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在一个民主政府治理下的国家里，民众与政府是一种契约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由最初生活在无政府状态的自然环境中，为了取得和平、安全、人身保障等等诸多利益，于是人们自愿让出部份权利交付与一些组织者、管理者，并与他们以订立契约的方式，由他们来管理社会，维护秩序。于是就产生了政府。也同时产生了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根据这钟“契约”而生活在政府之下的一种法治的、和平的政治秩序的产物。
但是中国从1949年以后，这种“契约”，这种和平的政治秩序，便被毛泽东极权专制彻底破坏掉了。因为这个政府是依靠外部共产国际势力支持，内部由一群政治野心家纠集一批以农村痞子为主力的流氓无产者，通过暴力夺权而上台。因此他们从未经民众以任何形式（例如公投、选举）而合法授权，于是他们也就自认为与民众不存在任何契约关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叫“打江山的就该坐江山”。不但他们自己要“坐”，而且还要集体式的家族世袭，代代下传。即所谓“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要永远“领导”这个国家。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必然要彻底摧毁公民社会。更不允许任何公民意识有生存的空间。所以六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一切报刊媒体全由官方一手包办，没有任何一家民办的报纸杂志，更不用说广播、电视。中国大陆一切新闻、书籍、言论、文字只有官方新华社一家的观点，只有经过中共中宣部审查同意的一种声音。正是凭借着这种家长式“一言堂”的精神枷锁与思想统治，极权当局才可以为所欲为，甚至随意剥夺民众的生命与财产。说你“地主阶级”是“万恶的吸血鬼”便可以把人家的合法私人财产，比强盗更凶恶百倍的明火执杖的加以抢劫。而且既要劫财，还要杀人。说谁是“反革命”，便可以随意加以“关、管、杀”。
“镇反”后，再“肃反”，再“扫残”，想怎么收拾你便怎么收拾你，甚至抗日将士也难幸免。1957年更公然自称是用“阳谋”而将中国百万知识精英打成反动“右派”，残酷迫害长达二十多年。而所谓的“文革”，更是白日活见鬼似的，打“走资派”，揪“阶级敌人”，湖南道县、广西以及北京大兴，竟对所谓“黑五类”进行灭门式的杀戮。以至遍地腥云飞血雨，一街狼犬任横行。即便是毛死后，邓上台，这种丑剧、闹剧和悲剧也并未完全停止。一会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会儿“清除精神污染”，一直闹到八九年六.四，行将就木的邓小平也不肯放过他最后一次作恶的机会，公然以致命性武器对付爱国学生与市民……这在世界上除了赤柬、北韩谁能出乎其右？
这样的罪恶之所以能如此横行于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已被其奴化、臣民化。根本没有公民社会的力量来与之制衡与监督。所以他们每次作恶前后都能振振有词地说出一大套歪理。以证明其整人有理，杀人有因，掠夺有功。而被整、被杀者反倒好像是咎由自取“活该”如此似的。民众没有发声的平台，自然只能任其强词夺理。这就是当局所谓的通过“舆论导向”达到“舆论一律”的目的。长年累月照此办理以后，不少人完全丧失了对是非，美丑，功罪的辩识能力。官方称之为“思想改造”。实际上就是培育出一批批的臣奴。
更由于一党极权政府，几乎完全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尤其在毛暴政年代，当局甚至把持、占有了几乎所有谋生的门路。因此谁敢不服从，立马便有断炊之虞，起码的生存权都将被剥夺。所谓“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虽稍好一点，但一个人如为当局所不容，哪怕你是高知、教授（例如焦国标、余杰、夏业良）也会立即被解聘、“被失业”。你是律师，叫你通不过“年检”，叫你无法执业。编辑、记者更会被砸掉饭碗，南方报业集团的编辑、记者已有笑蜀先生等多人遭此厄运。即使你经商办公司，也会麻烦不断，叫你拿不到执照，诬你“偷税”，开出天价罚单（艾未未，许志永都是例证），你纵是比尔.盖茨也可令你一夜破产。极权政府如此神力无边，如来佛如生在当下，也未必是它的对手。所以许多人只好“俯首称臣”，被迫为“奴”。当然也有的人，是为了升官，为了名利，为了在权贵的豪门盛宴里分到一点残羹冷炙，便毛遂自荐，主动投怀，自我阉割灵魂，以图飞黄腾达。八九六四之后对知识界更是如此软硬兼施，恩威并用，而将大批知识份子加以驯化与犬儒化。所以几十年来，中国没有不同的声音，即便有一点，哪怕像耳语样的微弱，也会立马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于是公民意识与公民社会根本被排斥在中国的大门之外。
然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这种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互联网这个公共媒介的特殊性，当局无法将它像平面纸媒，传统媒体那样，置于“真理部”的一统天下之内，任其摆布为“我党”所用。因为它也不需要审稿、编排之类的传统模式便可“自动发声”，而这“声”许多时候官方根本无法掌控，甚至无法预测，预览，便横空出世，一鸣惊人了。例如孙志刚在收容所被虐待致死事件，杨佳复仇杀警事件，“盛世”假虎照事件，瓮安事件，邓玉娇手刃淫官事件……等等都像核裂变一样，官方还没回过神来，民意的“蘑菇云”就已腾空而起。这时再想来为“舆论导向”为时已晚，想搞“舆论一律”更绝无可能。最终不得不逼使官方哪怕假惺惺的也得出来认个错；使“盛世老虎”以笑话收场； 将收容恶法悄然废止；让悍卫贞操的民女邓玉娇能“免刑”不死，如此等等，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胜利。但在中国的“党天下”里却不亚于太阳从西方升起一样的惊世骇俗。更是当局极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然而没办法，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幽灵”已经开始在神州大地游荡了。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与普及，例如微信、推特、QQ、脸书这样可供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一个又一个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的网民据估计己达5亿人之多。而其中至少有上亿网民是令当局头疼、不听官方“导向”、被当局视为可能要“寻衅滋事”的“危险份子”。这个数字可不得了，8千万中共党员与之相比已成绝对少数。更不用说那8千万人中，有许多人只是为了有个好的“工作前途”或“钱途”甚至为了升官捞一把而跻身8千万中的。这些人只能算“酒肉朋友”乌合之众而己。所以如此一算，在中国唯一堪称超级“老大”的中共党，在这个被人戏称为“网民党”的群体面前，一下子反倒像成了“弱势群体”似的。虽然这个“网民党”并无具体的组织存在，也没有总书记、中央委员，但这上亿人的民意、民心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不能忽视的。只要中共不关闭互联网（它没有这个胆量，也无这个能力），它就没有办法把“网民党”消灭掉。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事实上已出现了“两个中国”并存的现象。不过这和什么“台独”或“一中一台”无关。而是就在中国大陆范围里，一个是以“马列毛”与“邓三科”为旗号而奉行一党专制和权贵市场经济的中国；另一个则是借助互联网而体现的、以民主宪政与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为宗旨的中国。
但后面这个中国，决不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是存在并活跃于现实之中。由于她的存在。当局的所谓“三个自信”只好苍白无力的在“内部”传达。“七不讲”甚至成了“国家机密”不敢拿出来堂而皇之的宣传。因为它惧怕的就是网民的骂声一片。虽有心、却无力、更不敢发动诸如“反右”这样的政治运动来清除政治异议人士。只好以文不对题的什么“寻衅滋事”之类的罪名加以秘密抓捕。这比之当年他们对政治异议人士，大张旗鼓，气壮如牛的镇压，动辄便搞什么“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大批判”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他们不敢批判刘晓波，不敢批判许志永，也不敢批浦志强、胡佳、谭作人、艾未未……故足见其理亏心虚，底气不足了。他们知道如果对这些人进行公开的所谓批判，招来的必然是广大网民的冷嘲热讽，不但达不到他们当年捏造事实批地主、资本家、“右派份子”的“效果”，反会叫它自己尴尬而下不了台。这就是因为互联网启迪了民智，揭示了真相。千万计的网民已不再上当受骗，从而不断引导更多人走向觉醒。虽然短时间内大多数人畏于专制的暴力，还不敢公然进行反抗。但不断丧失民心的政权，是绝对没有前途的。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壮大。中国亿万网民正昂首挺胸走向新的历史舞台。新时代的使命将注定要落在他们的肩上。他们必将成为未来培育公民社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2014年6月18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