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东航云南分公司从昆明飞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芒市、思茅和临沧六地的14个航班在飞到目的地上空后，乘客被告知无法降落，航班又全部飞回昆明。事发之后，东航否认是飞行员集体“罢飞”，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飞行员集体拒绝工作的行为。
东航“罢飞”事件有两个特征值得分析：一，这些飞行员在采取行动前，未告知雇方，也就是东航；二，他们是在工作途中集体拒绝劳动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严格禁止这种行为。因为这将使雇方失去谈判条件，更何况还将乘客裹挟进来，由此给乘客造成的心理阴影难以弥补。事发后有评论认为，飞行员是将乘客“劫为人质”，这句话自有部分道理。但进一步分析会发现，飞行员们之所以采取“违法”的举动来维权，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法律上，他们没有罢工的权利。罢工，是一个社会中劳动者的最后一项权利，正如沉默是公民的最后一项政治权利一样。一旦工人（无论他是金领飞行员，还是一个农民工）失去罢工的权利，在资本面前，他们要么选择缴械，要么就要选择反抗。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无益于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
今天的中国，劳资纠纷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从农民工讨薪，到飞行员罢飞，都是劳资纠纷的表现。问题是，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社会尚未建立起劳资纠纷畅通的解决之道。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雇方占有天然的优势地位，他掌握着劳方工资，升迁，甚至是否能够继续雇用的绝对权利，而劳方拥有的，只有“双手和人身自由”（马克思语）。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下，用“双手和人身自由”来拒绝劳动，尤其是集体拒绝劳动，就成了劳动者和雇方谈判中最重要也几乎是唯一的筹码。正是这个原因，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法律，都明确保护劳动者罢工的权利。
再过几周，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了。100多年前，芝加哥的产业工人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的权利举行大罢工，并与警方发生了流血冲突。进入20世纪，美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迅速退潮，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律上开始承认工人罢工的权利，劳资矛盾于是开始在法律的既定框架下寻求解决路径。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对劳方罢工权利的确认和约束，已经成为平衡劳资双方谈判地位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在今天的美国，要组织一场罢工并不容易。美国法律规定：对于针对争取提高福利的经济罢工，雇方有权雇人去“永久性取代”罢工者的职位，而且，在整个罢工中，劳方不能有任何暴力行为和破坏生产工具的行为，同时，罢工的组织者还必须提前就行动开始和结束的期限通知雇主，一旦违法，将会受到严惩。更有趣的是，罢工在美国也是雇方的权利之一，在资方不同意劳方提出的条件时，有权拒绝让工人工作。资方“罢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锁厂，也就是关起大门不让工人上班；二是断绝资金，让工厂无法运作。正是由于这样的法律规定，当今美国大多数劳资纠纷，都是在谈判中解决的，真正由劳资纠纷演变到罢工的案例，越来越少。罢工在今天的美国，更多的是劳方在与雇方谈判时的一种威慑性力量。
中国在1975年宪法中，曾明确规定工人罢工的权利，但在1982年宪法中，取消了这一规定。尽管在1975年到1982年间，这项本属于劳动者权利的“罢工自由”，只有宣言性的作用，但自1982年以后，罢工作为一项权利，却成了法律禁区，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劳资纠纷进入了一个高发阶段。在罢工不享有刑事免责和民事免责的情况下，劳动者失去的是“谈判权”，却不会放弃“反抗权”。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没有明确的规则约束，在劳方天然地选择效果最大化的情况下，“罢工”的溢出效应也越来越明显。上月初，上海最大的小区康城近两百名保安集体失踪，还有此次东航飞行员罢飞事件，都是最好的注解。
其实，在法律上恢复劳方罢工权利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可怕，罢工自由的存在，并不见得导致大量罢工的发生。相反，在法制规范下的罢工自由，能够促进劳资关系朝向更加理性化、正常化的关系发展。以东航飞行员罢飞事件为例，其实可怕的不是“罢飞”，而是飞行员在未提前告知而乘客也不知情的情况下，飞行员中途“罢工”。这种失序行为一旦蔓延，其结果一定是飞行员、航空公司和乘客三方面的公输。要避免这样糟糕局面的发生，不能指望通过严格的制裁，而要寄望于沟通渠道的制度建设。从法律上讲，要约束一项权利，首先要确认这项权利。
□王志安（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