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除夕，正當世界各地相繼舉行送舊迎新活動時，一條不幸消息給喜慶者抹上一道陰影──上海外灘幾十萬人在觀賞迎新年燈光秀時發生死傷慘重的踩踏事故。毋庸說，故事發生地上海的市民更是震驚萬分，他們在哀悼死者的同時紛紛議論，有的不解，「作為中國最大、最現代化的城市為何發生如此災難？」有的詰問，「面對如此大規模的文化活動，政府各部門為何疏於管控？」
作為在外灘邊長大的上海人，伴著這些議論，看著鏡頭裡的事發現場：倒地人的呻吟聲慘叫聲；不明事由人的喧嚷聲；事後趕到的警察的吆喝聲，視線不由從令人痛惜的死傷者延伸到出事地點──陳毅廣場，再延伸到整個外灘；思維也從那些逝去的寶貴生命，聯想到作為上海地標，也是見證上海百年滄桑、中國百年變遷的外灘。
百年興衰話外灘
從一八四五年外灘闢為英租界到一九四十年代，依著黃浦江西岸四公里長的淺淺弧線，各國建築師在此大顯身手，先後建造了五十多幢造型迥異典雅的西洋大廈，有英國式、法國式、西班牙式、希臘式的；有文藝復興風格、巴洛克風格、哥特式風格的，集世界各國的古典建築樣式之大成，是名副其實的萬國建築博物館。
當時，這些華貴的大廈多數由外國洋行和銀行租用，比如英國滙豐銀行、德國德華銀行、日本橫濱正金銀行、俄國華俄道勝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美國花旗銀行、比利時華比銀行等，外灘由此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和國際金融資本在中國的大本營，被稱為「東方華爾街」。
以外國金融為首的各行業的西方人不唯帶來資金，還帶來他們的先進文化，外灘更像一扇銜接西方世界的大門，西方文明從這裡擴展，上海由此成為遠東最大的都市，負「東方的巴黎」之美譽。當時，美國的爵士樂一興起，外灘英國總會擁有的東亞最大吧台的酒吧就跟著奏響，上海人也很快成立了爵士樂隊，上海的文化產業因得風氣之先而迅速發展，在電影、音樂、美術等藝術領域獨步全國乃至亞洲。上海獨有的自由環境使它成為新聞媒體和出版業的重鎮，也為開展社會政治運動創造了條件，爭取權益或反抗強權，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是上海人生活的一部分。那是上海最有生機和活力的幾十年，軍閥混戰、日寇入侵、國共內戰都沒能中斷它。
細說陳毅的「功勳」
這一切在一九四九年戛然而終，劃休止符的就是陳毅廣場的主角。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所統領的部隊擊敗守衛上海的國民黨軍隊，宣告上海「解放」，陳毅受命擔任「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長。一九九三年外灘為陳毅闢廣場豎銅像，稱頌他為建設「新上海」功勳卓著，尤其是成功改造了資本家。
就像自鳴得意為自己唱讚歌的烏鴉，中共為自己的黨史和人物評功擺好時，早已忘了基本的邏輯。僅看凸顯霸氣和欺壓色彩的「改造」兩字，就暴露了他們自誇的荒謬。事實上，「改造」兩字也是文飾和美化，中共的實際政策只能用「殘酷」兩字表述。一九五一、五二年，中共政權一穩固就開展「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上海首當其衝成為重災區。五二年三月陳毅作動員報告後，上海十六萬戶工商業者中列入「五反」的資方達六十多萬人，其中被整治的高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最荒唐的是，政府判定有些資本家「偷稅漏稅」，要他們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補起，天下竟有如此強盜邏輯！哪個資本家有如此財力繳納所「欠稅」款？於是，上海出現了資本家喝毒藥、上吊、投江、跳樓的高潮，短短幾個月有幾千人自殺，鬧得人行道上的路人膽戰心驚，生怕空中飛下一人砸到頭上。然而，身為市長的陳毅卻無動於衷，在聽匯報時冷血地譏誚：「今天又有多少降落傘部隊（指跳樓自殺者）？」
這句話遂成陳毅的名言，也是他改造上海的「不朽政績」和證詞！他還有一句話更廣為人知，十多年後，中國最高決策層開會討論是否造原子彈，已是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陳毅慷慨陳詞：「中國人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此言和「降落傘部隊」如出一轍，就是無視百姓的基本人權人命。就是這樣一個陳毅，在毛、鄧暴君為首的所謂老一輩革命家中還算開明的，中共集團的滅絕人性由此可見一斑。
死寂的外灘
陳毅率部開進上海後，外灘樓頭換上中共的大王旗，外國銀行和洋行陸續從這裡撤走，留下的大廈多被政府機關鳩佔鵲巢，臨江的為市級機關佔用，各家門柱先後掛上市委、市政府、市總工會、市婦聯、市青年團等白底黑字招牌，背面的盡是局級機關，門口掛著市公安局、衛生局、重工業局、輕工業局、紡織局等招牌。外灘從此蛻變成死寂沉沉的政治中心，黃浦江的風再大也掀不起活氣，上海也因之成了政治外灘的附庸，文化藝術產業幾近凋零，私營工商業經過三反五反元氣大傷，五六年中共乾脆用公私合營的名義充公，上海的經濟從此停滯不前。
即便如此，四九年後的三十年間，憑著百年來建築起來的雄厚基礎，上海的工業還是「新中國」最好的，任何「上海產」都是名牌的代名詞，憑票都難買。然而，發達的上海沒因此而受惠，反承受中央政府竭澤而漁的壓榨，上海繳納的稅收佔全國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卻得不到發展自身的自主權。僅就住房而論，三十年間只建造了寥寥可數的幾處工人新村，到七、八十年代，上海人均居住面積三平方米，全國倒數第一。斯時，五十年代響應毛號召當「光榮」媽媽多生多養的孩子都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可憐他們別說結婚用房，連談戀愛的地方都找不到。年輕的戀人內無獨自空間可坐，外無茶室咖啡座等公共場所可會，公園晚上也關門，除了「蕩馬路（當時成了談戀愛的代名詞）」別無去處。所幸，物質文明奇缺的上海人不乏西洋精神文明的基因，每到夜幕降臨，一對對情侶不約而同地來到外灘，他們密密麻麻地伏在黃浦江邊的堤牆上，各自壓低聲音互不干擾地親昵私語，由此形成一道壯觀的人牆，被雅稱為「情人牆」。
霓虹燈下的人禍
直到九十年代初，老朽的鄧小平驀然醒來，自責「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幹啊！」上海總算得到允許發展的聖旨，積壓在上海人身上的聰明才智終於得到發揮的機會。此後的二十多年，就經濟建設而言，上海確實是四九後的最好時期，尤其是荒蕪了四十年的浦東經過開發，已建成最現代化的新型城區，到二○一○年上海舉辦世博會時，上海的市政建設和管理又位列全國第一。
二○一二年元旦伊始，外灘舉辦迎新年燈光秀，活動現場與紐約、倫敦、巴黎、東京、悉尼等國際大都市實時聯動，翌年還被美國CNN和英國BBC等媒體選為報道中國迎新年的畫面，成為有全球影響力的迎新年活動之一。
就在上海為此自傲時，二○一五年元旦迎來的是三十六死、四十九傷的踩踏事故。究其肇因，又是本不該發生的人禍。其一，黃浦區旅遊局直到十二月三十號才發通告：今年的燈光秀從前幾年的外灘觀景平台改到外灘源。在不加說明的情況下，即使上海人都搞不清外灘和外灘源的區別，何況觀燈者不少是在上海讀書的外地大學生和遊客。結果，登上觀景台的人得知錯位後又蜂湧下來，引發慘劇。其二，面對三十多萬人（官方數字）的遊客，警力卻只有五百多人，他們又不行使疏導工作，一旦出現混亂，哪裡應付得了？官方諱莫如深的是，這五百多警力的主要任務不是維護遊客的安全，而是預防「敵對勢力」搗亂用以維穩的。其三，事發當晚，管轄外灘的黃浦區委無專人應對值班，黃埔區委書記和區長等一干人馬卻在外灘源高級日本餐廳公款吃喝。
黨和黨魁的利益高於一切
面對如此重大的慘禍，元旦那天的上海大報《解放日報》（市委機關報）和《文匯報》的頭版頭條竟然是「習近平新年賀詞為偉大的人民點贊」，而有關事故的簡訊僅百餘字，且壓在版面底腳。浙江大學的一位教授勃然責問「三十五條鮮活的生命逝去，就是頭版下方的一個小小的豆腐塊！這樣的神話還要在天朝演多久？」報社負責人用「詳細報道趕不及撰寫」回答類似質疑。如此拙劣的辯解不值一駁，趕寫不了長文尚可推諉，為何不把有死傷數字的簡訊特寫置頂？到了次日的一月二日，兩報的頭版頭條還是「習近平對外灘踩踏事件做重要指示」，重點還是強調領袖如何關心事件，而不是牽動人心的事故後續情況，尤其是死傷者的現狀。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包括港台在內的許多海外媒體都在頭版頭條作大幅度報道。
上了年紀的中國人對此不會見怪，這是中共六十多年來一以貫之的新聞模式。近年，民眾憑藉互聯網「建自媒體」，才突破輿論一律，才免於繼續受瞞騙愚弄。是次，面對洶洶的民情和問責壓力，上海市委忍痛處分了黃浦區的幾個領導，但在事故調查通報會上，最該引咎辭職的市委書記韓正還是一面大言炎炎，「時時刻刻對黨和人民負責」，把黨置於人民之前，一面又信誓旦旦「人民的生命安全高於一切」，互相矛盾的說辭把他死保烏紗帽的黨性和口是心非的虛偽「人民性」表露無遺。
此言再次儆醒上海人或者說中國人，無論是當年的陳毅或今日的韓正，他們代表黨來管治庶民，只對黨和黨魁──當年的毛澤東和今日的習近平負責，無論他們說得如何動聽，在他們的心目中，庶民（不過是賤民）的生命無足輕重，黨（其實是高層利益集團）和黨魁的利益高於一切。所以，無論是前三十年衰退沉睡的外灘浦西和後三十年「繁榮興旺」的外灘浦東，都屬於雕塑陳毅（們）和他（們）活著的後輩，賤民可以在東方明珠的霓虹燈下沾點光，披一層夢幻的色彩，但改變不了所處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