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晋宁徵地事件中，有4至5名穿警服的人横死街头.
近日云南晋宁徵地事件在网上引起哗然。照片显示4到5名穿警服的人横死街头，甚至有传言说是被烧死。从照片上看，这些人当然未必是真的警察（人数众多、队形混乱），但至少是得到警方默许使用警用服装和设备。
我最近由於微博被禁言，也很少登录，但是不用看就知道，理中客们（自称“理性中立客观”的那些人）很快就会开始声泪俱下地对被杀死的拆迁者表示同情，并以法律的严肃性为由要求严惩凶手。他们这一套在夏俊峰死刑案，还有各种涉及新疆的袭击事件中已经暴露无遗.
有同情心不是什么坏事，对於用肉体灭绝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天生的恐惧感也很正常。但问题的微妙处在於，这些人的同情心和恐惧感总能选择最恰当的时候冒出来。不合时宜的时候，比如高智晟律师出狱时牙齿掉光、神智不清，理中客们大概眼皮都不会抬一下；被拆迁者或者被迫害者自焚抗议，他们大概也就是一句“愚昧”了事，理性得像台电脑.一旦底层因绝望而杀人，他们的感情线立刻被激活，什么“对暴力零容忍”，什么“贫穷不是犯罪的理由”，什么“警察也有妻儿老小”，全冒出来了。
当然，人的同情心有选择性也不奇怪，我个人也不是对每一桩杀戮事件都同等看待。只不过我和他们相反，只有平民的死能调动我的感情，而国家机器的死对我来说无非是种现象。立场不一样，同情心的侧重点当然也就不一样。这和同情弱者没有直接关系，很多人喜欢引用的那句“鸡蛋和石头中站在鸡蛋一边”，我倒觉得很像心灵鸡汤，过於简单化。把被烧死的拆迁队员说成“石头”好像也不太恰当。真正的标准不是谁强谁弱，而是谁被逼到了无路可退。
中国农民是这个地球上非常独特的一个群体.首先，他们不享受任何社会福利。虽然有一个所谓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财政补助仅有每年每人240元而已，和农民上缴的各种税费和真正看病所需要的开销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其次，他们没有选择不做农民的权利。即使在城里找到工作，也无法解决如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问题.这样一个无助的群体对土地的依赖是可想而知的。由於户口的原因，即使他们在外地打工，最终的生老病死还是只能在土地上解决.但就是这样，当局的徵地政策还是生生制造出了四到五千万的“失地农民”，也就是所谓“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群体.这远比中国中小学课本里声讨的资本主义“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要可怕得多，因为在中国农民本来就是法律意义上的二等公民，由於户籍限制，不可能像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农民那样相对顺利的城市化。徵地对他们来说，无异於一场屠杀——即使不是直接的肉体灭绝，也基本摧毁了一家人可以活下去的全部动力。
判刑、甚至判死刑能吓退绝望的人么？当然不能。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所谓绝望者也就是对生命的预期收益为零的人。无论是坐牢还是被处死都不可能再让此种预期收益变得更低。刑罚只能用来震慑尚未绝望，有大把可以失去的东西的人。世界上的独裁者们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都知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是他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双手。
看官们可能要问了，如果刑罚无法遏止绝望者犯罪，那你说这么办？就这么算了么？当然有办法。别忘了，除了把绝望的人处死，还有个更好的办法就是避免绝望的人的产生。民间的声音当然没有办法制止资金飢渴的政府继续徵地，继续制造绝望人群，但舆论可以做到的，至少是对绝望者的复仇式暴力表示理解，对於当局任何超越司法程序，缺少透明度的处理手法持续谴责，对於徵地的合法性和赔偿金额持续地要求真相。面对强权，民间能做得确实有限，但至少不能让他们因为死了政府的人就可以摆脱舆论压力，冒充受害者。
什么“非暴力”，什么“程序正义”，什么“风度”，什么“优待俘虏”……这些陈词滥调谁都知道。如果你实在要唠叨，麻烦去对那些有选择，有生存机会的人唠叨。中国的失地农民（尤其是落后省份的失地农民）绝对不在此之列。这样一个已经或将要失去基本生活条件，失去基本做人尊严的群体，你和他们玩弄道德词彙无异於二次伤害和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