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煤炭网报道，煤炭企业困难加剧，一季度全国煤炭产销量继续下降，行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国有大型煤企亏损面扩大至44.4%，煤炭上市公司有一半的公司负债率在50%以上。一季度山西国税系统重点监控的618家煤炭企业中389家亏损，亏损面达62.9%，山西五家大型煤企只有两家营利，其中大同煤业集团是在出卖了两家子公司资产的情况下才实现了扭亏为盈。东北最大煤炭企业黑龙江龙煤集团去年净亏损23.4亿元，今年一季度再亏16.22亿元，25.万名职工降薪且欠发。国有煤企频临倒闭，把“煤炭大省”的GDP拉下马，黑龙江排在全国倒数第一，山西排在倒数第三，可以称之为腰斩式下滑或者是断崖式下滑。
国内媒体在有关报道中，分析国有大型煤企的亏损原因主要是投资规模释放产能导致产能过剩，市场下行导致供大于求，矿老井深导致安全投入大，职工多社会负担重导致成本高，国外进口煤冲击导致价格低。这些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是根本的亏损原因和最大的亏损黑洞——政治体制。这并不是因为国内媒体分析能力差，而是媒体有被“封口”的难言之隐。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个文件规定了“七不讲”，就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七个人类常识。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就是因为泄露了这七个常识而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名义抓进监狱。中共在“七不讲”里列举了一系列所谓的“错误思潮”：把中国政治体制说成“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称“改革还远未到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在“不要拿体制说事”的舆论环境下，国有煤企根本的亏损原因和最大的亏损黑洞被掩盖。
一、产能过剩和供大于求的背后是官僚经济
经过几年的“国进民退”，中国的煤炭资源绝大部分被垄断在国有企业中，他们打着“保护资源和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安全生产”的旗号，纷纷组建航母式煤企集团，垄断了国家GDP大跃进运动的投资，垄断了银行贷款和市场，投资项目的产能不断释放，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过上了“黄金十年”的好日子。然而，在外国煤炭打进中国后，他们的“国际竞争力”无影无踪，一败涂地。这些集团组建后，因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导致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彻底失败。国有煤企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企业（央企）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官商结合，在政治利益上要服从GDP这个证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政治任务，在经济利益上要服从特殊利益集团，煤矿的扩建改造项目、地面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物资采购招标、产品销售和货款划回被大小“太子党”、政府官员及经济寡头所控制。这“三股势力”只考虑眼前利益，根本不会考虑可持续性发展，不可能不靠吃尽子孙饭的手段来赢得一时的“G D P狂欢”，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今天的产能过剩和供大于求。
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煤企经历过两次“黄金时代”和两次“频临倒闭”，这个过程其实是中国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的一个缩影。黑龙江四大国有煤矿在30年里走过的改革路就是不断换婆婆，不断被重组；1978年四大国有煤矿隶属中国煤炭部；1986年隶属煤炭部新成立的东北内蒙古煤炭联合公司；1988年撤销煤炭部成立能源部；1993年撤销能源部重新设立煤炭部；1994年撤销东北内蒙古煤炭联合公司，四大国有煤矿隶属煤炭部；1998年撤销煤炭部，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设主管煤炭行业的国家煤炭工业局，四大煤矿由黑龙江省煤炭管理局管理。2008年黑龙江省政府把四大国有煤矿并在一起，组成龙煤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每一次机构改革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每一次企业重组都是为了垄断资源和市场，每一次企业经营管理机制改革都是对煤矿工人的抢劫和官商之间的分赃。从龙煤集团一系列腐败大案中，可以看到产能过剩和供大于求中的权贵利益，可以看到大干快上的狂热背后是强大的长官意志，以及基于垄断养成的自大、昏愦和腐败，对安全与生命的极端漠视。
二、投入大和成本高的背后是吨煤成本含嫖娼费
负责煤矿投入的是国家发改委的能源局，而能源局养了一群“能源耗子”，继原局长刘铁男因玩“甲方收购甲方游戏”盗窃国有资产被立案侦查后，2014年5月又有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因涉受贿罪被立案侦查。据《香港商报》报道，刘铁男贪污受贿巨额款项，仅存款和各种有价证券就折合人民币2.4亿元左右。刘被带走时，公安部门对刘及妻子、儿子在北京、太原、青岛的5处住宅搜查出在7间银行开立的25个账号、7个国家的外籍护照25本，刘铁男一人就有12本外国护照，并随身藏有12张飞机票。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负责国有煤矿改扩建项目的副司长（正处级）魏鹏远被带走时，在其家另一套住宅中发现上亿元现金，执法人员从银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4台。上亿现金长什么样呢？一亿元铺开相当于1.67个标准足球场面积；16台点钞机一起工作1小时才能完成；叠起来高度为100米，相当于33层楼，重量达1.15吨。不知道魏鹏远还有多少处房产，还有多少个银行存折？就按这一亿元“零花钱”来计算，国家能源局是2008年8月挂牌的，距今将近6周年，约2100天，包括节假日在内，魏鹏远平均每天受贿47619元。魏鹏远曾经嫖娼被抓现行，他的上司刘铁男也嫖过娼，但在中国特色下，只要“上面有人保”，照样可以升官发财。
国有煤矿总是强调矿老井深投入大，可是这些投入被层层扒皮，都投入到贪官的腰包里。2013年11月6日，国家安监总局透露，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张成祥被双规，初步查明，他在担任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等任内受贿人民币1343万元，美元13万元，欧元2.5万元。在黑龙江、大连、海南、北京有多套住房。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事故现场一个微笑，引发网民与陕西省纪委打赌叫号：在中国没有一个安监局局长不是贪官。湖北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在网民和舆论的倒逼下，陕西省纪委不得不立案调查，结果当然是查出一个大贪官。安监局官员受贿，等于图财害命，“国进民退”之后的国有煤矿并没有遏制矿难频发。龙煤集团成立8年多来，大事故不断。2005年3月14日，七台河分公司新富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8人死亡；同年11月27日，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发生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71人；2009年11月21日，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同一企业2起百人以上的事故，仅相隔4年时间，创造了世界煤炭工业史上的奇迹。2013年3月，龙媒集团鹤岗分公司连发两起矿难，共造成22人死亡。今年5月三天内发生两起矿难，共造成5人死亡，使龙煤集团的经营“雪上加霜”。
带血的煤炭其吨煤成本包括进京截访费、“太子党”的回扣费、官员子女的留学费、大奶的移民投资费、二奶和小三的安全套费、国家能源局领导的嫖娼罚款费。即使煤矿工人把煤炭变成金子，卖成钻石价格，也养不起这样腐败的政府和腐朽的专制体制！
三、进口煤冲击导致价格低的背后是老总无人监管
煤炭进口增量主要来源于俄罗斯、蒙古、澳大利亚和印尼，进口煤炭质量好价格低。外国的煤炭为什么成本低，因为外国的煤矿没有党委书记、党办、组织部、宣传部、共青团，工会也不在企业内开支。再看看中国的国有煤企，从集团公司到子公司，从子公司的各煤矿到各煤矿的井口，都养着一群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各级领导亲属组成的机关干部，子公司还养着电视台和报社。更荒唐的是，煤矿工人还养着一个中国煤矿文工团。这个文工团是正局级单位，有500多名职工，其中有50多名国家一级演员，文工团下设歌舞团、话剧团、说唱团、电视录音部（含演播厅）、创作室、艺术学校、演出业务办等七个业务部门以及行政物业管理中心、党委办公室和老干部处等行政部门。
国有煤企成本高的另一个原因是老总及企业高管的年薪成为天文数字。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煤矿，老总及企业高管由人才市场产生，年薪多少也由市场决定，以市场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为标准。年薪中的固定部分很小，且要与员工协商谈判而定。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全民资产，公民与企业法人的关系是委托代理经营关系，因企业的利润涉及全民分红，老总的经营行为和个人收入要接受公民监督和议会预算监督。但在中国，国有煤企老总及企业高管是由政府派来的，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自己监督自己，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政企不分，国有企业与社会化的人才市场被人为分割开，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外部经济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的矛盾，以至于企业缺乏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企业管理者不能体现社会一流的管理水平，也不能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实质，因此就产生了违背市场经济制度、追求自己私欲而乱用“年薪制”的问题。国有煤企高管的年薪由老总个人说了算，安全奖金实际上演变成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福利。龙媒集团的副矿长以上干部，年薪加上安全奖金等都在百万元以上，而龙煤集团内部数据显示，2011年龙煤集团的年人均收入为3.92万元。这里去掉副处级以上高官的年薪和奖金，一线工人的年收入只有2万余元，二线工人的工年收入只有1万余元。
四、政府救市的背后是全民埋单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企业发生巨额亏损就应该宣布停产或破产，但在中国特色下，为了证明“政治正确”，政府一定要以行政手段救市，企业一定要坚持“增量补价”。继去年7月山西省政府抛出“煤炭20条”救市政策后，今年4月省长李小鹏（李鹏的儿子）亲自前往五大电企推销山西煤炭，并再提“救市17条”：暂停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减半收取煤炭交易服务费；妥善解决煤炭企业参与高速公路建设投入资金问题；鼓励就近用煤，对省内实施煤电联营、煤电一体化和签订煤电长期合作协议等的发电企业，给予发电指标倾斜……
5月15日，黑龙江省省长陆昊主持会议，就龙煤集团当前遇到的困难进行专题研究，决定采取以下解困措施：龙煤集团供水、供电、供热及物业移交政府，扶持矿办集体企业，矿区医院整体移交并享受公立医院政策，社保和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移交，对优良矿产资源配置、加强市场拓展、延长煤炭生产产业链、大力发展煤化工产业、增加流动资金等给予支持。此前龙煤集团争取地方救助：一是缓交2014年上半年的养老保险金，向省政府争取继续缓交下半年养老保险金的政策；二是由省税务部门统筹考虑公司历史上有争议的税款问题，应协商约定，不予强行征收；三是由省政府牵头积极向国家争取政策支持，解决公司历史上18个政策性破产矿的经常性费用、离退休管理机构经费及统筹项目外养老金、医疗保险、企业办社会等资金缺口。
政府救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大事也分大好事和大坏事，在国有煤企“黄金十年”里，民众从未体会到全民分红的滋味，现在国有煤企亏损却要全民埋单。缓交养老保险金，损害的是全体参保人的利益；暂停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损害了煤城的可持续发展；煤价关乎物价、电价、取暖价等民生，政府逼迫电厂就近买高价煤，使民众从煤价下降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在祖国山河体无完肤一片破的景色里，在全国104个城市重度污染的奇迹上，在雾霾跨越太平洋飘到美国的胜利中，在世界发展风电、水电、光伏电等新能源的背景下，在山西人不敢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时，政府救市等于继续“喂人民服雾（雾霾）”。
近日，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向媒体表示，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市场供需形势很难改变，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将进一步加剧。拿什么来拯救国有煤企？很多专家表示只有通过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才能拯救国有煤企。国有煤企只建立了现代企业组织形式，而没有实施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难以跨越政治体制的障碍，使改革变形异化，变成掠夺式的改革，通过低附加值的资源开发，将大量资源攫取为垄断优势，造就了暂时的表面繁荣，却把高昂的成本转嫁到了企业职工和社会公众的身上。过去，黑龙江四大国有煤矿搞了无数次精简机构和减员提效，可是越减越多，把矿机关减成了矿领导亲朋就业基地。四大国有煤矿也搞过市场化改革，发展多种经营，享受了很多国家优惠政策，可是没有几个项目搞成功，现在只留下一座座多种经营公司办公大楼，留下了一地鸡毛。四大矿的改革发展史已经证明，什么样的改革都代替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把关闭的政改大门打开，才能把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矿工解放出来。
国内媒体在有关报道中，分析国有大型煤企的亏损原因主要是投资规模释放产能导致产能过剩，市场下行导致供大于求，矿老井深导致安全投入大，职工多社会负担重导致成本高，国外进口煤冲击导致价格低。这些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是根本的亏损原因和最大的亏损黑洞——政治体制。这并不是因为国内媒体分析能力差，而是媒体有被“封口”的难言之隐。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个文件规定了“七不讲”，就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七个人类常识。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就是因为泄露了这七个常识而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名义抓进监狱。中共在“七不讲”里列举了一系列所谓的“错误思潮”：把中国政治体制说成“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称“改革还远未到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在“不要拿体制说事”的舆论环境下，国有煤企根本的亏损原因和最大的亏损黑洞被掩盖。
一、产能过剩和供大于求的背后是官僚经济
经过几年的“国进民退”，中国的煤炭资源绝大部分被垄断在国有企业中，他们打着“保护资源和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安全生产”的旗号，纷纷组建航母式煤企集团，垄断了国家GDP大跃进运动的投资，垄断了银行贷款和市场，投资项目的产能不断释放，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过上了“黄金十年”的好日子。然而，在外国煤炭打进中国后，他们的“国际竞争力”无影无踪，一败涂地。这些集团组建后，因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导致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彻底失败。国有煤企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企业（央企）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官商结合，在政治利益上要服从GDP这个证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政治任务，在经济利益上要服从特殊利益集团，煤矿的扩建改造项目、地面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物资采购招标、产品销售和货款划回被大小“太子党”、政府官员及经济寡头所控制。这“三股势力”只考虑眼前利益，根本不会考虑可持续性发展，不可能不靠吃尽子孙饭的手段来赢得一时的“G D P狂欢”，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今天的产能过剩和供大于求。
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煤企经历过两次“黄金时代”和两次“频临倒闭”，这个过程其实是中国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的一个缩影。黑龙江四大国有煤矿在30年里走过的改革路就是不断换婆婆，不断被重组；1978年四大国有煤矿隶属中国煤炭部；1986年隶属煤炭部新成立的东北内蒙古煤炭联合公司；1988年撤销煤炭部成立能源部；1993年撤销能源部重新设立煤炭部；1994年撤销东北内蒙古煤炭联合公司，四大国有煤矿隶属煤炭部；1998年撤销煤炭部，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设主管煤炭行业的国家煤炭工业局，四大煤矿由黑龙江省煤炭管理局管理。2008年黑龙江省政府把四大国有煤矿并在一起，组成龙煤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每一次机构改革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每一次企业重组都是为了垄断资源和市场，每一次企业经营管理机制改革都是对煤矿工人的抢劫和官商之间的分赃。从龙煤集团一系列腐败大案中，可以看到产能过剩和供大于求中的权贵利益，可以看到大干快上的狂热背后是强大的长官意志，以及基于垄断养成的自大、昏愦和腐败，对安全与生命的极端漠视。
二、投入大和成本高的背后是吨煤成本含嫖娼费
负责煤矿投入的是国家发改委的能源局，而能源局养了一群“能源耗子”，继原局长刘铁男因玩“甲方收购甲方游戏”盗窃国有资产被立案侦查后，2014年5月又有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因涉受贿罪被立案侦查。据《香港商报》报道，刘铁男贪污受贿巨额款项，仅存款和各种有价证券就折合人民币2.4亿元左右。刘被带走时，公安部门对刘及妻子、儿子在北京、太原、青岛的5处住宅搜查出在7间银行开立的25个账号、7个国家的外籍护照25本，刘铁男一人就有12本外国护照，并随身藏有12张飞机票。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负责国有煤矿改扩建项目的副司长（正处级）魏鹏远被带走时，在其家另一套住宅中发现上亿元现金，执法人员从银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4台。上亿现金长什么样呢？一亿元铺开相当于1.67个标准足球场面积；16台点钞机一起工作1小时才能完成；叠起来高度为100米，相当于33层楼，重量达1.15吨。不知道魏鹏远还有多少处房产，还有多少个银行存折？就按这一亿元“零花钱”来计算，国家能源局是2008年8月挂牌的，距今将近6周年，约2100天，包括节假日在内，魏鹏远平均每天受贿47619元。魏鹏远曾经嫖娼被抓现行，他的上司刘铁男也嫖过娼，但在中国特色下，只要“上面有人保”，照样可以升官发财。
国有煤矿总是强调矿老井深投入大，可是这些投入被层层扒皮，都投入到贪官的腰包里。2013年11月6日，国家安监总局透露，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张成祥被双规，初步查明，他在担任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等任内受贿人民币1343万元，美元13万元，欧元2.5万元。在黑龙江、大连、海南、北京有多套住房。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事故现场一个微笑，引发网民与陕西省纪委打赌叫号：在中国没有一个安监局局长不是贪官。湖北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在网民和舆论的倒逼下，陕西省纪委不得不立案调查，结果当然是查出一个大贪官。安监局官员受贿，等于图财害命，“国进民退”之后的国有煤矿并没有遏制矿难频发。龙煤集团成立8年多来，大事故不断。2005年3月14日，七台河分公司新富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8人死亡；同年11月27日，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发生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71人；2009年11月21日，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同一企业2起百人以上的事故，仅相隔4年时间，创造了世界煤炭工业史上的奇迹。2013年3月，龙媒集团鹤岗分公司连发两起矿难，共造成22人死亡。今年5月三天内发生两起矿难，共造成5人死亡，使龙煤集团的经营“雪上加霜”。
带血的煤炭其吨煤成本包括进京截访费、“太子党”的回扣费、官员子女的留学费、大奶的移民投资费、二奶和小三的安全套费、国家能源局领导的嫖娼罚款费。即使煤矿工人把煤炭变成金子，卖成钻石价格，也养不起这样腐败的政府和腐朽的专制体制！
三、进口煤冲击导致价格低的背后是老总无人监管
煤炭进口增量主要来源于俄罗斯、蒙古、澳大利亚和印尼，进口煤炭质量好价格低。外国的煤炭为什么成本低，因为外国的煤矿没有党委书记、党办、组织部、宣传部、共青团，工会也不在企业内开支。再看看中国的国有煤企，从集团公司到子公司，从子公司的各煤矿到各煤矿的井口，都养着一群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各级领导亲属组成的机关干部，子公司还养着电视台和报社。更荒唐的是，煤矿工人还养着一个中国煤矿文工团。这个文工团是正局级单位，有500多名职工，其中有50多名国家一级演员，文工团下设歌舞团、话剧团、说唱团、电视录音部（含演播厅）、创作室、艺术学校、演出业务办等七个业务部门以及行政物业管理中心、党委办公室和老干部处等行政部门。
国有煤企成本高的另一个原因是老总及企业高管的年薪成为天文数字。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煤矿，老总及企业高管由人才市场产生，年薪多少也由市场决定，以市场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为标准。年薪中的固定部分很小，且要与员工协商谈判而定。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全民资产，公民与企业法人的关系是委托代理经营关系，因企业的利润涉及全民分红，老总的经营行为和个人收入要接受公民监督和议会预算监督。但在中国，国有煤企老总及企业高管是由政府派来的，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自己监督自己，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政企不分，国有企业与社会化的人才市场被人为分割开，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外部经济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的矛盾，以至于企业缺乏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企业管理者不能体现社会一流的管理水平，也不能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实质，因此就产生了违背市场经济制度、追求自己私欲而乱用“年薪制”的问题。国有煤企高管的年薪由老总个人说了算，安全奖金实际上演变成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福利。龙媒集团的副矿长以上干部，年薪加上安全奖金等都在百万元以上，而龙煤集团内部数据显示，2011年龙煤集团的年人均收入为3.92万元。这里去掉副处级以上高官的年薪和奖金，一线工人的年收入只有2万余元，二线工人的工年收入只有1万余元。
四、政府救市的背后是全民埋单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企业发生巨额亏损就应该宣布停产或破产，但在中国特色下，为了证明“政治正确”，政府一定要以行政手段救市，企业一定要坚持“增量补价”。继去年7月山西省政府抛出“煤炭20条”救市政策后，今年4月省长李小鹏（李鹏的儿子）亲自前往五大电企推销山西煤炭，并再提“救市17条”：暂停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减半收取煤炭交易服务费；妥善解决煤炭企业参与高速公路建设投入资金问题；鼓励就近用煤，对省内实施煤电联营、煤电一体化和签订煤电长期合作协议等的发电企业，给予发电指标倾斜……
5月15日，黑龙江省省长陆昊主持会议，就龙煤集团当前遇到的困难进行专题研究，决定采取以下解困措施：龙煤集团供水、供电、供热及物业移交政府，扶持矿办集体企业，矿区医院整体移交并享受公立医院政策，社保和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移交，对优良矿产资源配置、加强市场拓展、延长煤炭生产产业链、大力发展煤化工产业、增加流动资金等给予支持。此前龙煤集团争取地方救助：一是缓交2014年上半年的养老保险金，向省政府争取继续缓交下半年养老保险金的政策；二是由省税务部门统筹考虑公司历史上有争议的税款问题，应协商约定，不予强行征收；三是由省政府牵头积极向国家争取政策支持，解决公司历史上18个政策性破产矿的经常性费用、离退休管理机构经费及统筹项目外养老金、医疗保险、企业办社会等资金缺口。
政府救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大事也分大好事和大坏事，在国有煤企“黄金十年”里，民众从未体会到全民分红的滋味，现在国有煤企亏损却要全民埋单。缓交养老保险金，损害的是全体参保人的利益；暂停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损害了煤城的可持续发展；煤价关乎物价、电价、取暖价等民生，政府逼迫电厂就近买高价煤，使民众从煤价下降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在祖国山河体无完肤一片破的景色里，在全国104个城市重度污染的奇迹上，在雾霾跨越太平洋飘到美国的胜利中，在世界发展风电、水电、光伏电等新能源的背景下，在山西人不敢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时，政府救市等于继续“喂人民服雾（雾霾）”。
近日，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向媒体表示，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市场供需形势很难改变，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将进一步加剧。拿什么来拯救国有煤企？很多专家表示只有通过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才能拯救国有煤企。国有煤企只建立了现代企业组织形式，而没有实施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难以跨越政治体制的障碍，使改革变形异化，变成掠夺式的改革，通过低附加值的资源开发，将大量资源攫取为垄断优势，造就了暂时的表面繁荣，却把高昂的成本转嫁到了企业职工和社会公众的身上。过去，黑龙江四大国有煤矿搞了无数次精简机构和减员提效，可是越减越多，把矿机关减成了矿领导亲朋就业基地。四大国有煤矿也搞过市场化改革，发展多种经营，享受了很多国家优惠政策，可是没有几个项目搞成功，现在只留下一座座多种经营公司办公大楼，留下了一地鸡毛。四大矿的改革发展史已经证明，什么样的改革都代替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把关闭的政改大门打开，才能把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矿工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