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1日夜，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將王實味提出，砍殺後置於一眼枯井掩埋，因為他寫了《野百合花》，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
到了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說：「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後頭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裡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
換到今天的語境下，毛澤東的這段話特別好理解，忽略了王實味被虐殺的這個事實，即便是他被關進了天牢之中，也總可以認為還是有空間周旋的，因為中央對這個事情的決定並不那麼絕對的殘酷，只要能夠及時的和有關部門斡旋，比如保安機關，那麼還是可以有機會免死。
這個充滿希望的態度，總是不斷地重演著。今日下午聽來一個消息，一位被關押起來挺久的朋友，終於又和律師見上面了，難得的傳出了一絲消息。消息說，最近在裡面很平靜，伙食也有改善了，案子的話再過十幾天就有結果了。至於究竟是什麼結果，現在當然不知道，得到了十幾天以後才能知道，但已經阻擋不了歡欣鼓舞的聲音，大約已經開始提前準備無罪釋放以後的歡迎晚宴。如果歷史可以穿越，大抵就如同毛澤東1962年的話，放在了1947年，王實味的朋友們聽說中央只是想批評一下，認為不應當殺，該是多麼的歡欣鼓舞。
希望朋友平安的良好願望是每個人都有的，而對情況的理性判斷同樣需要持續的保有。面對不同的時期，期望完全不同。王實味是趕上了延安時期的命運，還是僥倖能活到反右，或者撞上文革，不同的政治運動中，人都如浮萍一般的飄零，各種不同的飄零。
當然，延續對當下個案問題的具體細節討論下去頗為尷尬，這涉及到一個具體策略的問題。跳開具體的策略問題，更宏觀的來看，還是對於當下政治局勢的判斷，以及對於個人命運在宏大歷史中的揣摩。
對於中國的未來究竟該如何變，並不能完全的檢驗出一個人對於當下局勢的判斷。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人的真實想法才能表露出來。就如同挪威人的生活經驗中衍生的鯰魚現象，只有當鯰魚放下來以後，那些看似淡定的沙丁魚們終於開始做出最終的選擇了。而到了不愛吃沙丁魚的日本，這個故事變成了捉摸不定的鰻魚，和激發變局的狗魚。最終，中國人也有了自己的版本，一直以來只能在深海中潛伏，而無法適應正常氣壓的帶魚，也如鯰魚和狗魚一樣，激發了公知們在牆和雞蛋的搖擺中間，開始了最後的選擇。
比帶魚更恐怖的觸發點，那就是一個自由的人繫獄，也是做出最終選擇的時候。如果民間和政府之間真的還存在一些可以撬動的間隙，在被政府如何懲戒的尺度上可以爭取的空間就是真實存在的。而如果民間和政府之間涇渭分明，不過是魚肉與刀俎的關係，那麼在紅燒和白灼之間努力，就是個真實的笑話。
我忽然又想起了王實味，他為了投奔蘇區，和同樣是共產黨的妻子一起緊急打胎，打胎不及時以後拋下妻子就匆忙的奔向了延安。而在延安的監獄裡，他還是照常堅定不移的痛斥保安隊。可有一個問題，沒有能夠留下答案，那就是他對自己的命運，當時是做如何判斷的，他是否認為延安當局有機會刀下留人，還是會如同其他冤魂一起暴屍荒野。
作為同樣的民間，我也真誠的希望每個人都能夠擁有自由。然而，如果野百合把冬天錯當做了春天，莫名的被埋葬在枯井裡，將是莫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