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红旗文稿》在显要位置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王伟光先生的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在广大网民中激起众怒，引来一片恶骂声，本是预料中的事。的确，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当今中国，作为官方最权威的社研机构的首席学者，竟然重弹毛泽东时代的“社资”、“阶级”、“专政”的文革老调，显然极不合时宜，且非常怪异。问题不在于王伟光先生“坚持专政不输理论”本身，这种理论不值一驳，一位普通网民的三言两语就可将它驳得体无完肤，而在于作为社会科学院院长的王伟光如此发声，其复杂的背景是什么，它在当前变幻不定的意识形态培树中传达出哪些信号。
我不相信写此文和发此文是王伟光先生的个人行为，即便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都是他的本意，他也不敢贸然所为。显然，王伟光先生在为“他人”背书，而这一“他人”又是何方神圣?在此，本文不作猜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位神秘的“他人”，在掌控官方意识形态的力量中，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说也罢。本人只想剖析一下，如果官方意识形态果然将王伟光先生的“坚持专政”论当做执政合法性的“镇宅宝剑”，那么将引发怎样的理论危机，甚至导致政治危机。
一，还有“无产阶级专政”吗?
王伟光先生说：“国家与专政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国家，总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阶级的国家，而把无产阶级国家说成是邪恶的、暴力的、专制的国家;一提到专政，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都不那么喜欢。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好心人’总是认为民主比专政好，认为‘专政’这个字眼，是暴力的象征，不像‘民主’那么美妙、招人喜欢;另一种情况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反对专政的幌子，把一切专政都说成是坏的，根本不提还有资产阶级专政，只讲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民主粉饰为‘至善至美’的反专制、反一党制、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
总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好心人”，他们仅凭“字面上”看着顺眼和不顺眼，来反对专政，歌颂民主。另一类人是“别有用心”的人，是蓄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如果王院长不介意，笔者可以为其继续延伸：这是一群阶级异已分子，是社会主义敌对营垒中的人。
果真如此吗?我们知道，只有对历史知识一无所知的人，或者故意装睡罔顾历史的人，才会得出如此荒谬绝伦的结论。王院长作为中国官方思想界的首席学者，显然不会是前一种人吧。而故意装睡罔顾历史，和王院长的身份也极不相称，作为中国社科科研机构的掌门人，如果他故意装睡罔顾历史。
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实践，在人类二十世纪中已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正是这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告诉了人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东，还需要王院长从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向已经吃尽“无产阶级专政”苦头的中国人民，再来一回基督式的布道吗?
中国人民没有经历过苏联大清洗大镇压运动中数千万无辜人民被枪杀被囚禁的“苏式无产阶级专政”，但经历过毛泽东时代“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式无产阶级专政”，而无论是“苏式”还是“中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都引发了巨大而深重的人类社会灾难。王院长，对于中国人民，这些灾难应该是“你懂的”吧?不需要笔者一一赘述吧?
那么，总结二十世纪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和历史，我们应该怎样为“无产阶级专政”画像呢?这里仅用粗疏几笔勾勒大致轮廓：
第一，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本人在他推崇作为“工人阶级专政”雏形的巴黎公社中，马克思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巴黎公社应该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时还只能是“第一国际”)“一党执政”，恰恰相反，马克思极力赞赏的是：由全体工人阶级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公社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人民有权监督和罢免他们。试问，在二十世纪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形成实际最高权力机关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包括核心权力层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正副主席或书记，有哪一位是经过该国的无产阶级或人民群众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有哪一位是普通工人或农民可以罢免和撤换的?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统治者们总是以自己的统治权力、统治地位为最高利益原则，将所有对其构成直接威胁或潜在威胁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打入另类，划进“贱民”阶层，打成“敌对势力”，并根据对统治集团及其政治利益的亲疏远近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划分森严的政治等级。比如，在毛泽东时代，是以所谓“阶级”来划分政治等级的。所谓建国前后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亲属子女，统统被划入“贱民”阶层，不仅丧失一切基本的人权，而且处处受到歧视，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严酷修理，而社会的“另类集团”和“贱民阶层”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需要，随时都有可能扩大，不断有新的社会成员加入进来。而以拥有政治特权的统治集团为核心的所谓优等阶层或社会集团，则随时随地可以对贱民阶层进行肆无忌惮的政治压迫或经济剥夺。这种将全体社会成员划分出政治等级、并以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所形成的社会形态，是一种野蛮的、倒退的、违背人性的社会形态，是和现代政治文明将人类社会推进到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的。而公民社会的政治形态则是：虽然有阶级之分、贫富之别，但全体社会成员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意味着，任何弱势社会阶级、阶层、社会群体，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强势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侵犯的时侯，他们拥有在合法的政治平台上进行和平抗争的政治权利。公民社会，是能将社会成员之间、政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压缩到最低限度的一种政治机制。
第三，历史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反复证明，在人类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实行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不仅如此，为了扑灭一切政治反抗的可能性，执政集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组织的一切细胞中实行严厉的行政控制。文革中因为“一言不慎”把命丢了的案例比比皆是。这种由极少数当权者对绝大多数人进行政治奴役和精神奴役的所谓“专政”，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
第四，列宁式的共产党，是以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政治目标为已任的。而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这是一种违背历史自然进程、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由于这种社会实验根本违背历史进程和经济法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群众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不仅如此，任何社会实验，无论效果如何，必须以起码的人道主义为底线，即不把被实验的人群当做小白鼠般的纯实验品，以尊重他们起码的生命权、政治权利和尊严为前提。在苏联斯大林时代，为了强行实现农村集体化，也出现了将成千上万的农民任意驱使屠杀的反人类罪行。而师从“中国革命”的柬埔寨共产党在执政的四年中屠杀了几百万无辜平民，正是在共产主义实验的名义下进行的。可见，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强行开展的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运动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在人类二十世纪是可以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相提并论的反人类罪行。
第五，我们知道，保护私人合法财产、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由以及经济活动中经济人的经营自由和人身自由，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却不是这样。剥夺所有私人性质的生产资料，剥夺所有经济人的经营自由甚至人身自由，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纳入执政党强行制定的计划经济之中，将所有生产资料强行纳入国有或集体所有体制之中，是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其中，用专政手段或暴力手段强行限制人们的经济活动自由甚至经济活动中的人身自由，严厉打击一切私人性质的“出轨”经济活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重大职能。可所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普遍的贫困，是短缺经济，是广大农民基本的温饱都不能保证。文革期间，农民在自留地里种几棵菜、养几只鸡也是“资本主义尾巴”，贩运一些蔬菜水果或农特产品也是“投机倒把”，如此痛苦沉重的记忆，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中华民族的大脑之中。
好了，就此打住，仅用这几根粗线条，就可以勾勒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恐怖嘴脸。尽管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但人们痛定思痛，仍然无法消除曾经历过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余悸。为什么还要把这样的“专政”强行塞给中国人民呢?难道王院长当真对中国人民所吃的“专政”苦头，一无所知吗?是一无所知，还是昧着良心，视而不见?
二，王院长的“阶级斗争”枪口是怎样转向自己的
王院长在此文中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这段话已成王氏立论经典，受到了众多网民的质问和唾骂。而广大网民最严厉的反问则是：如果按财产计算，你王院长属于什么阶级?你敢公布你的财产吗?
这个反问，显然暗藏着一个极为荒诞也极为尴尬的理论悖论，如果将这个悖论展开来看，必然导致一个辛辣的黑色幽默：如果执政党继续以王氏立论主导党的意识形态，势必陷入用自已的矛戳自已的盾的理论困境，或者干脆将“阶级斗争”的枪口转向了自己。我们不妨将这个悖论展开来看看。
所谓“王氏立论”，不过是拾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牙慧而已。但同样的一句经典，因处于不同的历史情境，所获得的寓意是全然不同的。
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精髓被他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颠覆政权的可能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显然，毛泽东的这个立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发展阶段”这一信仰自信和理论自信之上的。如果人类社会真的要经过这个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么毛泽东这个立论是成立的。而毛泽东的弥天大错，就在于人类社会根本不会走这样一个臆想中的历史必然阶级，如果有人硬要按照自己的臆想走，那么他所走的就不是什么人类的最后解放之路，而是人类的社会灾难之路。然而，我们假定，毛泽东是非常虔诚地相信他是在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那么，他的这个立论无论多么荒诞，他都自以为自己是立于人类社会正义的巅峰来指导人类社会的正确航向。
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十二分的信仰自信和理论自信，毛泽东才敢于正视自己政权内部的严重问题。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更加着重提出了新生资产阶级问题，而且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在1975年2月至1976年1月文革后期，他反复指出：“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更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党的高层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应该看到，毛泽东晚年说的这些话，正是当下“极左派”们力挺毛泽东文革思想英明正确的地方。鉴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内官员贪腐现象日益严重和恢复市场经济及部分私有经济后出现了大量的血汗工厂，“极左派”们便断言毛泽东当年极力预防的资本主义真的复辟了，解决这些问题，非毛泽东思想不可，非阶级斗争不可，非继续革命不可。
“极左派”的愚蠢和错误就在于：第一，不可逆转的吏治腐败，正是毛泽东创建的这个现代专制政体本身造成的。改革开放之后，这个体制并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改造，因而其出现不可救药的吏治腐败，是历史的必然;第二，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必然要走的历史道路，举凡阻挡者必然要碰壁，改革开放的现实尽管还不是成熟的资本主义，但毕竟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跨进了一步，是不可能再倒回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初期的种种资本剥削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正是专制体制所致，而恰恰是以“工人阶级先锋队”自诩的执政党，剥夺了工人罢工的政治权利，使他们无法和资方对等地谈判工资以及其他有关工人权益的问题;第四，即便按照毛泽东的文革方法来解决当下的吏治腐败和工人、农民被剥削的问题，那么引发的也将是文革之类的社会灾难，受到祸害的将是大部分人民，而问题仍然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因为体制依旧。
其实，毛泽东的文革思维在本质上，并没有超出皇权时代的“朱元璋思维”。朱元璋同样洞察到朱家王朝最深刻的政治危机，来自于统治集团内部，来自于各级官吏的贪腐。因而朱元璋的惩贪力度空前绝后。只不过毛泽东的文革思维披上了现代西方理论的外衣，其政治目标的合法性也进行了理论上的置换：朱氏当上了皇帝，理所当然地就成了“替天行道”的“真命天子”，他屠戮惩贪、剥皮塞草、以儆效尤，是为了“替天行道”的朱氏王朝固若金汤，万世一系;而毛泽东断言文革运动必须“七八年来一次”则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实现人类的最后解放。
然而，无论毛泽东内心深处是否真的相信那个“人类解放”的政治目标，但他在文革中拿起马克思列宁“阶级斗争”武器横扫党内的“走资派”、“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党外的“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时，他是有足够的“底气”坚信自已是站在“社会最高正义”和“人类前进方向”这个制高点上的，因而他坚信“阶级斗争”的手段即使再残暴、再血腥，其合法性来源也无可置疑。不仅如此，毛泽东的自信和底气还来自于他将自己所处于的那个权力顶峰打造成一个神圣而至高无上的政治高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反问一声，毛泽东本人难道不是大官?而且是共产党最大的官。毛泽东也有房子，有汽车，薪水也高，还有服务员，难道他本人不比“资本家还利害”吗?他凭什么把自己和党内的那些大官区别开来?这正是毛泽东的自信和底气所在。其一，尽管尽管他毛泽东也是大官，享受着“资产阶级法权”带给他的一切好处，但他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政治立场，绝不会被“资产阶级法权”拖下水，他会自始至终维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其二，尽管党内高层已出现了蜕化变质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但被毛泽东团结在这个政治高地上的党的领袖集团却是廉洁的，干净的;其三，这个领袖集团和他毛泽东一样具有崇高的政治信仰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不会背叛自己的阶级和自己的政治理想;其四，这个领袖集团具有洞察历史规律、驾驭政治斗争、领导人民走向共产主义彼岸的才干和能力。那么，这个由一群“圣人”占领的政治高地究竟是什么呢?用毛泽东的自诩，那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们看到，毛泽东构筑的这个政治高地是他自信能够站在历史规律的制高点清除党内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要依据。然而，这个高地极为高耸危峻，其中关键性的第一条一旦失真，那么不仅其他几条俱成讽嘲，而且这个领袖集团使用的“阶级斗争理论武器”即刻会“掉转枪口”，对准自已。就是说，一旦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蜕化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么这样这一幕“黑色幽默”就会发生。
那么，当年被毛泽东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和他自己，是否廉洁、“干净”?他们真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百毒不浸，万蚀不腐?这个问题近于无考，已被历史淹没了。当然，就他们享受的种种特权而言，恐怕和“新生资产阶级”也只是五十步笑百而已。然而，说他们大肆贪污受贿，也没有什么证据。毛泽东的自信也许正是来自于此。
然而，当三十多年后的王伟光院长重提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理论、企图为党的核心层送上一件镇压“社会敌对势力”的重型武器时，他忽略了历史情形已经大变、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武器”早已掉转枪口对准了自己。
第一，毛泽东时代的那块“政治高地”如今还有吗?从周永康、薄熙来、刘铁男等高官的贪腐受贿案来看，权力背景、裙带关系、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不仅织成了一张巨大的官场生态网，且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权力寻租磁场。在这个强大的磁场中，官员升迁渠道根本无法摆脱上述官场生态“五子登科”的牵制。也就是说，在这种官场生态中，一个公正无私、执法不阿、廉洁自好、两袖清风的“清官”，是根本无法在官场生存的，更不用说能升迁到权力核心层了。不仅如此，一任官员升迁到什么职位，他就能获得和这个级别和职位相对应的寻租机会、人际网络和贪腐能量。有人说周永康贪腐金额高达千亿元，究竟多少，即便没有那么多，恐怕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这个天文数字则意味着：它就是这个级别和职位所能获得的寻租机会、人际网络和贪腐能量所包含的巨大含金量。而能够上升到这个职位的人有谁能够抵挡住这个巨大含金量的诱惑呢?况且，在他一路升迁的过程中，他已经经历过不同职位不同“等级”的寻租机会、人际网络和贪腐能量的诱惑，他能一路两袖清风地“爬将”上来吗?可见，毛泽东的那块“政治高地”早已被颠覆，老百姓再也不会相信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神话了。
第二，如果按我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超过5000元，且可累计计算，即可判刑。那么拿这个标准去衡量我国近千万各级公务员，达到收礼受贿5000元这个标准的百分比将会是多少呢?我想，即便基层政府的办事员，也会心里有数。如果按毛泽东的说法将他们统统打成“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么“阶级斗争”的枪口，将会对准谁呢?我相信，王伟光院长自己恐怕也不敢保证，他不会被列入“新生资产阶级”的队伍吧?
第三，还有大量的拿着超出工人几十倍上百倍工资的国企高管、民营企业老板及个体经营者，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语境下，他们不是“官僚资产阶级”、“要保护自己利益的大官”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会是谁呢?那么，阶级斗争的枪口自然要对准他们。
显然，当今的“特色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复辟”了。如今，谁对吏治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最反感呢?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普通百姓，是有良知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呼声的确对现有体制构成了威胁。也许在王院长看来，这种威胁就是“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对其专政之。不料，他一不小心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牙慧，于是“阶级斗争”的内在逻辑一下子将枪口对准了自已——已经成为毛泽东咒语中“党内走资派”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当权集团。
这就是这个“悖论”的由来，也是千千万万老百姓一眼看穿的“用自已的矛戳自己的盾”、“抬起的枪口突然转向了自己”的黑色幽默。
三，为什么要“死扛”到底?
按理说，毛泽东晚年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等言论，最符合当今广大底层百姓的心态，如果要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的原意也应该是普通老百姓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对贪官污吏的斗争。这也揭示了当今中国大陆相当一部分所谓中青年“毛左”们为什么“挺毛”的心态和原因。而王院长重提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至少也应得到这部分“毛左”们的支持和响应。然而奇怪得很，笔者注意了各大网站网友对王伟光院长文章的反应，居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痛斥、讽嘲的批评，正面赞同、支持、响应的文章和评论极为罕见。为什么会是这样?笔者揣测，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王院长此文的本意，根本不是毛泽东当初的原意：让老百姓和小官们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而是恰恰相反，将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体制”的人们划进“敌对势力”范围，为掌权集团打击、镇压这些“敌对势力”寻求合法性;另一个，也是根本原因：中国大陆绝大部分老百姓，已经不认同毛泽东当年所使用的“阶级斗争”手段，认清了以阶级斗争为名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是反人性的，反人道的，反人类的，只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无穷的伤害和灾难。不仅如此，人们已经觉悟：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只能在法律平台上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尤其不能由统治集团围绕自己的政治利益随心所欲地“解决”。而解决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必须保证任何阶级、任何阶层、任何社会团体，也就是说，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必须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比如，执政集团如果由公民选举产生，全体公民并具有监督权、罢免权，就能将吏治腐败降到最低限度;再比如，“血汗工厂”的工人们如果能够组织自己的工会，在宪法的支持下获得和资本方对等的谈判地位，那么通过工会和资本方的和平谈判，则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就会降低到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度。而要实现这一切，就必须走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政民主之路。
可见，要摆脱困境，就要进行理论创新，就要向现代政治文明理论靠拢，就要向民心民意靠拢。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常委中出现了周永康这样的大贪官、大老虎，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特色理论”的两大破绽：其一，说明了你不是天然的“三个代表”嘛，至少周永康一手遮天掌控的“政法”这片天地，就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嘛;其二，周永康是怎样一级一级从基层爬上来的?他的贪腐可不是从当上常委才开始的呀?这样的贪官居然能顺利地爬到执政党核心层把握一方大权，掌控一方天地，这说明你的选拔机制出现严重问题嘛。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死扛，周永康这样的贪官，能逃得了这样的“追根究底”吗?
可见，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又拒不接受现代政治文明，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只有罔顾事实，强词夺理，一味死扛。但结果只能有一个：理屈词穷，徒增笑柄。前一轮以《红旗文稿》为前沿阵地，一群“学者教授”赤膊上阵。结果呢?不说所闹出了的常识笑话，至少激起了大部分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义愤和“众怒”吧?今天身为中共最高理论研究权威机构的“掌门人”再发宏论为毛泽东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叫魂，则闹出了更大的笑话，看看网上吧，全国一片嘘声!
就连我一介小民也真的弄不懂了，思想理论上面对如此窘迫，面对民心民意的汹汹质问，为什么还要撞死南墙不回头，死扛到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