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下午，我在网络上看到陈子明先生去世的消息，感到十分震惊和意外，当即向子明太太王之虹以及她的助手张先生进行确认。随后便在网络上看到正式讣告：“陈子明先生因患胰腺癌于2014年10月21日14时50分于北京去世，享年62岁。特告亲友。王之虹携家人。2014.10.21”
我与子明先生的最初交往
之所以感到震惊和意外，是因为我一直盼望有合适机会把子明先生帮我写作序言的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当面交到他的手里。七天前的10月14日，我迫不及待地从朋友处领取一套两册的《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这套读本由陈子明先生主编，由雷颐、张耀杰、黄钟、严泉、范泓、陈子明分工合作，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的第一套宪政运动史读本。手里捧着这套倾注了子明先生两年多心血汗水的沉甸甸的宪政读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等子明先生病愈出院，一定会举办小型聚会加以庆祝。没有想到仅仅七天时间，他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我是一个懒散之人，与子明先生的来往并不密切，尽管我们一度居住在德胜门外相距不远的同一条直线上。查勘2004年日记，6月29日项下有这样的记载：“星期二，晴。一、陈子明，新德街20号宿舍楼803，62024567。hardwzh@263.net。昨天下午到丁东家送书……”第二天即6月30日项下另有记载：“星期三，晴。接到陈子明电话，约下个星期见面，拟送他一本书。同时送一本陈小雅《佛之血》……”
在同年7月的日记里，我并没有翔实记录与子明先生第一次见面的准确时间和谈话内容，只是在7月23日回复陈小雅的邮件里有所涉及：“小雅女士：子明也没有说太多，就是不承认血流成河那句话是他说的。他让我转告。我说只和你见过一次面。他也就不再多说了。这也是我一直没有转告你的原因。我还是认为写书是为历史负责不是为某一个个人负责。……我只是给他送《佛之血》时见过他，此后我再没有和他联系过。……耀杰，23/7”
当时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陈小雅女士在美国访问期间，把我推荐给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宋永毅先生，宋永毅先生邀请我和丁东先生结伴去美国参加当年10月举办的国际族群维权研讨会。小雅女士回国时带了一大箱图书，其中最主要的是她自己研究1989年政治事件的《佛之血》和我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她因此要求我到机场专门迎接。等到我把她接送回家，她送给我三本《佛之血》，其中两本是我和丁东先生的，另外一本指定由我或丁东先生送交陈子明先生，理由是其中涉及子明先生的内容存在较大分歧，希望双方在合适的机会当面印证一下。
丁东先生不愿意介入朋友之间的过往纠纷，便把子明先生的联系方式告知我，让我去登门拜访。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拜访并不愉快，子明先生对于小雅女士的相关指责坚决否认，而且表现得颇为激动，以至于王之虹女士出面好言相劝。我当时关心的是能够赚到稿费的民国史研究，以及能够直接切入社会现实的维权案例，对于1989年的历史旧账，一直没有深入研究的兴趣，当时只是以第三方的旁观态度劝说子明先生把亲身经历写成文章或专著，交给读者和后人去加以评判。
我与子明先生的实质性交往，主要集中在他所主持的“改造与建设”（www.bisis.org）网站。他重点转载了我的一些历史文章和维权文章，我也下载阅读了他的一些理论性文章。我个人认为，在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公共关怀的中国当代知识人中间，陈子明是最执着于理论思考和历史定位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陈子明的理论思考和历史定位
2007年8月，我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一书，由中国言实出版社纳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进英才丛书”正式出版。由于资助方及出版方的原因，收入该丛书的十部学术专著都没有能够进入图书市场流通销售，每位作者得到的报酬仅仅是200本样书。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博客中国总编王俊秀先生帮助下，于2007年9月22日在金码大厦三层303室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专家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杜光、陈子明、雷颐、张鸣、丁东、王东成、黄钟、王从圣、王洪波、徐琛、张星水、赵国君、王学会、王俊秀、韩三洲等数十位师友；其中以子明先生的发言最具理论深度和历史眼光。我因此邀请他为即将在台湾出版的《北大教授：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写作序言，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且很快便写作完成。
在标题为《新文化运动的路径反思》的序言中，子明先生写道：“张耀杰多年来关于政学两界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要厘清20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政学两界的知识精英的路径选择，进而发扬光大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
在谈到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时，子明先生的观点是：“应该说，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反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胡适所说的‘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中国政学两界的基本共识。在今天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只肯定了两个半条：‘爱自由的个人主义’只肯定了低俗的那一半即追求享乐的那一半，高尚的那一半即追求真理的那一半则受到压抑，因为还在反对‘自由化’。‘私人资本主义’也只肯定了一半，因为还要‘以公有制为基础’。‘代议政治’则继续受到否定。”
到了2009年4月5日，我在铁流先生资助下邀请杜光、茅于轼、许医农、丁东、王东成、智效民、陈子明、张博树、张鸣、徐庆全、胡星斗、张世和、阿尔、韩三洲、蒋兆勇、欧阳劲、王学会、铁流、杨子云、高瑜、张东生等20多位师友，入住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星湖园生态园，围绕我的另一部新书《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展开讨论。子明先生基于他的理论思考和历史眼光，在发言中着重谈到当代知识人的角色选择：“我觉得每一代都有英雄，从我接触到的来看，我觉得不存在断代的问题。比如说‘60后’，在座的好几位都是杰出的‘60后’：胡星斗在实事方面做得多，我常常接到他寄来的改革建议书。张耀杰一方面做维权的活动，一方面他的研究成果也经常给我们带来惊喜。做实际工作和做研究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个人做每个人的事，集腋成裘。……我认为‘60后’张耀杰、‘70后’陈永苗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是有一些创见的，他们强调要回到民国看中国。”
在所谓“60后”的中国知识人当中，我本人并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人；但是，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一边坚持从事维权活动，一边坚持从事学术研究，我应该是第一人。陈子明先生能够看到这一点，并且给予公开肯定，所体现出的正是他作为前辈先驱的博大胸怀、理论深度和历史眼光。
我个人认为，子明先生始终没有读懂胡适。他与几乎所有中国特色的文人学者一样，缺乏多元化、多层级的谱系思维。这一点在他接下来的一段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觉得，胡适把自由主义归结为合理的个人主义，是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偏见。西方的思想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一个自治在里面。自治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基督教会开创的，与政府分庭抗礼。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批基督教会对个性的压制，但是没有批基督教所开创的自治传统。在11、12世纪的法律革命以后，不光有自治的教会，还有自治的大学、行会、城市。这些自治的东西才是自由主义的根基。单纯的个人是没有力量跟社会保守力量抗衡的。鲁迅在《伤逝》、《娜拉走后怎样》中都讲了，仅仅有个人主义是不行的。很多新青年离开传统的大家庭了以后，又进了‘革命队伍’、‘单位’的大共同体。这就说明，如果没有从传统继承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自治社团，仅仅弘扬个人主义，不是自由主义的全部精义。”
我与子明先生的学术分歧
对于子明先生的学术观点，尤其是他推崇梁启超贬低胡适的相关言论，我个人一直是有所保留的。我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几本历史著作中一再强调，中国历史上扎实认真、完整系统地学习领悟西方现代文化及其价值要素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第一人，是当年的北大教授胡适。胡适同时也是明确提出用世界性眼光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梁启超是从来没有扎实认真、系统完整地研究学习过西方文化的一个人，他所奉行的一直是阿Q式的中国传统儒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权特权意识。这种男权特权意识的最高境界，就是专制皇帝天命流转、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神道设教、政教合一的公天下、救天下、打天下、坐天下、私天下的自欺欺人、唯我独尊。在梁启超的中国特色的价值谱系中，从来没有私人领域内自限权利的自我健全，以及由此而来的甲乙双方的契约平等。这种中国特色的男权特权意识一旦延伸到公共领域内，必然是天下为公、公私大同、化公为私、为所欲为、价值混乱、自欺欺人的所谓治国平天下的道德骗局。西方社会的所谓民主宪政，只是这种道德骗局中可资利用并且随用随弃的招牌幌子。梁启超晚年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于曾国藩式道德模范的一再标榜，充分败露的正是这种价值混乱的文化底色。
在我看来，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和价值谱系的精髓之处，是他用了大半生的时间一直坚持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谱系的第一要素，是以主体个人为本体本位的自由自治、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主选择、自我健全，简称以人为本、自由自治，也可以简称为自由。
第二位阶或第二层级的价值要素，是男女双方或工商契约的当事双方，在婚姻家庭以及在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文明财富创造过程中，所达成的意思自治、双向选择、互惠互利、平等合作、权利义务充分量化细分的合同契约关系。简称平等或契约平等。
第三位阶或第三层级的价值要素，是公民社会中各种自然人及实体法人的公民自组织及其联合组织，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的基本前提之上的权为民所赋、少数服从多数、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授权、民主自治的直接民主。简称民主或民主法治。
第四位阶或第四层级的价值要素，是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的前提之上的主要用于限制监督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的治官安民、宪政限权、权由法所定的宪政条款和制度框架；简称宪政或宪政限权。
子明先生所谓的“仅仅弘扬个人主义”的大帽子，无论如何是扣不到胡适头上的。以胡适为灵魂人物的《新青年》同人团队，本身就是一个自由自治的小组织。胡适不愿意直接参与党派组织，更不意味着他不懂得各种自治组织以及党派社团的重要性，而是他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主选择、自限权利的角色定位：他是侧重于言论的一个人，而不侧重于行动的一个人。任何用全能神的道德标准苛求别人并且标榜自己，都是不文明和不道德。在这个并不高深的文明常识方面，子明先生显然是交了白卷。子明先生尽管有12卷文集存世，但不能不说他总体上是一个行动上遭遇打压、言论上创新不足的悲剧性人物。
我对子明先生的感恩悼念
2014年1月18日，已经是癌症晚期的子明先生在王之虹女士陪伴下离开北京，前往美国波士顿接受治疗。临行前，姜永海先生委托我送去5000元现金，我自己也很想亲眼看看子明先生。王之虹在电话里婉言谢绝，我只好通过银行汇款过去。
3月9日，我依照出版社要求并且依据自己的部分观点，重新压缩改写了子明先生的序言《新文化运动的路径反思》，准备移用到即将出版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改写稿通过邮件发给子明先生后，他很快回复邮件说：“已看过，可以作为新书的序言。子明。”
令我感到歉疚的是，虽然一再解释子明先生已经重病在身、危在旦夕，出版社依然不敢采用真实署名，这篇序言只好委曲求全地改用了王思睿的署名。
2014年6月25日，陈子明、王之虹夫妇从美国返回。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也已经出版。我一度想专门送几本样书给子明先生，之虹女士说子明先生正在住院。一贯懒散的我就采用中国特色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欺骗自己：子明先生既然回国了，身体一定能够再坚持一两年的。等他稍微好一些，再去拜访也不迟。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等我送上《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的样书，更没有等我通读完子明先生主编的新书《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子明先生就突然离去。从此以后，作为晚辈后学的我，只能在遗著之中与他相遇了……
挽联之类的文字，是我最不擅长的。承蒙陈子明先生的老友毕谊民先生热心征求，只好硬凑两句，聊表我对于子明先生的感恩悼念之情：
前辈先驱朴实亲切多有指教，
晚生后学脚踏实地努力追随。
2014年10月22日于北京家中
我与子明先生的最初交往
之所以感到震惊和意外，是因为我一直盼望有合适机会把子明先生帮我写作序言的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当面交到他的手里。七天前的10月14日，我迫不及待地从朋友处领取一套两册的《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这套读本由陈子明先生主编，由雷颐、张耀杰、黄钟、严泉、范泓、陈子明分工合作，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的第一套宪政运动史读本。手里捧着这套倾注了子明先生两年多心血汗水的沉甸甸的宪政读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等子明先生病愈出院，一定会举办小型聚会加以庆祝。没有想到仅仅七天时间，他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我是一个懒散之人，与子明先生的来往并不密切，尽管我们一度居住在德胜门外相距不远的同一条直线上。查勘2004年日记，6月29日项下有这样的记载：“星期二，晴。一、陈子明，新德街20号宿舍楼803，62024567。hardwzh@263.net。昨天下午到丁东家送书……”第二天即6月30日项下另有记载：“星期三，晴。接到陈子明电话，约下个星期见面，拟送他一本书。同时送一本陈小雅《佛之血》……”
在同年7月的日记里，我并没有翔实记录与子明先生第一次见面的准确时间和谈话内容，只是在7月23日回复陈小雅的邮件里有所涉及：“小雅女士：子明也没有说太多，就是不承认血流成河那句话是他说的。他让我转告。我说只和你见过一次面。他也就不再多说了。这也是我一直没有转告你的原因。我还是认为写书是为历史负责不是为某一个个人负责。……我只是给他送《佛之血》时见过他，此后我再没有和他联系过。……耀杰，23/7”
当时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陈小雅女士在美国访问期间，把我推荐给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宋永毅先生，宋永毅先生邀请我和丁东先生结伴去美国参加当年10月举办的国际族群维权研讨会。小雅女士回国时带了一大箱图书，其中最主要的是她自己研究1989年政治事件的《佛之血》和我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她因此要求我到机场专门迎接。等到我把她接送回家，她送给我三本《佛之血》，其中两本是我和丁东先生的，另外一本指定由我或丁东先生送交陈子明先生，理由是其中涉及子明先生的内容存在较大分歧，希望双方在合适的机会当面印证一下。
丁东先生不愿意介入朋友之间的过往纠纷，便把子明先生的联系方式告知我，让我去登门拜访。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拜访并不愉快，子明先生对于小雅女士的相关指责坚决否认，而且表现得颇为激动，以至于王之虹女士出面好言相劝。我当时关心的是能够赚到稿费的民国史研究，以及能够直接切入社会现实的维权案例，对于1989年的历史旧账，一直没有深入研究的兴趣，当时只是以第三方的旁观态度劝说子明先生把亲身经历写成文章或专著，交给读者和后人去加以评判。
我与子明先生的实质性交往，主要集中在他所主持的“改造与建设”（www.bisis.org）网站。他重点转载了我的一些历史文章和维权文章，我也下载阅读了他的一些理论性文章。我个人认为，在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公共关怀的中国当代知识人中间，陈子明是最执着于理论思考和历史定位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陈子明的理论思考和历史定位
2007年8月，我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一书，由中国言实出版社纳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进英才丛书”正式出版。由于资助方及出版方的原因，收入该丛书的十部学术专著都没有能够进入图书市场流通销售，每位作者得到的报酬仅仅是200本样书。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博客中国总编王俊秀先生帮助下，于2007年9月22日在金码大厦三层303室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专家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杜光、陈子明、雷颐、张鸣、丁东、王东成、黄钟、王从圣、王洪波、徐琛、张星水、赵国君、王学会、王俊秀、韩三洲等数十位师友；其中以子明先生的发言最具理论深度和历史眼光。我因此邀请他为即将在台湾出版的《北大教授：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写作序言，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且很快便写作完成。
在标题为《新文化运动的路径反思》的序言中，子明先生写道：“张耀杰多年来关于政学两界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要厘清20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政学两界的知识精英的路径选择，进而发扬光大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
在谈到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时，子明先生的观点是：“应该说，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反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胡适所说的‘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中国政学两界的基本共识。在今天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只肯定了两个半条：‘爱自由的个人主义’只肯定了低俗的那一半即追求享乐的那一半，高尚的那一半即追求真理的那一半则受到压抑，因为还在反对‘自由化’。‘私人资本主义’也只肯定了一半，因为还要‘以公有制为基础’。‘代议政治’则继续受到否定。”
到了2009年4月5日，我在铁流先生资助下邀请杜光、茅于轼、许医农、丁东、王东成、智效民、陈子明、张博树、张鸣、徐庆全、胡星斗、张世和、阿尔、韩三洲、蒋兆勇、欧阳劲、王学会、铁流、杨子云、高瑜、张东生等20多位师友，入住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星湖园生态园，围绕我的另一部新书《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展开讨论。子明先生基于他的理论思考和历史眼光，在发言中着重谈到当代知识人的角色选择：“我觉得每一代都有英雄，从我接触到的来看，我觉得不存在断代的问题。比如说‘60后’，在座的好几位都是杰出的‘60后’：胡星斗在实事方面做得多，我常常接到他寄来的改革建议书。张耀杰一方面做维权的活动，一方面他的研究成果也经常给我们带来惊喜。做实际工作和做研究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个人做每个人的事，集腋成裘。……我认为‘60后’张耀杰、‘70后’陈永苗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是有一些创见的，他们强调要回到民国看中国。”
在所谓“60后”的中国知识人当中，我本人并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人；但是，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一边坚持从事维权活动，一边坚持从事学术研究，我应该是第一人。陈子明先生能够看到这一点，并且给予公开肯定，所体现出的正是他作为前辈先驱的博大胸怀、理论深度和历史眼光。
我个人认为，子明先生始终没有读懂胡适。他与几乎所有中国特色的文人学者一样，缺乏多元化、多层级的谱系思维。这一点在他接下来的一段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觉得，胡适把自由主义归结为合理的个人主义，是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偏见。西方的思想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一个自治在里面。自治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基督教会开创的，与政府分庭抗礼。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批基督教会对个性的压制，但是没有批基督教所开创的自治传统。在11、12世纪的法律革命以后，不光有自治的教会，还有自治的大学、行会、城市。这些自治的东西才是自由主义的根基。单纯的个人是没有力量跟社会保守力量抗衡的。鲁迅在《伤逝》、《娜拉走后怎样》中都讲了，仅仅有个人主义是不行的。很多新青年离开传统的大家庭了以后，又进了‘革命队伍’、‘单位’的大共同体。这就说明，如果没有从传统继承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自治社团，仅仅弘扬个人主义，不是自由主义的全部精义。”
我与子明先生的学术分歧
对于子明先生的学术观点，尤其是他推崇梁启超贬低胡适的相关言论，我个人一直是有所保留的。我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几本历史著作中一再强调，中国历史上扎实认真、完整系统地学习领悟西方现代文化及其价值要素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第一人，是当年的北大教授胡适。胡适同时也是明确提出用世界性眼光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梁启超是从来没有扎实认真、系统完整地研究学习过西方文化的一个人，他所奉行的一直是阿Q式的中国传统儒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权特权意识。这种男权特权意识的最高境界，就是专制皇帝天命流转、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神道设教、政教合一的公天下、救天下、打天下、坐天下、私天下的自欺欺人、唯我独尊。在梁启超的中国特色的价值谱系中，从来没有私人领域内自限权利的自我健全，以及由此而来的甲乙双方的契约平等。这种中国特色的男权特权意识一旦延伸到公共领域内，必然是天下为公、公私大同、化公为私、为所欲为、价值混乱、自欺欺人的所谓治国平天下的道德骗局。西方社会的所谓民主宪政，只是这种道德骗局中可资利用并且随用随弃的招牌幌子。梁启超晚年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于曾国藩式道德模范的一再标榜，充分败露的正是这种价值混乱的文化底色。
在我看来，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和价值谱系的精髓之处，是他用了大半生的时间一直坚持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谱系的第一要素，是以主体个人为本体本位的自由自治、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主选择、自我健全，简称以人为本、自由自治，也可以简称为自由。
第二位阶或第二层级的价值要素，是男女双方或工商契约的当事双方，在婚姻家庭以及在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文明财富创造过程中，所达成的意思自治、双向选择、互惠互利、平等合作、权利义务充分量化细分的合同契约关系。简称平等或契约平等。
第三位阶或第三层级的价值要素，是公民社会中各种自然人及实体法人的公民自组织及其联合组织，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的基本前提之上的权为民所赋、少数服从多数、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授权、民主自治的直接民主。简称民主或民主法治。
第四位阶或第四层级的价值要素，是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的前提之上的主要用于限制监督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的治官安民、宪政限权、权由法所定的宪政条款和制度框架；简称宪政或宪政限权。
子明先生所谓的“仅仅弘扬个人主义”的大帽子，无论如何是扣不到胡适头上的。以胡适为灵魂人物的《新青年》同人团队，本身就是一个自由自治的小组织。胡适不愿意直接参与党派组织，更不意味着他不懂得各种自治组织以及党派社团的重要性，而是他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主选择、自限权利的角色定位：他是侧重于言论的一个人，而不侧重于行动的一个人。任何用全能神的道德标准苛求别人并且标榜自己，都是不文明和不道德。在这个并不高深的文明常识方面，子明先生显然是交了白卷。子明先生尽管有12卷文集存世，但不能不说他总体上是一个行动上遭遇打压、言论上创新不足的悲剧性人物。
我对子明先生的感恩悼念
2014年1月18日，已经是癌症晚期的子明先生在王之虹女士陪伴下离开北京，前往美国波士顿接受治疗。临行前，姜永海先生委托我送去5000元现金，我自己也很想亲眼看看子明先生。王之虹在电话里婉言谢绝，我只好通过银行汇款过去。
3月9日，我依照出版社要求并且依据自己的部分观点，重新压缩改写了子明先生的序言《新文化运动的路径反思》，准备移用到即将出版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改写稿通过邮件发给子明先生后，他很快回复邮件说：“已看过，可以作为新书的序言。子明。”
令我感到歉疚的是，虽然一再解释子明先生已经重病在身、危在旦夕，出版社依然不敢采用真实署名，这篇序言只好委曲求全地改用了王思睿的署名。
2014年6月25日，陈子明、王之虹夫妇从美国返回。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也已经出版。我一度想专门送几本样书给子明先生，之虹女士说子明先生正在住院。一贯懒散的我就采用中国特色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欺骗自己：子明先生既然回国了，身体一定能够再坚持一两年的。等他稍微好一些，再去拜访也不迟。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等我送上《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的样书，更没有等我通读完子明先生主编的新书《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子明先生就突然离去。从此以后，作为晚辈后学的我，只能在遗著之中与他相遇了……
挽联之类的文字，是我最不擅长的。承蒙陈子明先生的老友毕谊民先生热心征求，只好硬凑两句，聊表我对于子明先生的感恩悼念之情：
前辈先驱朴实亲切多有指教，
晚生后学脚踏实地努力追随。
2014年10月22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