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教授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口号下，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有一大批党政官员家属子女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成为中国最先富裕起来的群体。如今这个群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现象。一部分人从国有商业银行或者股份制金融机构退休，用自己积累的财富进行风险投资，已经实现了从官商到民营企业的转换；一部分人直接进入政府序列，成为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担任负责人，他们享受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带来的各种好处。由于没有及时脱身，因此，他们有可能会面临反腐败的巨大冲击。一些人由于积累的财富过于庞大，一旦实行财产公开申报制度，那么，他们将会成为众矢之的。
除了那些已经或者准备退出中国市场的官宦子弟之外，进入本世纪一些从海外留学归国的政府高官子女通过设立私募基金或者风险投资，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标志性人物。这些中国党政高级官员的子女投资入股中国的互联网络企业，或者直接参与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改造，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对于那些已经退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党政官员家属子女来说，如何解释自己发家致富过程将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难题。而对于那些奋不顾身投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海外归国党政高级官员的子女而言，当前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将会使他们处境尴尬。
部分学者私下认为，中国的反腐败很可能会建立一个“止损点”，只要党政官员子女及时退出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再从事权钱交易，那么，中国的纪检监察机关不会采取倒逼机制，让他们交出已经积累的财富。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权钱交易非常复杂，反腐败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查处腐败案件的过程中牵涉到党政官员子女，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如果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牵涉到越来越多党政高级官员的子女，那么，中国的纪检监察机关该何去何从呢？
上个世纪90年代执政者的政策的确让一部分党政高级官员子女成为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他们在中国市场发展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正是由于他们的异军突起，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彻底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之所以出现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重要资源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些人不仅活跃在中国传统的资源市场，而且活跃在中国新型的资本市场，他们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垄断者。反腐败必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许多人不理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关于反腐败“以治标的方式为治本争取时间”所要表达的深层次含义。中国当前最大的腐败，实际上是改革路径选择的体制性腐败，或者说是政策性的腐败。这种腐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近水楼台先得月，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允许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先行官。虽然执政者反复强调党政领导干部不得经商，对于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活动作出明确的规定，建立了内部的党政官员收入申报制度，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可以这样说，几乎在中国所有重要经济领域都活跃着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由于他们得风气之先，充分利用率先得到的改革开放政策从事商业活动，因此，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党政领导干部子女是否应该经商的问题，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根本不是问题。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之所以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政领导干部子女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而是依靠党政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在现代民主国家如果官员子女利用自己父母的影响力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官员会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有可能会因此而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在中国这种现象根本不存在。中国党政官员子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翻云覆雨，他们根本不惧怕新闻监督，当然更不需要担心反对势力的干预。党政领导干部子女经商普遍性超出人们的想象，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子女不仅在体制内担任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而且通过设立关联公司从事各种各样的商业经营活动。反腐败的重点应当集中在这个方面。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党政领导干部子女经商的腐败活动牵涉面广，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第二，随着反腐败的风声越来越紧，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已经开始寻找退路，他们要么金盆洗手，直接进入国有企业担任重要的负责人，要么干脆进行股权变更，将自己经营的企业交给信任的“白手套”，使自己置身事外。西方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对中国的一些上市公司跟踪调查，发现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许多秘密。但很遗憾的是，西方国家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普通中国人根本无从知晓。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并非不了解西方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由于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党政领导干部子女的股权已经转让，有些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已经放弃了对部分企业的控制权，因此，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不可能追究党政领导干部子女的法律责任。按照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即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处理官商勾结腐败问题，由于党政领导干部子女的经商行为已经成为历史，因此，纪检监察机关不可能运用新制定的法律规则追究当事人过去的犯罪行为。
中国的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神秘人物出现，这一方面是因为党政官员子女正在借助于资本市场金蝉脱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反腐败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必须对中国资本市场上活跃的企业进行全面调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些企业的经营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企业是否存在关联交易以及利用党政官员的影响力从事非法交易活动作出科学的认定。
改革开放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法律上存在的漏洞，使得中国的反腐败步履维艰。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当前反腐败仍然停留在浅层次上，纪检监察机关主要是针对那些单个的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开展打击活动。反腐败一旦触及政治领域的深层次问题，那么，现行法律制度体系中所隐含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事实的确如此。在“薄熙来案”审判过程中，已经有学者对当前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的经商规则提出强烈质疑，他们认为党政领导干部家属从事商业活动虽然在许多国家都不认为是犯罪，但是，由于我国政治不是竞争性的民主政治，因此，依照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根本无法阻止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利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影响力间接从事腐败行为。如果不改变我国现行党政官员家属子女经商的规则，那么，要想追根溯源，还原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的整个过程并且从中找到反腐败的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前我国反腐败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一些党政高官家属子女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他们根本无需出头露面，甚至根本不需要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或者董事，只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参与监管上市公司或者从事资本运作即可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家族腐败。假如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用来解决中国的政治家族腐败问题，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一大批党政官员的家属子女逃脱法律的制裁。
网络上流传着一个笑话，在中国执政党的高层会议上，有人提出对高官子女的经商行为进行适当的约束，一些高级官员耸耸肩膀，认为他们已经是成年人，完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中共高级官员已经习惯性地选择接受西方的价值理念。在竞争性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官员子女当然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可是，在一党垄断的政治体制下，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利用父辈手中的权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将会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中国制定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也不可能包括公务员成年家属子女代理人财产申报的内容，部分党政高级官员的子女仍然可以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为自己的家族积累巨额的财富。这是中国反腐败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如果不能建立制度化的有效约束党政官员家属子女以权经商、强取豪夺行为的长效机制，那么，中国的选择性反腐败必将变成一个历史性的笑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教授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口号下，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有一大批党政官员家属子女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成为中国最先富裕起来的群体。如今这个群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现象。一部分人从国有商业银行或者股份制金融机构退休，用自己积累的财富进行风险投资，已经实现了从官商到民营企业的转换；一部分人直接进入政府序列，成为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担任负责人，他们享受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带来的各种好处。由于没有及时脱身，因此，他们有可能会面临反腐败的巨大冲击。一些人由于积累的财富过于庞大，一旦实行财产公开申报制度，那么，他们将会成为众矢之的。
除了那些已经或者准备退出中国市场的官宦子弟之外，进入本世纪一些从海外留学归国的政府高官子女通过设立私募基金或者风险投资，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标志性人物。这些中国党政高级官员的子女投资入股中国的互联网络企业，或者直接参与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改造，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对于那些已经退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党政官员家属子女来说，如何解释自己发家致富过程将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难题。而对于那些奋不顾身投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海外归国党政高级官员的子女而言，当前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将会使他们处境尴尬。
部分学者私下认为，中国的反腐败很可能会建立一个“止损点”，只要党政官员子女及时退出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再从事权钱交易，那么，中国的纪检监察机关不会采取倒逼机制，让他们交出已经积累的财富。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权钱交易非常复杂，反腐败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查处腐败案件的过程中牵涉到党政官员子女，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如果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牵涉到越来越多党政高级官员的子女，那么，中国的纪检监察机关该何去何从呢？
上个世纪90年代执政者的政策的确让一部分党政高级官员子女成为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他们在中国市场发展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正是由于他们的异军突起，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彻底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之所以出现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重要资源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些人不仅活跃在中国传统的资源市场，而且活跃在中国新型的资本市场，他们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垄断者。反腐败必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许多人不理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关于反腐败“以治标的方式为治本争取时间”所要表达的深层次含义。中国当前最大的腐败，实际上是改革路径选择的体制性腐败，或者说是政策性的腐败。这种腐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近水楼台先得月，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允许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先行官。虽然执政者反复强调党政领导干部不得经商，对于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活动作出明确的规定，建立了内部的党政官员收入申报制度，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可以这样说，几乎在中国所有重要经济领域都活跃着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由于他们得风气之先，充分利用率先得到的改革开放政策从事商业活动，因此，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党政领导干部子女是否应该经商的问题，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根本不是问题。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之所以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政领导干部子女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而是依靠党政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在现代民主国家如果官员子女利用自己父母的影响力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官员会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有可能会因此而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在中国这种现象根本不存在。中国党政官员子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翻云覆雨，他们根本不惧怕新闻监督，当然更不需要担心反对势力的干预。党政领导干部子女经商普遍性超出人们的想象，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子女不仅在体制内担任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而且通过设立关联公司从事各种各样的商业经营活动。反腐败的重点应当集中在这个方面。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党政领导干部子女经商的腐败活动牵涉面广，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第二，随着反腐败的风声越来越紧，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已经开始寻找退路，他们要么金盆洗手，直接进入国有企业担任重要的负责人，要么干脆进行股权变更，将自己经营的企业交给信任的“白手套”，使自己置身事外。西方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对中国的一些上市公司跟踪调查，发现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许多秘密。但很遗憾的是，西方国家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普通中国人根本无从知晓。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并非不了解西方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由于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党政领导干部子女的股权已经转让，有些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已经放弃了对部分企业的控制权，因此，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不可能追究党政领导干部子女的法律责任。按照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即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处理官商勾结腐败问题，由于党政领导干部子女的经商行为已经成为历史，因此，纪检监察机关不可能运用新制定的法律规则追究当事人过去的犯罪行为。
中国的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神秘人物出现，这一方面是因为党政官员子女正在借助于资本市场金蝉脱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反腐败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必须对中国资本市场上活跃的企业进行全面调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些企业的经营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企业是否存在关联交易以及利用党政官员的影响力从事非法交易活动作出科学的认定。
改革开放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法律上存在的漏洞，使得中国的反腐败步履维艰。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当前反腐败仍然停留在浅层次上，纪检监察机关主要是针对那些单个的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开展打击活动。反腐败一旦触及政治领域的深层次问题，那么，现行法律制度体系中所隐含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事实的确如此。在“薄熙来案”审判过程中，已经有学者对当前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的经商规则提出强烈质疑，他们认为党政领导干部家属从事商业活动虽然在许多国家都不认为是犯罪，但是，由于我国政治不是竞争性的民主政治，因此，依照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根本无法阻止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利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影响力间接从事腐败行为。如果不改变我国现行党政官员家属子女经商的规则，那么，要想追根溯源，还原党政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的整个过程并且从中找到反腐败的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前我国反腐败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一些党政高官家属子女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他们根本无需出头露面，甚至根本不需要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或者董事，只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参与监管上市公司或者从事资本运作即可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家族腐败。假如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用来解决中国的政治家族腐败问题，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一大批党政官员的家属子女逃脱法律的制裁。
网络上流传着一个笑话，在中国执政党的高层会议上，有人提出对高官子女的经商行为进行适当的约束，一些高级官员耸耸肩膀，认为他们已经是成年人，完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中共高级官员已经习惯性地选择接受西方的价值理念。在竞争性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官员子女当然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可是，在一党垄断的政治体制下，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利用父辈手中的权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将会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中国制定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也不可能包括公务员成年家属子女代理人财产申报的内容，部分党政高级官员的子女仍然可以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为自己的家族积累巨额的财富。这是中国反腐败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如果不能建立制度化的有效约束党政官员家属子女以权经商、强取豪夺行为的长效机制，那么，中国的选择性反腐败必将变成一个历史性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