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阅读阶层因为前央视主持人柴静的雾霾纪录片，近日陷入了争辩的癫狂中。从各个角度看上去，这都像是一次极其疯狂、因而显得不甚真实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它在争论现实问题时严重地忽略了现实。而这个现象，在大陆一次次地发生着。

雾霾问题，柴静的纪录片不是第一个揭露的。实际上，在至少最近三年，关于雾霾的新闻报道——从深度调查到评论——可谓长篇累牍。柴静的纪录片文本并未在深度上做出贡献，它的贡献在于借助大众媒体偶像的优势，掀起了一次全民关注雾霾的机会。
正是柴静的公众认知度，造成了本次广泛的传播，但也正因为其粉丝群的人群混杂，带来了更大的喧哗，一度掩盖了正规的议题。在不到十小时内，舆论的主要基调已经从赞扬柴静变成质疑她。雾霾本身的安全问题、应对政策、全面讨论等全部走偏。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逆转，在一个强大的传播现象后，诞生了如此扭曲的结果，只怕也只能出现在大陆这么个奇怪的国度。根本原因在于，雾霾治理问题需要政府做出优异的政策组合，需要放弃牺牲环境换来的带血GDP，需要消除权贵家族掌握的能源行业。
这些治理雾霾的主要方向，无一不对政府高层提出了严重挑战，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在这样的情况下，雾霾治理的政策工具无疑会被权衡利弊，在万不得已要有所表态的前提下，选择那些容易操作、不触动雾霾核心利益的那些，比如限制机动车等，将治理重心从权力移向平民。
这个就是中国雾霾治理的现状及其局限所在。也正是因为此，柴静雾霾纪录片所引发的争论只能被围困在舆论场域，就像是被装在盆里的热水，无论温度有多高，它只能在盆里冷却，而无法形成政治压力，更难以造成政策应对。这就让雾霾的争论陷入了死胡同。
以当局现在的权力形势，其实是难以回应雾霾问题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府已经失去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这个问题造成的后果不是一下子到来的，而且不是骤然威胁统治，这就让雾霾治理在日程表上处于后面的位置。没有实际措施，只有开空头许诺。
这是一个长期拖延问题的过程。拖延的结果不只是将雾霾问题变得更严重，同时也造成人群的分化。至少在治理雾霾的责任上，除了政府负责，现在还出现了一种论调，就是民众也要负责。这种对雾霾原理的混淆，加重了治理的难度，也让大陆的无力感变得强烈。
雾霾治理涉及到环境与政治的对立关系，它是一个不适合威权政权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是因为，在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上缺乏一个有利的互动与平衡，一旦雾霾加重，象征性的措施就只能牺牲一般民众。而治理雾霾必先解决政治阻碍，又加重了方法论上死结。
中国人特别健忘，在舆论受到操纵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一天前还在社交媒体上热炒的雾霾问题，因为禁令下达，已经迅速冷去，热点被郭伯雄儿子的落网新闻取代。可以想像，柴静引发的雾霾争论，将像雾霾一样消散。问题只能在等到更严重后，才有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