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中共治下的人大、政协是两大政治“怪胎”，因中共先有党后有国，人大、政协作为国家机构只能充当党的橡皮图章作用，其立法职能、参政议政职能充其量不过是花架子，与民主国家设立的议会完全不是一码事。
全国人大是“共产党控制之下的立法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代表近3000名，并非由全民直接选举，而是由省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可省级人大代表又是由下辖地区和市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以此类推，最后只有县级、乡镇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县以上各级人大代表实为间接选举），这样算来中国有五级人大和五级政府，可无论是哪一级人大代表选举，都是不允许竞选的，而是由同级党委或下级党委提名或推荐候选人，经党委认可，候选人才能进入被选举阶段。
眼下正在进行的香港特首2017年直选办法立法会议，也是拟采取类似模式，由中共认可的提名委员会提名特首候选人，然后再由选民直选。选谁不选谁，并不是由选民提名决定，也没有各派竞选，而是由共产党内部控制的提名人及提名委员会决定，虽然有差额选举，选民可以在三两名特首候选人中挑选，但是选民和反对党没有直接提名权，这样的直选明显带有“中共特色”，或最终候选人由中共控制，而香港反对党并无制衡力量，可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如肥皂泡那样一触便破了。
9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提到干涉香港选举事务的中国全国人大时称之“由共产党控制的立法机构”，外国人称中国人大也习惯称之“橡皮图章”或“影子议会”。中共所控制的全国人大原本是照搬苏联模式，甚至1954年成立全国人大后批准的第一部宪法，明显就是苏联宪法的“山寨版”。笔者检索1957年美联社报道，他们提到中国时称“共产党控制下的大陆”，即共产党中国；提到中国军队时称之“共产党控制的军队”。近六十年代，西方媒体一直这样称呼，没有变化。可见，只要是共产党控制，就没有好下场，共产党人大自1954年成立以来，数十年来一直没有反对票，直到毛泽东死后召开的人大会议才出现惊人的个别反对票，但也基本构不成起到反对多数的力量。全国人大本来五年一届，可在“文革”期间居然停止了十年（1965-1975），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恢复正常。香港也是如此，只要有中共插手，所谓只要“主权”，不干涉具体事务，事实证明是靠不住的，“一国两制”经过验证不过是邓小平他们施行的障眼法，“五十年不变”承诺时间还未过半就要变脸了。
全国政协是针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具”
再说全国政协，全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自1949年成立以来（政协本来是中共建国的母体，1949年至1954年全国人大产生之前作为“议会”存在除外），一直是共产党统治下类似议会形式的“咨询”机关，民间一说“花瓶党”。但是，中共控制的现政府一直在提高它的政治地位，比如其全国委员会主席曾由毛泽东、邓小平、李先念等兼任，如今由政治局常委兼任，他们提高其政治地位的目的似乎是把它从一个“影子人大”的地位，提升到某种更类似于一个“驯服的反对党”的地位，比如让其“参政议政”，让其代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发言，地位很高，但毫无实权。
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一样，都是五年一届，全国政协每届约有2000名代表，不过其委员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不同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推荐产生，其没有立法权，也没有选举国家机构负责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文革”期间，全国政协停止了十三年（1965-1978），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任全国政协主席，当时有人建言让政协扩大参政的实权，但引起他的警觉，明令政协不得有实权，也不准其恢复政协1949年时的准议会职能。邓小平的意思，是代表中共的意志，政协至今都没有立法权和政治实权，中共把政协当作“政治养老院”，让其“顾问”一下，“咨询”一下，“统战”一下，甚至“发发牢骚”，政治地位很高，但不过是充当“拍拍手、鼓鼓掌”的角色而已。
邓小平为什么这么防范政协干政呢？一是政协委员多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组成，中共不能让这些人假戏真做，以防以假乱真；二是吸取“反右”时的经验教训，当时民盟的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就曾在“大鸣大放”中要求实权，并称各民主党派不要当中共的“尾巴党派”，罗隆基还公开主张由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在全国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不受中共干涉，来监督中共执政政策的执行，但这显然是对中共的一次重大考验，从此中共引起政治警觉，从“倡右”马上急转“反右”，中共所谓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政协原则很快被证明不过是画饼充饥。至今，中共都不允许在社会大众层面发展民主党派的成员，特别是不准在工农民众及青年学生中进行活动，而政协委员也很少有青年学生和农民委员；自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以后，政协委员和民建等一些民主党派开始在资本家中发展成员，但对于广大民众都是一律排斥的，其中一个提高门槛的限制是民主党派发展成员必须具有教授和高级工程师资格。而相对于共产党，则是建设在村、厂矿和部队连队，对于入党人员，几乎没有任何学历上的限制。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区别，主要就是中共限制，就是为了保持中共对于中国的绝对控制。
真正的议会必须由全民选举和具有制衡权力的独立力量
这样看来，中国确实没有什么真正的议会，当然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议员，那些参与立法的中共人大常委会常委，不过是一个个为党编织独裁美梦的绣花枕头而已。
中国需要真正的议会和议员，来决定国家的事务，必须去中共化。中共这样的体制存在，人大、政协只能沦为“伪人大、伪政协”。去中共化，只能等到中共内部分裂或权力崩溃才有可能。将来，中共失去权力之后，迫在眉睫的就是成为国家议会，制定宪法，选举政府和议员。
真正的权力相互制衡机制，必须先通过宪法和法律落实下来，比如选举议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就好比一些国家的上院和下院；对于立法，分别由两院表决通过，然后递交总统批准实施，总统不批准再退回两院进行修改，再报总统通过；对于政府财政预算和开支、征税、国防开支、民生福利，必须由两院分别批准，两院之间也相互制衡，一旦批准再由总统批准。
任何法案和税收，不经两院和总统批准，不得生效实施。即使两院和总统批准的法案和税收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一旦独立的最高法院认为确实违宪，那么最高法院可以将具体的案例进行裁决，裁决违宪的要废止有关法案和制度，并报立法机关批准实施，一旦生效就具有至高的法律效力，谁敢违抗，总统可以下令强制执行，并派出武装力量来保障此生效法律的执行。
对于议员的选举和任职资格，一定要有法律决定，议员选举一定要从全民中选举，候选人可以由不同地区的选举委员会和政治组织提名，比如执政党和反对党等提名；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选举可以参照美国式的议会议员选举模式，参议院由不同地区划分，每个地区两名议员；众议院由人数划分，比如每1500万人选举一名议员，议员一定要专职，有明确的任期，根据不同的任期进行轮换。军方人士禁止参加参众两院，军方领导人由总统担任，军人不得干政。一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军方一定要中立，待新的国家领导人选举出，军队必须效忠宪法、法律和国家领导人。
一旦中国有了真正的议会，有了真正的议员选举，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政治组织，有执政党，也有反对党，两者轮流执政，执政党下台就成为反对党，可以通过议员选举来控制议会的席位，进而监督政府。这样受制约的政府才叫真正的民选政府。若中共一直执政，一直维持一党专政，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不会有民选政府，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议会，这便是当下中国的现实。要建立真正的议会和真正的民选政府，就必须结束一党专政，实现真正的普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