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真是“鸟巢之下，岂容乞丐”？图片转载自互联网）

   近日，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表示，希望在今年8月奥运前，执法人员用文明手段驱赶乞丐出城，并解决无牌经营等问题。

   在城管、公安野蛮执法频频曝光的背景下，强调用“文明手段”对待乞丐，应该也算是一个进步。虽然很多所谓的“野蛮”执法实际上是违法犯罪，并非只是“不文明”而已，比如以城管为名而进行的打人甚至杀人的行为。但是为了奥运把乞丐和无照摊贩赶出北京的思路，却反映了治理思路的落后和法治观念的匮乏。

   能够举办奥运是国人的骄傲，但是为了面子，为了创造出一个和谐繁荣的假象，而把乞丐赶走，就太过分了。乞丐各国都有，虽然各个城市对乞丐有不同的管理模式，但把乞丐赶出城市，却不符合基本的法治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一方面，乞讨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因此强制其离开城市没有执法依据。另一方面，乞丐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乞讨是他们基本的生存来源或生存方式，强制他们离京而不管死活，违背基本的人道主义。同样，无照摊贩也有权利在城市谋生，如果\”解决无证经营问题\”意味着将他们赶走，同样与法无据。

   为了城市形象、为了市容，为了所谓公共秩序，我们周围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悲剧。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5年，江西赣州市崇义县有关部门“为整治市容环境”，对县城的沿街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实施收容遣送。他们把7名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强行押上一辆福田汽车，随后把他们扔到了邻县的荒郊野外，其中有5人失踪，已经没有生还可能。这类行为不但违背基本的人道主义底线，而且已经构成犯罪，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天门市城管在5分钟内打死公民魏文华，也只是为数众多的城管打人杀人事件的一个较近的例子。很多城市曾对小排量汽车上街极力限制，理由无非是小型车影响城市形象。现在还有一些城市禁止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上路，也同样荒唐可笑。为了北京奥运，很多牌匾被强行撤换，严重侵犯了私有财产权，在“市容”管理的堂皇理由背后，实际上隐藏的巨大的利益和权钱交易黑幕。

   各地驻京办把来京的上访者关押在黑监狱，或者强行遣送，使收容遣送制度有死灰复燃的趋势。

   2003年各地的收容遣送站改成救助站之后，大面积侵权的情况大有改观。但是经过实地调查，我发现救助站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以北京为例，每到两会、五一、国庆、领导来访、重要会议在京召开或其他“敏感”的时候，就会把乞丐、流浪者、甚至一些上访者强行抓到救助站关押，剥夺人身自由，与《救助管理办法》所确定的自愿原则背道而驰。虽然打人的情况比收容遣送站要少得多，但是仍然存在。薛宝玲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河南妇女薛宝玲在南宁市救助站被保安猥亵后精神失常。2006年，笔者以“来京打工、钱包被偷”为由进入某救助站“卧底”，在半夜亲眼看到救助站工作人员对强制进站的人实施暴力。在那个救助站，除了笔者和另一个人之外，没有一个是自愿要求救助的。有些乞丐经常被抓到救助站，有些被剥夺自由长达半年以上。

   乞丐问题不知难到了多少干部、专家：既要城市的面子，又怕野蛮执法被曝光；既要保护本地居民，又不想背上侵犯人权、排斥外地人的骂名。其实解决问题并不难，不如换一下脑筋：何必要消灭乞丐？城市形象有那么重要吗？何必由政府对乞丐问题大包大揽？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在各国都发挥了巨大了作用，为什么不给他们更多的空间？一个更宽容、更人性、更讲法治的城市，不是最大的城市形象吗？

   对一个城市来说，奥运不常有，而乞丐常有。即使乞丐没有了，如何保护民权也是一个永远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可以为了奥运而把乞丐、无照摊贩赶出城，那么这是无比危险的一步。如果是这样，为了亚运会，也可以让出一些权利，为了“两会”，也可以牺牲一部分自由，到最后，为了市委书记的一个生日Party，我们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样，乞丐、无照摊贩的自由可以因奥运而被限制或剥夺，上访者、农民工、异议人士的自由也可以因同样的理由而被限制或剥夺，到最后面对雅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找不到理由为自己的自由辩护。

   一百多年来，奥林匹克运动所到之处，给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带来的是开放、宽容、团结和自由，这也是国人期盼奥运的真正原因。如果以奥运为名，带给我们的不是开放、宽容、团结和自由，而是封闭、冷漠、隔离和压制，像那个女主持人在奥运频道开通仪式上的激情演讲中所说的那样——“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