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民间主体性有个多高的位格问题。要有更高的位格，才能保证自己凌驾于改革与革命（彻底立场）之上，这样保留与改革派合作的可能性。只是几乎很难把这种更高的位格，以主体性的方式，显示清楚，并为人们所承认。立场彻底断裂，位格更高一些，一谈合作，就看起来像投降。那就是民间主体性的危机：有没有资格谈合作，以什么方式合作，是更高的，还是各自独立，还仅仅是以合作为名的附属？
过去，公共知识分子试图标榜独立性，独立于体制和民众之外，来塑造一个似乎高于体制与民众的道统性位格。其实在外界看来那是猫手中老鼠的自大。试图超越公知的局限，然后现实情形没有重大变更，民间政治还是没有自己的地盘，还必须在体制内和边缘客场作战，其位格还是有可能被体制化吞没。这二者所试图形成的，都是认为内在49秩序可以从49秩序蛇蜕出来的新秩序，然而这很虚幻虚无缥缈，是宗教性的。如何49秩序内客场作战，意义生产和溢出的公共剩余价值，具有粉碎打破49秩序的力量，不被其所体制化，就像共在国共合作时不被吃掉消化掉，反而发展壮大，我认为需要在49战场上打民国战，以民国的高度提升民间主体性的位格，从而让民间凌驾于49秩序之上，不是49秩序内的受压迫受殖民被征服的民间。如此一来，中国的分岔路口就两个方向:一个是对49秩序的道德原教旨恢复运动，如习近平的左右开工，另外一个就是民国与民间的合一，抛弃49秩序。
在中国，需要重新思考、摆脱知识分子自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退一万步说，即使是许推动了废除，可是老百姓会不会把功劳算在许身上，谁说了算，就算谁身上。这里许是作为附属，并不是一方主体性，但是传媒和学者都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官方的第三方，这是一种没有主体性的主体幻觉。 官方会基于何种原因废除收容遣送，并不是知识分子参与后反响大，这个不过决定废除的时候迟早，决定的是民众本身付出的代价积累的民愤，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一样被冲击。当成为热点，不过是时机。也就是官方眼里，知识分子根本不成为主体。 如废除农业税，就是民众付代价的结果。 像所有由共党说了算点了头才展开的改革，即使民众受了益，没有受害，民众也会说有了共党才有好日子，是更正确的党员。这不是愚昧，相反是符合自然正确的原理：谁说了算有支配决定权，谁就是主体。并没有一个身份在党内却心里觉得在党外，也被外在世界认为在党外的独立第三方。
大陆沦陷区人民于民国，有着自己的独特主体性，如果依托于国民党可以找到，那么可以依托。可是现实是没法依托。我们的立场只能是大陆沦陷区人民自己的立场。沦陷与民国，这一范畴之内恢复主体性，上升主体性。复国，就是大陆沦陷区人民在民国的解放。大陆沦陷区人民，可以设立成为民国的反对党，即使虚拟设立。也就是说以现在就以民国国民身份，对民国事务参政议政，不讨论共党的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没有共党的民国，汉贼不两立。在现实中虽然避不开共党，但在我们的关系重建中没有共党，这是我们的起点。不骂共党，不沾共党，是我们的起点。，凡是与共党斗争中得出的出路策略，与我们无关。我们干的是，专制瓦解后的事，现在为之准备。
超政党政治
大陆民国派，应该找到自己在民国，认清自己是大陆沦陷区的主体性。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或者反对民进党，假装自己掺合进台湾党争或者仅仅有味的投赞成或反对票而大打出手，是没有沦陷区人民的主体性，没有代表自己沦陷区在民国的利益。自从宪法上大陆区与自由区划分后，受制于选票的限制，台湾的国民党与民进党都不代表大陆沦陷区人民的利益，大陆沦陷区于民国的关系，仅仅在国际法上存在，在法理上存在，并不在政党政治上存在。拿着大陆沦陷区的利益，来苛求在台湾的政党力量，并不是民主宪政的。这一些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做已经沦陷的。
民国当归必须建立在改革已死之上，这里不仅仅是让大陆人抛弃对中共改革的期待，也要香港台湾人抛弃，同时也是让国际社会抛弃，把对大陆的政策放在中共不可能实行政改上。其中对这一些人提出超越转型的反对党模式，把国民党和民进党等作为共党的反对党，让大陆有志于民主的人士成为国民党的精神党员成为泛蓝，或成为民进党的精神党员成为泛绿，从而对共党展开政党轮替之趋势，是对共党心存痴心妄想，同时也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不可承受的重负，同时也是把不可承受的重负放在台湾人身上。这一些都是没有主体性的体现，有主体性一定认识到改革已死，别指望反对党和平转型模式，有主体性就会认识到民国当归是大陆沦陷区人民自己的复国运动，国民党民进党台湾人的肩膀扛不住。在大陆组织在共党法权下的反对党，即使以国民党民进党名义，也不会被中共容忍，在大陆组织在民国法权下的反对国民党和民进党，并且丝毫不干涉共党的反对党，也许是一条路，但也做不大。
复国运动一定是超政党政治，一定是在政党之外的，不需要依附于某一个政党就可以独立运行的，就像太阳花运动超越蓝绿，因此一定是以民国认同以宪法认同为目标的，反对政党认同的政治。政党政治就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路径和策略成为垄断性的，意味着舍弃堵塞其他可能，而需要反对党对其制衡凸显其他可能，由于共党是不可反对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也远在台湾，大陆沦陷区人民没有政治权利，也反对不到，对于民国现有政治格局来说，大陆沦陷区也没法对他们有实质性政治影响，沦陷区要把自己当做沦陷区，毕竟沦陷了与自由区有了一定的距离，因此要有自己的主体性来认清自己的政治处境。
这是末法时期，过去已经隐退和死去的诸神纷纷从坟墓里面出来，与现有的诸神群魔乱舞，也就是说民国奠基时各种原则和准原则，经历百年流变后，带着自己的势力都在此刻厮杀。我们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就可以看到大陆如今退到1949年与民国交界交叉的地带，要么毛主义要么民国当归；如果在中华民国的框架内，在华人大世界的框架内，就可以看到已经回到民国初年的政治势力割据切割的局面，要么搞政党政治和平转型，要么搞超政党政治。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取代军阀政治的可能性存在，宋教仁以血荐轩辕，梁启超张君劢就想以反对党和平转型路径解决，然而政党政治面对民国初年如此弱势的，并且是百年来遵守宪法最好的北洋军阀都没搞好，于是超越政党的政治，如五四运动等兴起，而国共两党则是超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也就是超政党政治之极权主义组织化。
当下民国大框架下，也有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等政治和平转型之渴望，但比较民国初年可能性甚弱，且共党是最无法无天的硕大无朋的军阀，因此政党政治之和平转型比宋教仁梁启超张君劢那时候概率小的如芥子之于泰山，于是超政党政治又成必要，前车可鉴，如何避免超政党政治滑入极权主义的深渊，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超政党政治要变为政党政治，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么首先要有超政党政治，在政治运动成熟的基础上，派出一小部分人组成作为代表参政，就像民进党走过的过程。
维权是一种超政党政治的政治，体现为去政治性和法律化运作。它超越政党政治之特殊方案以及带来的弊端，直指目的：宪法与权利。毫无疑问政党政治最后也指向保障宪法与权利这一目的，但是其也可能构成阻碍。对政党政治的警惕和弊端消除，美国宪政做的最不坏。它不再诉诸于权力政治，夺取权力或者政治领导权再来服务于目的，而是重建公民社会，这也是民国政党政治之反对党模式到五四运动后的超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弊端之克服。我接触的胡石根之自民党，查建国之民主党等，其都在反对党和平转型模式中，同时为了弥补八九广场运动无组织无纪律之不混沌，但被维稳体制死死扣住，维权模式的提出，也就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也算是对政党政治的突破。胡石根查建国算从国共两党的超政党政治之极权主义模式，突破到反对党模式，而维权算再次突破，老老实实回到超政党政治。
大陆沦陷区人民对民国提出“光复大陆”，这当然是有沦陷区的主体性的，只不过语境与形势不同了，老蒋时军事手段，后来想政党政治手段，想求助于国民党民进党来政治光复，这一些于大陆共党面前皆不靠谱，于台湾人是不可承受的重负。民主化是要给民众带来福祉的带来权利的，而不是带去义务和责任的。刘军宁十几年前写过一篇重要文章，但都没人注意，说的是义务是不能写入宪法的。所以必须对“光复大陆”的手段，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军事和政党政治之外展开，这也与超政党政治合拍，例如要求民国给大陆人护照等，或者帮助大陆底层民众维权。
我们大陆沦陷区人在国民党与民进党政党轮替中的立场，应该谁更有利于我们，对我们敌人更不利，我们支持谁，不从政治利益来考量，而从道德来衡量，好官坏官，看的顺眼的看不顺眼的，这完全是专制奴隶的心理。
民国当归要有政党轮替精神，也依赖于政党轮替，不依赖于一个政党。否则就不是宪政的。依靠民国政党轮替，不依赖国民党招牌。依靠国民党招牌，就是作为共党的反对党，是依赖于反对党的转型。我们依赖于的是超政党政治的群众政治运动。
民国当归是行动
民宪派代表人物高氏兄弟说，将维权与民国紧密联系，促使维权运动成为回归共和的动力是永苗的一大创造。
新浪微博“疯狂的哔将哔刺伤成诗”说，民国必须要有能把底层民生维权纳入其中的能力，如此才能壮大，才能民国当归。对于底层的民生，以及大多数对现实政治绝望的年轻人，必须向他们展示出一条真实的普遍的路径，民国才能回归。仅仅作道德辩护，不够。还必须为能形成普遍性的行动辩护。
就像在大学中学到的知识，毕业后到了社会基本用不着。在维权行动中，先前学到的各种主义，基本用不着，拥有的就是法律知识。也有点像钱财死了带不入棺材。我的经验是行动的身份认同，是知识人身份认同的新生，二者的差距需要一次质的跳跃。因此2004年后的维权理论是在行动中自发产生出来的，是在行动中遭遇到的问题意识在支配的，并不是之前的主义立场的必然延伸。
2005年我在徐友渔老师家里和他说，我要进入政治的言说。这是基于行动的理论，以已经能有的行动为中心，为基础，一步一步推进发酵出来的，也就是行动产生的共识，理论共识服务于行动。随着行动的进一步扩大界限，而扩大，也就是他就是行动大军的宣传政治部，并不是司令部和参谋总部。”在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悠久的革命传统。搞工运的王江松嘶声力竭地呼吁知识界介入工运，我和他说省省力气，知识界是靠不来的，还不如自己带出一个维权宣传理论界来。我自己成为公知后，知道成为公知或知识分子身份门槛很高，能吸纳的人很少，就想在知识界外开辟另外一个维权行动界，这样教育产业化后的大学生和农民工，不需要有多高的理论知识，懂点法律条文就能被吸纳入，成为维权人士一样能安置身心，已经不需要成为知识人身份了。号召或强迫知识分子去行动，是不可行的。维权运动十多年来，能参与的大公知，可能就是本来不那么公知的于建嵘一人。只有把已有的抗争做大，不断放大，形成地盘，连成一片，这一些人才回来投机，是不是左派都一样。
有专制在，被专制统治，一切美好的皆无可能。而且会随着专制的瓦解，有着做殉葬品的危险。专制有着宁可毁灭，不留给敌人和奴隶的倾向。民国当归一定是发生在专制瓦解之后，那时才有市场，才有大动作。只要把自己的立场设定在专制瓦解后，用来激励抵抗者的自我神话才没有副作用。由于被封锁，民间政治强大不了，借不着民众之势，因为专制会打击和妖魔化得让民间政治变为飘忽不确定没有安全感，中间立场的人不敢信赖也没法投机，他们不相信中共也不相信我们。中共走自己的路，就会让我们无路可走。所以我们得从民国那里借势，以民国立场与民国合一，让中间立场的人觉得我们有靠山，只要大陆这边靠不住瓦解了，就得靠台湾那边的。
光是一个目标的绝对高度不够，还有就要利用过去格局，把绝对高度树立其上。要利用手中笔来改变过去格局，就要懂得过去格局，利用并改造。行动是目标与现实之间合适的和解方式。
专制体制与美好目标之间对立，已经日益呈现绝对性。全社会包括民间政治对目标实现之可能性，严重受制于专制体制的控制和污染，造成几乎除了等专制瓦解外，毫无手段，充满着不确定性，偶然脆弱和高度风险。民间政治必须有主体性，不能老靠激励自己的自我神话，需要回答以自己的能力能做什么，以自己的手段怎么抵达目标，如何解决这种高度不确定性。
在这种接近革命的状态中，有过三种回答，一种是再来一次政教合一的组织，以魔鬼对抗战胜魔鬼；一种是政党政治的反对党带来转型；还有一种是超政党政治的群众政治运动。然而从确定性来说，这三种都无法担保。打破现统治的秩序，回归到更高的秩序，革命本来就是更古老更高秩序的再次生成。民国是比49秩序更宽广，更好的，这也能掩盖对当下民间政治困境之绝望。这三种组织或非组织手段，不管是暴力还是非暴力的，都是对在民国殿堂中添加装修红色部分的拆除，因此要与红色部分同归于尽，就像白血球杀灭病毒。
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说，企冀开创新的体制和秩序的人，只要他不能够或不愿意使用武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仅仅使用武力，他就不能不至少把古老的体制和秩序的少许蛛丝马迹保留下来。于大陆处境，暴力革命当前是很难的发生的，或者有着大量的人反对暴力，就是马基雅维利说的“不能够或不愿意使用武力”。而宪政现实离不开暴力革命，但暴力革命不一定就导致宪政，这就是马基雅维利说的”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仅仅使用武力”，此时民国复辟当归成为必要，最大程度地在改良和革命之上，在暴力与非暴力之上实现最大公约。就从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与区域自治来说，不要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陷阱中观天，脱离而去，还有井上中华民国在环绕保障着。独立出去，再归于民国联邦。
民国性就是民间主体性建设
我的看法如同我的《在大陆沦陷区做一个民国反对党》所写，通过虚拟的个体户反对党或者结成在民国法权范围的内反对党，来彰显沦陷区的主体性。
意义的生产来自（带有旧秩序身份的主体行动者），还是来自行动？行动的意义生产，是依赖于行动的结果，还是行动者的道义高度？作民国当归派我认为是，首先我们献身于民国复归的事业，然后由民国回归的可能性，在奖励我们身份和酬劳。也就是在当下性中，我们不追求现有民间团体关系中的地位，不依赖于对战友和同道的道德批判，不纠缠于自己的道义高度，也就是把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渴望，隐藏化解在民国认同中。行动的意义，不会依赖于行动者压倒启蒙者的道义高度，并不是通过对比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靠近目标抵达目标的可能性来实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下沾沾自喜并且要求别人与他一样，是没用的。行动者的荣耀应该服务于行动，增加效果，并不是用行动来荣耀行动者，行动者成了目的，行动成了机会主义的牺牲品，就像维权律师是为当事人服务的，而当事人并不是为了牺牲而来成就维权律师的，让他成为大人物的。行动的意义生产，如果没有高高再上的账本，如汇入民国或者宪政，那么就会落到行动者的“人治”，用道义高度，用地位身份来标志。以电影《V字仇杀队》为例，正是几百年的存续，已经使目标成为事实，就是遭遇一些障碍，V的行动只是消除障碍，恢复本来就有的宪政。那么民国当归的行动，就是呼唤在行动中民国要素在场，消除障碍，恢复本来就有的民国。
我认为行动没有和目标强有力捆绑，而仅仅突出抗争，把救赎的渴望投射于抗争，文学青年神秘主义地放大抗争的意义，这种做法并不是宪政化的。
网友赵翔说，在现实行动中，资源的作用被夸大的原因是现在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源少的可怜。我以前老是处于到底是先要获取资源还是在无弹药的情况下直接行动矛盾中。其实这两者根本就不矛盾，现有体制作为反对者在当下是没有机会掌握大量资源的。但这不影响我们在发生变化前，织好一张大网去作接收的准备。行动的理性在于行动本身就是那张大网，关键在于如何降低行动成本，使行动可持续。
因为没法大规模暴力和知识分子参与，没法占据地盘，过去六十余年的底层民众抗争，就像野火烧山一样，没法有民间主体性。而有民间主体性建设渴望的知识分子抗争，只有一条路走，非暴力的逃离1949体制，不断逃离，越彻底越有民间主体性。在过去改革时期，以市场和公民社会支撑的独立和反对派诉求，看起来像有民间主体性，以至于有了一个党内改革派，曾经被寄予厚望，并一定程度与共党和1949体制分离，有所区分，但改革是专制的延续，而且制造了两个决定未来三十年的等级改革的受益者与改革的受害者，党内改革派完全被共党和1949体制所俘获，成为有机组成，其民间主体性还没出现就消失。
在当下有民间主体性的，有政治反对派与民国派，都在努力彰显自己是共党之外的，与共党完全不同的，可以供民众选择的，代表1949体制和共党之外其他出路和可能性的。我为什么强调民间主体性建设，就像共党强调党建，就在于我们的抗争囧境除了彰显自己是完全不同的选项之外，几乎干不了什么，所有的行动在公共剩余价值上，就在于向民众显示我们是穷屌丝但真爱的逆袭第三者。这里还必须比较下政治反对派与民国派，政治反对派在个人内心和小圈子处可以有彻底性，可是跳出这个范围，还是被民众当做依附于共党的异议牢骚者，并没有彻底的民间主体性，而民国派正是借助于民国与1949体制的内战，民众一下子就区分出来“你们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两码事。
知识分子然而不管如何变化，都始终有个盲区，这就是自己所论述的目标和他们的关系，为极大的偶然性，极弱的关联，在真理在我感和知识分子道统的强化下，变为必然性。转型的历史波澜壮阔，也朝有利于民间方向发展，但得首先进入历史的人们，有入场券的人们，才有机会成为胜利者，不然这种胜利感，就是小的时候阅读武侠小说，把自己当做令狐冲而真觉得自己是笑傲江湖，把自己当做韦小宝，而真觉得自己有七个老婆。坐在电视机前面观看的观众，再怎么指点江山，都不是主教练。
不管是波兰，还是台湾，都是在有宗教和公民社会支撑下，有党外群众运动一直在运行。而团结工会和民进党都在转型已成与将成时候组建的，与之前的抗争团体对应关系中，没有办法成为团结工会民进党的抗争团体还多如牛毛，凭什么就能相信你团体，一定是将来的团结工会民进党，为什么就不是湮没的，失踪的呢，哪里来的这么强烈的天命在我感？不管是要进入政治，要进入历史，要有入场劵，民间认识要有道义权威，这道义权威正是为人民服务维权而建立的，不直接服务于人民，而是直接与官方对抗，而且仅仅是嘴巴对抗，并不是武器或肉身对抗，也不好说会间接服务于民众，这里充满着偶然性，更多的时候，是服务于自己取而代之的欲望，城头变幻大王旗，民众受害依旧。以为可以不以民众为根基，可以小团伙作业的，其天命感何来，延袭来自于替代公知对民众的代表权，来自中共的垄断代表权：中共，公知，异知。先自问下你有资格自信满满吗。没有，就为人民服务维权吧，好歹将来可以军事、金钱、道义三分天下，做个最弱的刘备。
成为历史主体
在场感与自我肯定是现代性中非常需要的。中国西周世俗化宗法性不强就用历史来替代似的世俗领域获得尊严。历史赋予人世间受旧秩序身份承认的危机折磨的人们，获取补偿，在新秩序中，有限实存给予自身无限性，肯定以更少的个体出发的投射，所以在49之内的太子党需要美国做敌人，只有美国的眼皮底下，才能保持自己在旧秩序之内身份危机，国家的意义由在场的阶层进行投射。这就是“成为历史主体”的问题。每一个个体，每一个阶层都有在政治历史舞台上升，成为历史主体的渴望。
例如著名民主人士郑酋午主张三民主义，他要是未来做出大的功绩，那么就会在殿堂里面，如果光是说，言论，那么在三民主义的历史光辉下，就不容易显赫起来。所以很多人，就搞什么新三民主义什么，试图通过创新，让自己超越而考虑“显赫”起来。
民众自己有了自觉之心，不需要来自精英的代表，也就意味着这种政治，是建立在公民社会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代表权之上。民国与人民的一致性在政治中在场，以人民的革命权作为政权的根基，而不是以知识分子的代表权作为根基。知识分子——民众的矛盾会在邓时代的反动之后，比毛时代更加激烈的方式对抗，这是世界精神解放的历史潮流。儒家与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只是走向法西斯主义。清廷夺得天下，首先就碰到如何与士大夫知识分子集团共处问题。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中的考试权与监察权，就是取悦谄媚科举废除之后处于流民状态但势力依然强大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集团。毛泽东一样的得面对他们，试图瓦解打倒但被邓小平恢复。
目标与主体性的关系不和谐，意味着以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以顺从或者弑父情结发作的方式，拷问目标对主体的庇护程度（《第二弥撒亚书》中问，神什么时候来），以及主体自己靠近目标是如何自然正当的行动或生活方式。不管是顺服还是背叛，都意味着目标是共同的，共享的。这里很容易以神权或者父权的方式进行象征表达。目标已经在，已经被中保，剩下的历史就是“出埃及记”中的坚决和背叛。
丝毫不考虑目标与自己之间的关联，丝毫不会提灯自照。在批判中掏空自己的主体性。另外把批判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或者压到别人的武器，以此平息身份承认的心理危机。
你批判专制无能，并不能让民众就相信你就有这种能耐，如果民众相信，那么一定是被你欺骗了成了公知，不再是民众。只有自己的欲望被激励，有心魔的人，如加入体制的知识分子，才是容易上当的。就像被传销和高利贷骗上当的人一样，心中有贪婪。民众需要的是真金白银，需要的是利益，只有可期待的，才行。
自我反思越多，越接近目标。一定要扪心自问自我反思，我们在其中自己做了什么贡献，这个目标与我们之间有多大关联。光是批判别人不行，并不能证明自己做了好大贡献。
对专制的道德批判是“彼可取而代之”，暗示与担保：被革命者曾能，现在不能让我来也能，这是对被革命者权柄的强化，然后继承之。道德批判，并不一定导致民主，也很容易导致专制，这是一种高度或然性。所以需要民国主体性的“党建”或自我批判，把“怎么办”或者目标如何直接在场的“合目的性审查”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民间主体性有个多高的位格问题。要有更高的位格，才能保证自己凌驾于改革与革命（彻底立场）之上，这样保留与改革派合作的可能性。只是几乎很难把这种更高的位格，以主体性的方式，显示清楚，并为人们所承认。立场彻底断裂，位格更高一些，一谈合作，就看起来像投降。那就是民间主体性的危机：有没有资格谈合作，以什么方式合作，是更高的，还是各自独立，还仅仅是以合作为名的附属？
过去，公共知识分子试图标榜独立性，独立于体制和民众之外，来塑造一个似乎高于体制与民众的道统性位格。其实在外界看来那是猫手中老鼠的自大。试图超越公知的局限，然后现实情形没有重大变更，民间政治还是没有自己的地盘，还必须在体制内和边缘客场作战，其位格还是有可能被体制化吞没。这二者所试图形成的，都是认为内在49秩序可以从49秩序蛇蜕出来的新秩序，然而这很虚幻虚无缥缈，是宗教性的。如何49秩序内客场作战，意义生产和溢出的公共剩余价值，具有粉碎打破49秩序的力量，不被其所体制化，就像共在国共合作时不被吃掉消化掉，反而发展壮大，我认为需要在49战场上打民国战，以民国的高度提升民间主体性的位格，从而让民间凌驾于49秩序之上，不是49秩序内的受压迫受殖民被征服的民间。如此一来，中国的分岔路口就两个方向:一个是对49秩序的道德原教旨恢复运动，如习近平的左右开工，另外一个就是民国与民间的合一，抛弃49秩序。
在中国，需要重新思考、摆脱知识分子自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退一万步说，即使是许推动了废除，可是老百姓会不会把功劳算在许身上，谁说了算，就算谁身上。这里许是作为附属，并不是一方主体性，但是传媒和学者都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官方的第三方，这是一种没有主体性的主体幻觉。 官方会基于何种原因废除收容遣送，并不是知识分子参与后反响大，这个不过决定废除的时候迟早，决定的是民众本身付出的代价积累的民愤，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一样被冲击。当成为热点，不过是时机。也就是官方眼里，知识分子根本不成为主体。 如废除农业税，就是民众付代价的结果。 像所有由共党说了算点了头才展开的改革，即使民众受了益，没有受害，民众也会说有了共党才有好日子，是更正确的党员。这不是愚昧，相反是符合自然正确的原理：谁说了算有支配决定权，谁就是主体。并没有一个身份在党内却心里觉得在党外，也被外在世界认为在党外的独立第三方。
大陆沦陷区人民于民国，有着自己的独特主体性，如果依托于国民党可以找到，那么可以依托。可是现实是没法依托。我们的立场只能是大陆沦陷区人民自己的立场。沦陷与民国，这一范畴之内恢复主体性，上升主体性。复国，就是大陆沦陷区人民在民国的解放。大陆沦陷区人民，可以设立成为民国的反对党，即使虚拟设立。也就是说以现在就以民国国民身份，对民国事务参政议政，不讨论共党的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没有共党的民国，汉贼不两立。在现实中虽然避不开共党，但在我们的关系重建中没有共党，这是我们的起点。不骂共党，不沾共党，是我们的起点。，凡是与共党斗争中得出的出路策略，与我们无关。我们干的是，专制瓦解后的事，现在为之准备。
超政党政治
大陆民国派，应该找到自己在民国，认清自己是大陆沦陷区的主体性。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或者反对民进党，假装自己掺合进台湾党争或者仅仅有味的投赞成或反对票而大打出手，是没有沦陷区人民的主体性，没有代表自己沦陷区在民国的利益。自从宪法上大陆区与自由区划分后，受制于选票的限制，台湾的国民党与民进党都不代表大陆沦陷区人民的利益，大陆沦陷区于民国的关系，仅仅在国际法上存在，在法理上存在，并不在政党政治上存在。拿着大陆沦陷区的利益，来苛求在台湾的政党力量，并不是民主宪政的。这一些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做已经沦陷的。
民国当归必须建立在改革已死之上，这里不仅仅是让大陆人抛弃对中共改革的期待，也要香港台湾人抛弃，同时也是让国际社会抛弃，把对大陆的政策放在中共不可能实行政改上。其中对这一些人提出超越转型的反对党模式，把国民党和民进党等作为共党的反对党，让大陆有志于民主的人士成为国民党的精神党员成为泛蓝，或成为民进党的精神党员成为泛绿，从而对共党展开政党轮替之趋势，是对共党心存痴心妄想，同时也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不可承受的重负，同时也是把不可承受的重负放在台湾人身上。这一些都是没有主体性的体现，有主体性一定认识到改革已死，别指望反对党和平转型模式，有主体性就会认识到民国当归是大陆沦陷区人民自己的复国运动，国民党民进党台湾人的肩膀扛不住。在大陆组织在共党法权下的反对党，即使以国民党民进党名义，也不会被中共容忍，在大陆组织在民国法权下的反对国民党和民进党，并且丝毫不干涉共党的反对党，也许是一条路，但也做不大。
复国运动一定是超政党政治，一定是在政党之外的，不需要依附于某一个政党就可以独立运行的，就像太阳花运动超越蓝绿，因此一定是以民国认同以宪法认同为目标的，反对政党认同的政治。政党政治就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路径和策略成为垄断性的，意味着舍弃堵塞其他可能，而需要反对党对其制衡凸显其他可能，由于共党是不可反对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也远在台湾，大陆沦陷区人民没有政治权利，也反对不到，对于民国现有政治格局来说，大陆沦陷区也没法对他们有实质性政治影响，沦陷区要把自己当做沦陷区，毕竟沦陷了与自由区有了一定的距离，因此要有自己的主体性来认清自己的政治处境。
这是末法时期，过去已经隐退和死去的诸神纷纷从坟墓里面出来，与现有的诸神群魔乱舞，也就是说民国奠基时各种原则和准原则，经历百年流变后，带着自己的势力都在此刻厮杀。我们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就可以看到大陆如今退到1949年与民国交界交叉的地带，要么毛主义要么民国当归；如果在中华民国的框架内，在华人大世界的框架内，就可以看到已经回到民国初年的政治势力割据切割的局面，要么搞政党政治和平转型，要么搞超政党政治。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取代军阀政治的可能性存在，宋教仁以血荐轩辕，梁启超张君劢就想以反对党和平转型路径解决，然而政党政治面对民国初年如此弱势的，并且是百年来遵守宪法最好的北洋军阀都没搞好，于是超越政党的政治，如五四运动等兴起，而国共两党则是超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也就是超政党政治之极权主义组织化。
当下民国大框架下，也有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等政治和平转型之渴望，但比较民国初年可能性甚弱，且共党是最无法无天的硕大无朋的军阀，因此政党政治之和平转型比宋教仁梁启超张君劢那时候概率小的如芥子之于泰山，于是超政党政治又成必要，前车可鉴，如何避免超政党政治滑入极权主义的深渊，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超政党政治要变为政党政治，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么首先要有超政党政治，在政治运动成熟的基础上，派出一小部分人组成作为代表参政，就像民进党走过的过程。
维权是一种超政党政治的政治，体现为去政治性和法律化运作。它超越政党政治之特殊方案以及带来的弊端，直指目的：宪法与权利。毫无疑问政党政治最后也指向保障宪法与权利这一目的，但是其也可能构成阻碍。对政党政治的警惕和弊端消除，美国宪政做的最不坏。它不再诉诸于权力政治，夺取权力或者政治领导权再来服务于目的，而是重建公民社会，这也是民国政党政治之反对党模式到五四运动后的超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弊端之克服。我接触的胡石根之自民党，查建国之民主党等，其都在反对党和平转型模式中，同时为了弥补八九广场运动无组织无纪律之不混沌，但被维稳体制死死扣住，维权模式的提出，也就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也算是对政党政治的突破。胡石根查建国算从国共两党的超政党政治之极权主义模式，突破到反对党模式，而维权算再次突破，老老实实回到超政党政治。
大陆沦陷区人民对民国提出“光复大陆”，这当然是有沦陷区的主体性的，只不过语境与形势不同了，老蒋时军事手段，后来想政党政治手段，想求助于国民党民进党来政治光复，这一些于大陆共党面前皆不靠谱，于台湾人是不可承受的重负。民主化是要给民众带来福祉的带来权利的，而不是带去义务和责任的。刘军宁十几年前写过一篇重要文章，但都没人注意，说的是义务是不能写入宪法的。所以必须对“光复大陆”的手段，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军事和政党政治之外展开，这也与超政党政治合拍，例如要求民国给大陆人护照等，或者帮助大陆底层民众维权。
我们大陆沦陷区人在国民党与民进党政党轮替中的立场，应该谁更有利于我们，对我们敌人更不利，我们支持谁，不从政治利益来考量，而从道德来衡量，好官坏官，看的顺眼的看不顺眼的，这完全是专制奴隶的心理。
民国当归要有政党轮替精神，也依赖于政党轮替，不依赖于一个政党。否则就不是宪政的。依靠民国政党轮替，不依赖国民党招牌。依靠国民党招牌，就是作为共党的反对党，是依赖于反对党的转型。我们依赖于的是超政党政治的群众政治运动。
民国当归是行动
民宪派代表人物高氏兄弟说，将维权与民国紧密联系，促使维权运动成为回归共和的动力是永苗的一大创造。
新浪微博“疯狂的哔将哔刺伤成诗”说，民国必须要有能把底层民生维权纳入其中的能力，如此才能壮大，才能民国当归。对于底层的民生，以及大多数对现实政治绝望的年轻人，必须向他们展示出一条真实的普遍的路径，民国才能回归。仅仅作道德辩护，不够。还必须为能形成普遍性的行动辩护。
就像在大学中学到的知识，毕业后到了社会基本用不着。在维权行动中，先前学到的各种主义，基本用不着，拥有的就是法律知识。也有点像钱财死了带不入棺材。我的经验是行动的身份认同，是知识人身份认同的新生，二者的差距需要一次质的跳跃。因此2004年后的维权理论是在行动中自发产生出来的，是在行动中遭遇到的问题意识在支配的，并不是之前的主义立场的必然延伸。
2005年我在徐友渔老师家里和他说，我要进入政治的言说。这是基于行动的理论，以已经能有的行动为中心，为基础，一步一步推进发酵出来的，也就是行动产生的共识，理论共识服务于行动。随着行动的进一步扩大界限，而扩大，也就是他就是行动大军的宣传政治部，并不是司令部和参谋总部。”在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悠久的革命传统。搞工运的王江松嘶声力竭地呼吁知识界介入工运，我和他说省省力气，知识界是靠不来的，还不如自己带出一个维权宣传理论界来。我自己成为公知后，知道成为公知或知识分子身份门槛很高，能吸纳的人很少，就想在知识界外开辟另外一个维权行动界，这样教育产业化后的大学生和农民工，不需要有多高的理论知识，懂点法律条文就能被吸纳入，成为维权人士一样能安置身心，已经不需要成为知识人身份了。号召或强迫知识分子去行动，是不可行的。维权运动十多年来，能参与的大公知，可能就是本来不那么公知的于建嵘一人。只有把已有的抗争做大，不断放大，形成地盘，连成一片，这一些人才回来投机，是不是左派都一样。
有专制在，被专制统治，一切美好的皆无可能。而且会随着专制的瓦解，有着做殉葬品的危险。专制有着宁可毁灭，不留给敌人和奴隶的倾向。民国当归一定是发生在专制瓦解之后，那时才有市场，才有大动作。只要把自己的立场设定在专制瓦解后，用来激励抵抗者的自我神话才没有副作用。由于被封锁，民间政治强大不了，借不着民众之势，因为专制会打击和妖魔化得让民间政治变为飘忽不确定没有安全感，中间立场的人不敢信赖也没法投机，他们不相信中共也不相信我们。中共走自己的路，就会让我们无路可走。所以我们得从民国那里借势，以民国立场与民国合一，让中间立场的人觉得我们有靠山，只要大陆这边靠不住瓦解了，就得靠台湾那边的。
光是一个目标的绝对高度不够，还有就要利用过去格局，把绝对高度树立其上。要利用手中笔来改变过去格局，就要懂得过去格局，利用并改造。行动是目标与现实之间合适的和解方式。
专制体制与美好目标之间对立，已经日益呈现绝对性。全社会包括民间政治对目标实现之可能性，严重受制于专制体制的控制和污染，造成几乎除了等专制瓦解外，毫无手段，充满着不确定性，偶然脆弱和高度风险。民间政治必须有主体性，不能老靠激励自己的自我神话，需要回答以自己的能力能做什么，以自己的手段怎么抵达目标，如何解决这种高度不确定性。
在这种接近革命的状态中，有过三种回答，一种是再来一次政教合一的组织，以魔鬼对抗战胜魔鬼；一种是政党政治的反对党带来转型；还有一种是超政党政治的群众政治运动。然而从确定性来说，这三种都无法担保。打破现统治的秩序，回归到更高的秩序，革命本来就是更古老更高秩序的再次生成。民国是比49秩序更宽广，更好的，这也能掩盖对当下民间政治困境之绝望。这三种组织或非组织手段，不管是暴力还是非暴力的，都是对在民国殿堂中添加装修红色部分的拆除，因此要与红色部分同归于尽，就像白血球杀灭病毒。
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说，企冀开创新的体制和秩序的人，只要他不能够或不愿意使用武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仅仅使用武力，他就不能不至少把古老的体制和秩序的少许蛛丝马迹保留下来。于大陆处境，暴力革命当前是很难的发生的，或者有着大量的人反对暴力，就是马基雅维利说的“不能够或不愿意使用武力”。而宪政现实离不开暴力革命，但暴力革命不一定就导致宪政，这就是马基雅维利说的”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仅仅使用武力”，此时民国复辟当归成为必要，最大程度地在改良和革命之上，在暴力与非暴力之上实现最大公约。就从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与区域自治来说，不要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陷阱中观天，脱离而去，还有井上中华民国在环绕保障着。独立出去，再归于民国联邦。
民国性就是民间主体性建设
我的看法如同我的《在大陆沦陷区做一个民国反对党》所写，通过虚拟的个体户反对党或者结成在民国法权范围的内反对党，来彰显沦陷区的主体性。
意义的生产来自（带有旧秩序身份的主体行动者），还是来自行动？行动的意义生产，是依赖于行动的结果，还是行动者的道义高度？作民国当归派我认为是，首先我们献身于民国复归的事业，然后由民国回归的可能性，在奖励我们身份和酬劳。也就是在当下性中，我们不追求现有民间团体关系中的地位，不依赖于对战友和同道的道德批判，不纠缠于自己的道义高度，也就是把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渴望，隐藏化解在民国认同中。行动的意义，不会依赖于行动者压倒启蒙者的道义高度，并不是通过对比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靠近目标抵达目标的可能性来实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下沾沾自喜并且要求别人与他一样，是没用的。行动者的荣耀应该服务于行动，增加效果，并不是用行动来荣耀行动者，行动者成了目的，行动成了机会主义的牺牲品，就像维权律师是为当事人服务的，而当事人并不是为了牺牲而来成就维权律师的，让他成为大人物的。行动的意义生产，如果没有高高再上的账本，如汇入民国或者宪政，那么就会落到行动者的“人治”，用道义高度，用地位身份来标志。以电影《V字仇杀队》为例，正是几百年的存续，已经使目标成为事实，就是遭遇一些障碍，V的行动只是消除障碍，恢复本来就有的宪政。那么民国当归的行动，就是呼唤在行动中民国要素在场，消除障碍，恢复本来就有的民国。
我认为行动没有和目标强有力捆绑，而仅仅突出抗争，把救赎的渴望投射于抗争，文学青年神秘主义地放大抗争的意义，这种做法并不是宪政化的。
网友赵翔说，在现实行动中，资源的作用被夸大的原因是现在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源少的可怜。我以前老是处于到底是先要获取资源还是在无弹药的情况下直接行动矛盾中。其实这两者根本就不矛盾，现有体制作为反对者在当下是没有机会掌握大量资源的。但这不影响我们在发生变化前，织好一张大网去作接收的准备。行动的理性在于行动本身就是那张大网，关键在于如何降低行动成本，使行动可持续。
因为没法大规模暴力和知识分子参与，没法占据地盘，过去六十余年的底层民众抗争，就像野火烧山一样，没法有民间主体性。而有民间主体性建设渴望的知识分子抗争，只有一条路走，非暴力的逃离1949体制，不断逃离，越彻底越有民间主体性。在过去改革时期，以市场和公民社会支撑的独立和反对派诉求，看起来像有民间主体性，以至于有了一个党内改革派，曾经被寄予厚望，并一定程度与共党和1949体制分离，有所区分，但改革是专制的延续，而且制造了两个决定未来三十年的等级改革的受益者与改革的受害者，党内改革派完全被共党和1949体制所俘获，成为有机组成，其民间主体性还没出现就消失。
在当下有民间主体性的，有政治反对派与民国派，都在努力彰显自己是共党之外的，与共党完全不同的，可以供民众选择的，代表1949体制和共党之外其他出路和可能性的。我为什么强调民间主体性建设，就像共党强调党建，就在于我们的抗争囧境除了彰显自己是完全不同的选项之外，几乎干不了什么，所有的行动在公共剩余价值上，就在于向民众显示我们是穷屌丝但真爱的逆袭第三者。这里还必须比较下政治反对派与民国派，政治反对派在个人内心和小圈子处可以有彻底性，可是跳出这个范围，还是被民众当做依附于共党的异议牢骚者，并没有彻底的民间主体性，而民国派正是借助于民国与1949体制的内战，民众一下子就区分出来“你们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两码事。
知识分子然而不管如何变化，都始终有个盲区，这就是自己所论述的目标和他们的关系，为极大的偶然性，极弱的关联，在真理在我感和知识分子道统的强化下，变为必然性。转型的历史波澜壮阔，也朝有利于民间方向发展，但得首先进入历史的人们，有入场券的人们，才有机会成为胜利者，不然这种胜利感，就是小的时候阅读武侠小说，把自己当做令狐冲而真觉得自己是笑傲江湖，把自己当做韦小宝，而真觉得自己有七个老婆。坐在电视机前面观看的观众，再怎么指点江山，都不是主教练。
不管是波兰，还是台湾，都是在有宗教和公民社会支撑下，有党外群众运动一直在运行。而团结工会和民进党都在转型已成与将成时候组建的，与之前的抗争团体对应关系中，没有办法成为团结工会民进党的抗争团体还多如牛毛，凭什么就能相信你团体，一定是将来的团结工会民进党，为什么就不是湮没的，失踪的呢，哪里来的这么强烈的天命在我感？不管是要进入政治，要进入历史，要有入场劵，民间认识要有道义权威，这道义权威正是为人民服务维权而建立的，不直接服务于人民，而是直接与官方对抗，而且仅仅是嘴巴对抗，并不是武器或肉身对抗，也不好说会间接服务于民众，这里充满着偶然性，更多的时候，是服务于自己取而代之的欲望，城头变幻大王旗，民众受害依旧。以为可以不以民众为根基，可以小团伙作业的，其天命感何来，延袭来自于替代公知对民众的代表权，来自中共的垄断代表权：中共，公知，异知。先自问下你有资格自信满满吗。没有，就为人民服务维权吧，好歹将来可以军事、金钱、道义三分天下，做个最弱的刘备。
成为历史主体
在场感与自我肯定是现代性中非常需要的。中国西周世俗化宗法性不强就用历史来替代似的世俗领域获得尊严。历史赋予人世间受旧秩序身份承认的危机折磨的人们，获取补偿，在新秩序中，有限实存给予自身无限性，肯定以更少的个体出发的投射，所以在49之内的太子党需要美国做敌人，只有美国的眼皮底下，才能保持自己在旧秩序之内身份危机，国家的意义由在场的阶层进行投射。这就是“成为历史主体”的问题。每一个个体，每一个阶层都有在政治历史舞台上升，成为历史主体的渴望。
例如著名民主人士郑酋午主张三民主义，他要是未来做出大的功绩，那么就会在殿堂里面，如果光是说，言论，那么在三民主义的历史光辉下，就不容易显赫起来。所以很多人，就搞什么新三民主义什么，试图通过创新，让自己超越而考虑“显赫”起来。
民众自己有了自觉之心，不需要来自精英的代表，也就意味着这种政治，是建立在公民社会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代表权之上。民国与人民的一致性在政治中在场，以人民的革命权作为政权的根基，而不是以知识分子的代表权作为根基。知识分子——民众的矛盾会在邓时代的反动之后，比毛时代更加激烈的方式对抗，这是世界精神解放的历史潮流。儒家与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只是走向法西斯主义。清廷夺得天下，首先就碰到如何与士大夫知识分子集团共处问题。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中的考试权与监察权，就是取悦谄媚科举废除之后处于流民状态但势力依然强大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集团。毛泽东一样的得面对他们，试图瓦解打倒但被邓小平恢复。
目标与主体性的关系不和谐，意味着以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以顺从或者弑父情结发作的方式，拷问目标对主体的庇护程度（《第二弥撒亚书》中问，神什么时候来），以及主体自己靠近目标是如何自然正当的行动或生活方式。不管是顺服还是背叛，都意味着目标是共同的，共享的。这里很容易以神权或者父权的方式进行象征表达。目标已经在，已经被中保，剩下的历史就是“出埃及记”中的坚决和背叛。
丝毫不考虑目标与自己之间的关联，丝毫不会提灯自照。在批判中掏空自己的主体性。另外把批判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或者压到别人的武器，以此平息身份承认的心理危机。
你批判专制无能，并不能让民众就相信你就有这种能耐，如果民众相信，那么一定是被你欺骗了成了公知，不再是民众。只有自己的欲望被激励，有心魔的人，如加入体制的知识分子，才是容易上当的。就像被传销和高利贷骗上当的人一样，心中有贪婪。民众需要的是真金白银，需要的是利益，只有可期待的，才行。
自我反思越多，越接近目标。一定要扪心自问自我反思，我们在其中自己做了什么贡献，这个目标与我们之间有多大关联。光是批判别人不行，并不能证明自己做了好大贡献。
对专制的道德批判是“彼可取而代之”，暗示与担保：被革命者曾能，现在不能让我来也能，这是对被革命者权柄的强化，然后继承之。道德批判，并不一定导致民主，也很容易导致专制，这是一种高度或然性。所以需要民国主体性的“党建”或自我批判，把“怎么办”或者目标如何直接在场的“合目的性审查”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