；第二，在上海召集全国会议，讨论”裁军“与”废督“问题。陈炯明宣言愿意根据上面两大原则，与北方商磋中国统一问题。”
《纽约时报》记者安德生（Roy Anderson）指出：“陈炯明是现在中国最伟大的领袖之一，广东也许是目前最亲美的中国省份。”反之，他对孙文的评价颇为负面：“我个人对孙中山和与他共事之人，并无恶感。但我坚信他们这一批人，自身缺乏为一国领导者所需有的权力和知识.”安德生代表了当年美国人对中国政局的看法。他们同情联省自治，以和平的政治手段来建立能代表全国民意的中央政府。对于武力统一，则认为是征服式的“集权”，不是建国式的真正“统一”（unification）。当时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也严厉指责孙文的“武力北伐”，不是真正的统一，而是纸上的、军阀式的统一。安德生给美驻华公使一函，提议将一部份海关余款交给陈炯明作为建设广东之用。
美国驻华公使雪曼博士（Dr. Jacob Schurmann）向美国务卿报告说：“南方政府在广州设立一个极有效率的现代化市政府，同时积极进行全省地方自治，他们宣布的主义是由联省自治来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广东目前毫无疑问地是中国最开明的一个省份，可能也是管理最有效率的省份之一。可是这效率主要是依靠陈炯明省长个人的尽力维持。”对於当时中国的整个局面，美国国务卿休斯（Charles E.Hughes），特别给哈丁（Harding）总统，从第三者冷眼的观察，作一综合报告。其中，对孙文如此评价：“雪曼公使说孙中山最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活动，都是极端的不合理性。他是一个自我主义者，相信自己个人有超人的权能。他已失去有理智的中外人士的同情。但他仍得工会与激进派的坚强支持……他是一个自然的领袖，扰乱的煽动者。”而对陈炯明的评价是：“至于陈炯明，雪曼公使说他是一个律师，军人与行政管理者……孙要想率领一枝弱小可怜的军队直冲北京，坚信自有能力去建立和统治一个统一的完美共和国。但是陈炯明认为需要适当的准备。他要先致力于广东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发展，建立一个模范省，然后以”模范起信“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可惜的是，当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对华外交不作为，未能给予陈炯明应有的支持。另一方面，得到苏俄在财力和武器上大力支持的孙文和蒋介石，则迅速建立起一支党军，不仅打败了陈炯明，而且挥师北伐，使得联省自治的理想在武力之下破灭了。
告别中原，告别北京：建构“去中心化”的自由史观
时至今日，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执政当局，虽然政治制度截然不同，却共同遵循“大中华”和“大一统”史观，以民族主义为主轴，渲染近代以来中国被列强侵略的历史，所以台湾不过是其中一张必不可少的“悲情牌”罢了。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将台北市的街道名称改为中国全国各地的地名，这是一种可笑的自欺欺人。马英九说他每天到总统府上班的时候都会参拜孙文塑像，跟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没有什么差别？马英九要拉来昔日主张“联俄、联共”的孙文来为他今天投靠中共的政策背书吗？
台湾本土派拆除台南汤德章纪念公园的孙文塑像，让汤德章的归汤德章，让孙文的归孙文，本来是台湾社会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却引起保守势力的反扑，甚至黑道人士公然发出威胁。马英九说，孙中山对台湾的贡献，绝对不是用反民主的暴力手段，拉倒国父铜像，横加羞辱，所能够抹去的。马英九甚至拉出蒋渭水来衬托孙文：“台湾人所尊敬的蒋渭水，也是国父崇拜者。独派团体拉倒铜像，如何面对有”台湾孙中山先生“之称的蒋渭水先生？”马英九偏偏忘记了，英年早逝的蒋渭水的家人在白色恐怖时代的种种遭遇，台湾史学者李筱峰写道：“蒋渭水的胞弟蒋渭川，被列入捕杀对象，在军警人员前来捕杀时，闪避得及而逃逸，但子弹却打到身旁的女儿（也就是蒋渭水的姪女）身上，致使女儿最后不治；蒋渭水的三子蒋时钦，也遭通缉，亡命天涯；到了五○年代白色恐怖时代，蒋渭水的女婿锺浩东（时任基隆中学校长），也因反抗国民政府遭枪决.”
再看对岸的中国，即便倾向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最多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台湾。他们认为，台湾的价值在于，台湾民主化可以为中国提供经验；然而，他们对台湾的本土意识和独立诉求要么假装没有看见，要么断然否定——如果台湾要独立，那就要“打”，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他们反对的中共专制政权诡异地“殊途同归”了。
这种以中原为中心或以北京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历史观，是作家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的后遗症。到过北京，在北京乘坐过出租车的朋友都知道，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侃大山的本领举世无双，他们都喜欢聊国家大事，聊中南海里面的种种内幕，仿佛他们刚刚开完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出来一样。然而，他们却不能对出租车公司强迫向他们征收的“分钱”讨价还价。他们无法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只好借助谈论那些远在天边的事情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很多中国民众，一听说钓鱼岛就热血沸腾，喊打喊杀，却连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被强权侵占无能为力。他们上街去砸掉别人的日本品牌的汽车以及日本料理店，却不会将自己家中的日本相机扔进垃圾堆。这是何等虚妄和变态的爱国主义。
所以，中国人必须告别中原、告别北京、告别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才能转化为现代公民。我很喜欢台湾朋友常用的一个词语“在地”，如果没有“在地”的认同、没有地方主义的观念，爱国主义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是流氓手中最后一张王牌。
就中国真实的历史而言，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以“中原中心”为核心区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偏见。他说：“我不得不把矛头指向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并提及“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整之国家，具有悠久、无间断、详密三特点”，张光直认为还要加第四个，就是“自我中心”、“从里边看”，“中国在世界上有最完整的历史，可全是它自己的历史”。
一九九八年，张光直以“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为题演讲直指，中日战争扩大，中国面临可能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考古学者最常用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手段，就是民族主义考古学，此种意图论证“我的文明比你早”的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许多中国考古及历史学者的学说，被当时高涨的爱国情绪“压榨得乾乾净净”，“已很少有知识研究上的兴趣”。张光直更坦言，他以同样标准回头检视自己早年提出的中原中心论，“材料都是在一种眼光下收集的，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张光直提出，中国文明有“六个中心”，其实，如果中心多达六个，也就是没有“中心”了。
就我而言，我愿意将自己定位为四川人或成都人，在成都，近年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标明，该区域的古代文明早于也高于中原地区。我期盼有一天，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而不是北京的四川；同样，台湾也是台湾人的台湾，而不是北京的台湾。台湾的主体性，既需要一整套台湾史的建构，也需要发展出新的核心价值与公民认同。小不是台湾的弱项，瑞士、芬兰、捷克、以色列等小而富、小而强、小而民主、小而自由的国家，都是台湾值得效仿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