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央视一套从8月8日晚上8点黄金时间开播48期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然而，在该剧播出第一期后，网络上就掀起一片质疑声，许多网友对该剧是否真实反映历史表示怀疑，对剧中一些话语与情节公开发出讥讽。出现如此情况，可能是剧组与宣传部门始料不及的，但只要留意一下近年来的一些历史剧，尤其反映1921年中共成立后的历史剧，社会质疑声普遍较高。原因就是民众通过各种途径所获得的信息，与电视剧甚至历史教科书所载情况相差甚远，许多甚至是公然撒谎。一个党、一个政府居然不敢客观全面面对自己所走过的历史，而经常采取回避、裁剪、歪曲、甚至杜撰历史的形式，这的确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次《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刚播就引出的质疑不少，但其中目前最主要的是在第一期抓捕“四人帮”后，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这句话一下引起网络的疯狂吐槽，绝大多数网友认定这是编剧的杜撰，但也有不少人出来指证这是当时华国锋所说的话，并且从毛泽东生前的讲话中，寻章摘句地搜罗出不少言词，来证明此话当真。至于华国锋当时是否真说过如上的原话，这个只能留待有关档案解密后才能验证，但是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反复强调毛泽东早有解决“四人帮”之意，那是完全有据可查的。
依据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所载，华国锋讲话如下：“毛主席还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指江青）也算是上海帮呢。’毛主席还多次讲过：‘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主席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华国锋讲话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再次强调了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由此可见，当时将粉碎“四人帮”当作继承毛泽东遗志，完成毛生前未竟之事，这是华国锋、叶剑英等主导抓捕“四人帮”者的众口一词。
今天，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当年华国锋、叶剑英讲话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其一、一味强调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批评、意见与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愿，而少从历史的是非对错来谈抓捕之事；其二、毛泽东所言的解决“四人帮”问题，与后来抓捕“四人帮”的解决方式显然无法确定是一致；其三、没有从国家前途社会发展的大势来谈，没有从民族面临的危机角度来深入阐述抓捕的必要。从华国锋与叶剑英讲话中，可以清楚看到他们将抓捕“四人帮”行动的合理合法性建立于毛泽东遗志上，目的当然是借毛泽东的权威来使抓捕具有正当性。这种借死人的威望来为自己行动撑腰，强烈地释放出华国锋与叶剑英当时对抓捕“四人帮”的内心无底，不自信，甚至抱有深深的恐惧。一件后来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事，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行动，当时为什么需要假借起毛泽东的名义来完成？这个问题当然耐人寻味。
华国锋、叶剑英将抓捕“四人帮”归为完成毛泽东遗志，事实是对历史缺乏信心，对自己行动的正当性与权威性缺乏信心。他们采用了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假遗诏的方式，来求得自身行动的合法性。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千百年来中外历史上都无法回避的权力合法性危机。
人类有史以来，公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一直是掌权者需要作出解答的。中国古时三皇五帝时期，选贤任能是通过部落氏族的推举，权力合法性来自各部落与氏族头领的认同及拥戴。后来演化成争权夺利，拥有与支配暴力的能力强弱变成了获取权力的依据，于是成王败寇，强权就是真理，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法则，这样权力合法性就直接来源于暴力。尽管如此，在封建时期，统治者获得权力后，他们仍千方百计地祭出君权神授的学说，并编出各种神奇的故事，来证明自己权力得到上天授予，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并有通过血缘关系世代传承权柄的上天恩典。然而，随着唯物论的盛行，权力神授的学说被抛弃，血缘世袭遭到批判，权力来自暴力强弱竞争被赤裸裸地强化，而权力传承以最高统治者私授取代神授，这样就使权力移交上既有暴力强弱的竞逐，也有获得最高统治者授受的争夺。而在此两者间，事实上华国锋与叶剑英他们优势都不那么明显。所以，虽然通过宫庭政变，将“四人帮”抓获，但华国锋、叶剑英仍坚称这是毛泽东生前遗志，以避开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如此来解决权力行使的合法性问题。这样，一场权力内斗就被装扮成了遗志实现。历史在这里被巧妙地化装变身。
不仅如此，从已经播出几期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我们虽然看到那影响过中国历史的西单民主墙的影子，但是却只能看到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大字报，却湮没了要求民主的“第五个现代化”的呐喊，也截去了要求“改革开放”的民间先声；虽然据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中有赵紫阳的身影，但却只能一闪而过。试问中国的改革开放若没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四员干将，从北京掀起真理标准讨论，到四川、安徽推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广东率先打开国门，中国的改革就是个没有血肉也没有灵魂的躯壳。中国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有胡、赵、万、习这样一批真正的改革践行者，才得以启航远扬。但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却只能给赵紫阳一个闪影，由此可见这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转折？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华国锋这种不敢面对历史的讲话中登场，在回避西单民主墙，回避赵紫阳中演绎，就注定整个历史剧是难以完整全面而真实反映那个时代。面对这种现实，其实我们不必那么愤怒而责怪，试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什么时候真正有机会直面过历史？严格地说，我们都是在被改编、掩盖、歪曲的历史中接受教育、要求背诵，所以，今天再多一部并不那么客观的历史剧，原本就不该大惊小怪。
面对中国的当代史，若不是有互联网出现，大多数人不仅无法知道土地革命真相，也无法知道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无法了解镇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无法了解文革、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八九“六四屠杀”，甚至都无法了解拆迁征地、转制下岗、截访劳教、黑监狱学习班等。这些活生生地存在于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事，我们无法从学校教育的历史教材中看到，也无法从官方公开出版的书籍报刊中读到。事实上，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完全被肆意裁剪装扮成颂扬“伟光正”的道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党要想走好自己的路，要想在发展中少走弯路与错路，除了要努力学习其他民族与国家的经验，而且要真切全面地了解认识自己的历史来路，所谓“推古验今所以不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都不能直面自己的历史，那么它总结的经验就肯定是片面的，而失败的教训就不会被吸取，它所选择的路径就未必正确。
中国自从八九屠杀后，社会迎来全面溃败，其中官僚腐化堕落可谓达至旷古绝今的地步。面对官僚贪腐的严重现实，中共新领导发起了反腐运动，掀起了一波反腐高潮，然而，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八九民主爱国运动的核心诉求正是反腐，而中国二十几年来在腐败上的狂飙猛进，正是直接因由对八九反腐的镇压。而今天，中国社会面对腐败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但在发起反腐中却依然不敢正视八九年的反腐运动，不仅不能公开公正地评价那场运动，而且不允许民间纪念那场运动，也不允许公开讨论那场运动。同样是反腐，因为有当年的镇压，固有今日腐败之泛滥，故不得不发起今日之反腐，但却不敢提昨日那场反腐的正义。可见，今日中国当局对历史是多么恐惧，对反腐的来路是多么的不敢正视。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应该指出的是，直面历史才是最基本的自信。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都不敢直面自己的来路，那它何言自信？那就说明它来路不正，否则怎么会回避自己的历史？试想，既然那么相信自己道路是正确的，那就不用回避本民族精英和大众在探索道路上的一切努力，不用回避自己走过的错误道路，就不应回避反右、大饥荒、文革、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既然声称拥有“理论自信”，就不该回避宪政、人权、民主、自由、公民社会和普世价值的理论争辩，就不必禁言封网，就不必提出什么“七不讲”；既然声称“制度自信”，就不该回避探讨民主制度、多党竞争、联邦制、台湾选举、香港普选和军队国家化等，不必叫喊“五不搞”。不敢正视历史甚至肆意捏造历史，这不准那不讲，明明是心虚的表示，哪里有一点自信可言呢？
我们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看到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后那种不敢直面历史，从剧中回避西单民主墙的“第五个现代化”，回避赵紫阳在改革开放中的功绩，以及从当代中国历史回避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八九运动等等，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这个党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当此大力提倡“三个自信”之际，让我们期待当局勇敢直面当代中国历史，放开言路，允许探讨包括八九运动在内的一切历史事件，以此为我们民族在历史的关口作出科学选项在未来的前进路上少犯错误奠定坚实基础。
这次《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刚播就引出的质疑不少，但其中目前最主要的是在第一期抓捕“四人帮”后，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这句话一下引起网络的疯狂吐槽，绝大多数网友认定这是编剧的杜撰，但也有不少人出来指证这是当时华国锋所说的话，并且从毛泽东生前的讲话中，寻章摘句地搜罗出不少言词，来证明此话当真。至于华国锋当时是否真说过如上的原话，这个只能留待有关档案解密后才能验证，但是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反复强调毛泽东早有解决“四人帮”之意，那是完全有据可查的。
依据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所载，华国锋讲话如下：“毛主席还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指江青）也算是上海帮呢。’毛主席还多次讲过：‘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主席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华国锋讲话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再次强调了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由此可见，当时将粉碎“四人帮”当作继承毛泽东遗志，完成毛生前未竟之事，这是华国锋、叶剑英等主导抓捕“四人帮”者的众口一词。
今天，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当年华国锋、叶剑英讲话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其一、一味强调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批评、意见与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愿，而少从历史的是非对错来谈抓捕之事；其二、毛泽东所言的解决“四人帮”问题，与后来抓捕“四人帮”的解决方式显然无法确定是一致；其三、没有从国家前途社会发展的大势来谈，没有从民族面临的危机角度来深入阐述抓捕的必要。从华国锋与叶剑英讲话中，可以清楚看到他们将抓捕“四人帮”行动的合理合法性建立于毛泽东遗志上，目的当然是借毛泽东的权威来使抓捕具有正当性。这种借死人的威望来为自己行动撑腰，强烈地释放出华国锋与叶剑英当时对抓捕“四人帮”的内心无底，不自信，甚至抱有深深的恐惧。一件后来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事，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行动，当时为什么需要假借起毛泽东的名义来完成？这个问题当然耐人寻味。
华国锋、叶剑英将抓捕“四人帮”归为完成毛泽东遗志，事实是对历史缺乏信心，对自己行动的正当性与权威性缺乏信心。他们采用了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假遗诏的方式，来求得自身行动的合法性。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千百年来中外历史上都无法回避的权力合法性危机。
人类有史以来，公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一直是掌权者需要作出解答的。中国古时三皇五帝时期，选贤任能是通过部落氏族的推举，权力合法性来自各部落与氏族头领的认同及拥戴。后来演化成争权夺利，拥有与支配暴力的能力强弱变成了获取权力的依据，于是成王败寇，强权就是真理，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法则，这样权力合法性就直接来源于暴力。尽管如此，在封建时期，统治者获得权力后，他们仍千方百计地祭出君权神授的学说，并编出各种神奇的故事，来证明自己权力得到上天授予，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并有通过血缘关系世代传承权柄的上天恩典。然而，随着唯物论的盛行，权力神授的学说被抛弃，血缘世袭遭到批判，权力来自暴力强弱竞争被赤裸裸地强化，而权力传承以最高统治者私授取代神授，这样就使权力移交上既有暴力强弱的竞逐，也有获得最高统治者授受的争夺。而在此两者间，事实上华国锋与叶剑英他们优势都不那么明显。所以，虽然通过宫庭政变，将“四人帮”抓获，但华国锋、叶剑英仍坚称这是毛泽东生前遗志，以避开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如此来解决权力行使的合法性问题。这样，一场权力内斗就被装扮成了遗志实现。历史在这里被巧妙地化装变身。
不仅如此，从已经播出几期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我们虽然看到那影响过中国历史的西单民主墙的影子，但是却只能看到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大字报，却湮没了要求民主的“第五个现代化”的呐喊，也截去了要求“改革开放”的民间先声；虽然据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中有赵紫阳的身影，但却只能一闪而过。试问中国的改革开放若没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四员干将，从北京掀起真理标准讨论，到四川、安徽推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广东率先打开国门，中国的改革就是个没有血肉也没有灵魂的躯壳。中国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有胡、赵、万、习这样一批真正的改革践行者，才得以启航远扬。但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却只能给赵紫阳一个闪影，由此可见这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转折？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华国锋这种不敢面对历史的讲话中登场，在回避西单民主墙，回避赵紫阳中演绎，就注定整个历史剧是难以完整全面而真实反映那个时代。面对这种现实，其实我们不必那么愤怒而责怪，试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什么时候真正有机会直面过历史？严格地说，我们都是在被改编、掩盖、歪曲的历史中接受教育、要求背诵，所以，今天再多一部并不那么客观的历史剧，原本就不该大惊小怪。
面对中国的当代史，若不是有互联网出现，大多数人不仅无法知道土地革命真相，也无法知道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无法了解镇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无法了解文革、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八九“六四屠杀”，甚至都无法了解拆迁征地、转制下岗、截访劳教、黑监狱学习班等。这些活生生地存在于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事，我们无法从学校教育的历史教材中看到，也无法从官方公开出版的书籍报刊中读到。事实上，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完全被肆意裁剪装扮成颂扬“伟光正”的道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党要想走好自己的路，要想在发展中少走弯路与错路，除了要努力学习其他民族与国家的经验，而且要真切全面地了解认识自己的历史来路，所谓“推古验今所以不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都不能直面自己的历史，那么它总结的经验就肯定是片面的，而失败的教训就不会被吸取，它所选择的路径就未必正确。
中国自从八九屠杀后，社会迎来全面溃败，其中官僚腐化堕落可谓达至旷古绝今的地步。面对官僚贪腐的严重现实，中共新领导发起了反腐运动，掀起了一波反腐高潮，然而，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八九民主爱国运动的核心诉求正是反腐，而中国二十几年来在腐败上的狂飙猛进，正是直接因由对八九反腐的镇压。而今天，中国社会面对腐败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但在发起反腐中却依然不敢正视八九年的反腐运动，不仅不能公开公正地评价那场运动，而且不允许民间纪念那场运动，也不允许公开讨论那场运动。同样是反腐，因为有当年的镇压，固有今日腐败之泛滥，故不得不发起今日之反腐，但却不敢提昨日那场反腐的正义。可见，今日中国当局对历史是多么恐惧，对反腐的来路是多么的不敢正视。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应该指出的是，直面历史才是最基本的自信。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都不敢直面自己的来路，那它何言自信？那就说明它来路不正，否则怎么会回避自己的历史？试想，既然那么相信自己道路是正确的，那就不用回避本民族精英和大众在探索道路上的一切努力，不用回避自己走过的错误道路，就不应回避反右、大饥荒、文革、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既然声称拥有“理论自信”，就不该回避宪政、人权、民主、自由、公民社会和普世价值的理论争辩，就不必禁言封网，就不必提出什么“七不讲”；既然声称“制度自信”，就不该回避探讨民主制度、多党竞争、联邦制、台湾选举、香港普选和军队国家化等，不必叫喊“五不搞”。不敢正视历史甚至肆意捏造历史，这不准那不讲，明明是心虚的表示，哪里有一点自信可言呢？
我们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看到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后那种不敢直面历史，从剧中回避西单民主墙的“第五个现代化”，回避赵紫阳在改革开放中的功绩，以及从当代中国历史回避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八九运动等等，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这个党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当此大力提倡“三个自信”之际，让我们期待当局勇敢直面当代中国历史，放开言路，允许探讨包括八九运动在内的一切历史事件，以此为我们民族在历史的关口作出科学选项在未来的前进路上少犯错误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