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乃党国特有之文化、政治现象，这个词无需更多解释。但红二代也不同：既有秦晓、胡德平这样主张或偏向普世价值的红二代，也有掌控着巨大特权、拒绝任何改革的红二代。除了这两类正相反对的红二代外，还有第三类红二代，他们既不认可“西方那一套”，“反对帝国主义不脸红”，又对党国腐败痛心疾首，对当权者“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严词怒斥。他们“逢左必右、逢右必左”，但又坚称“共产党人不投降”，认为“回到新民主主义”才是党的最佳选择，也是中国的出路所在。这批红二代有张狂的一面，也有诚实的一面；有改革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其实却陷入巨大的认知分裂。而作为政治现象，这样一批红二代在中共十八大前夕急促发声，显然有影响新一代党国执政者执政方向的明显意图。本章，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的逻辑脉络在哪里，他们给出的药方是否能医治今日中国和中共的病，以及他们是否真的影响了习近平新班子的“治国理政”方向，——如果有的话，我们又当如何评估这种“影响”。
张木生一鸣惊人
张木生（1948~），已经退休的中国税务杂志社前社长，插队知青，父母都是共产党人，其父还给周恩来、董必武当过秘书。2011年4月，张木生出版《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炮走红。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作者称：“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启蒙，在冷战中思考”。学者李零是张木生的好朋友、铁哥们，张木生对这位铁哥们崇拜得五体投地，说他“是三古学家（古文字、古文献、考古），但却不是古董”，“读他的书，眼前一亮，给人一种学贯中西的世界眼光”。1所以张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叫“我读李零”。
张木生的另一个好朋友是刘源，刘少奇的公子，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军阶。刘源亲自给张木生的新书写序，称“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位”，放下木生的书，“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后来张木生被调西藏，任林芝地区专员，刘源亲自送张木生入藏。在刘源看来，“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2
显然，刘源与张木生高度一致。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新书发布会上，刘源带了5位解放军少将到场祝贺、发言，阵势不可谓不大。张木生自己也讲，他是“遵命到处谈新民主主义，遵朋友之命：‘你最近一段哪儿让你去讲你就讲，哪儿采访你你就接受采访。’我现在已经被新华社和中新社国际部新民主主义了，成为动态内参的现象。在这么短时间内被西方各大媒体密集采访，作为一个严重的情况和问题汇报给上面了。”3 遵谁之命？不言自明。那么——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用张木生的话讲：“不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你就看不懂为什么要重返新民主主义”。4 这个话说来长。先来看张木生（们）究竟要“改造”什么“文化历史观”？对此，刘源“序言”中的两句话可做提示：
“封建”，如此重要的政治、历史概念，竟这般扑朔迷离、无所适从；“民主”，如此常用的历史、政治词汇，都这样离题万里，含混不清！我们不该返回理论原点、澄清定义，重塑、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5
质疑“封建”，首推李零。在“重返理论原点”的过程中，李零是老师。为什么要质疑“封建”？李零是要批判那个缠绕国人多少年的“西方中心论”。在李零看来，西方人习惯于“一把尺子量天下”，连马克思都中了这个毒。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希腊人叫做“正常的儿童”，而把其他古代民族叫做“粗野的儿童”、“早熟的儿童”，这种说法明显受黑格尔影响，带有以欧洲为中心观察问题的局限性。当然，“现在我们评价‘五种社会形态’说，不能一概而论，6 应当承认迄今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头一尾，即原始社会和近代工业社会这两大段是很清楚的，成问题的主要是中间一段，即通常所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7
而李零认为，中国也是“正常儿童”，中国的文明自有其尺度。用欧洲的“封建”概念或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套中国，又整出什么“停滞论”、“萌芽论”之类，实在是几代中国学人的愚蠢。“中国文明不仅是东亚文明圈中最富代表性的文明，起源早，发展程度高，传播范围广，而且还保持了一种绵绵不绝的文化线索，它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中所达到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这种历史上的成就虽然并不能掩饰中国近代的落后，但却为分析研究传统社会提供了一种绝好的材料。”8 张木生则顺着李零的意思继续讲：“中国落后于西方也就是近一百多年、顶多二百年的事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能算什么？”“我们既不必以昔日的辉煌为今天壮胆，也不必以现代的势不如人而大骂祖宗”。9 所以张不赞成《河殇》，也不赞成《大国崛起》，认为它们虽一个“悲情版”一个“豪情版”，却都是以西方为准，向西方看齐。10 张大概也看不上蒋庆之类的“儒学治国论”，因为在张看来，无论主张弃绝传统，还是弘扬传统，均未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都“与自外于世界资本主义总体系的心态有关系”。11
那么，又为什么说“民主”这个词“离题万里”？张木生还是搬李零，李零则从批判“帝国主义”开始论起。据说，这个世界是“先有帝国主义，后有资本主义”，而“民主”从来和战争、帝国征服有关，是这种征服的副产品。“古代的民主共和国和罗马法典，真是十分现代化，是现代西方的鼻祖，无论是海洋法系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认祖归宗。但古代的希腊、罗马时代极其残酷，和其他两大文明不同，典型的奴隶制，全世界最发达的奴隶制就生于斯，长于斯。希腊、罗马也是农耕文明，土里刨食，但是与古代中国比物产十分单调，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平原。他们的贵族、平民很少从事农耕，而是培养战士，他们四处攻城略地，杀人如麻。原有的私有制不能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什么？新夺得的土地、奴隶、包括女人。对外杀人征伐，血流漂杵，金戈铁马，对内才能搞民主制。古代的民主制国家是这样产生的，现代民主制国家也是这样产生的”。“西方的古代民主制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西方现代民主制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之上，压迫别人自己才能民主。”所以，“专制沾污带血，民主也沾污带血，顶多是歪锅对扁灶。一个是对内狠，一个是对外狠”。“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12 这也包括那个“最最民主的国家”，却“偏偏最爱打仗”，“‘一头驴，一头象，除了外表都一样’，无论选‘牛肉党’还是‘鸡肉党’，选出的总统，在任期间都要打一两场‘漂亮仗’给人民一份惊喜。他们‘最相信美国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全世界的大事都是他们的家事，他们的家事都是全世界的大事。”“近五百年来，西方有战争依赖症，民主和战争如影随形。西方也有反战的时候，但反的都是自己死人太多，不反别国死人。‘文明国家的标志’，怕自己死人，但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人，更不包括‘野蛮人’，生命并不等值。”13
所以，张木生看不上西方的“民主”，在价值观上坚决反帝不含糊。
更重要的是，张木生从战争、帝国主义等“历史大格局”中推出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革命是逼出来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14 张木生不赞成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称“要想告别革命，先要告别帝国主义战争”。张尤其不赞成李、刘“革命的结果还是封建专制”之说，断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曲折复杂，但绝不是传统的复辟”。“中国革命，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大敌对峙，用一种专政或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这是残酷的环境使然。将毛说成封建帝王，不公平。”“说中国革命‘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既夸大了中国传统的力量，也亵渎了中国革命。”在张木生看来，“中国革命的发生与毛的‘个人魅力’无关，和毛的‘浪漫风格’、‘好动喜斗’无关。法国革命革出一个‘革命皇帝拿破仑’，当然是讽刺。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的逻辑，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又革命，又不流血，好是好，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中国革命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仍很伟大、光荣、正确。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这是一百多年来，整个中华民族的选择，几代人的功过问题。中国革命救亡图存，解决了亡国灭种、列强瓜分，岂容恶搞？中国摆脱了列强瓜分和四分五裂，中国已近60年没有挨打，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无案可翻。”15
“击鼓传花”说代表了一批红二代的不满
以上所引，足以证明张木生是响当当的共产党人，硬邦邦的红二代，红里透紫，不但用“战争说”（“逼迫”说）反证了“中国革命”的合法性，而且逻辑一贯到底，坚决反美反帝没商量。
可能也正因为“根红苗正”，张木生不像一些学者吞吞吐吐，他对当今中国问题的揭露惊人地坦率。一方面，张木生坦陈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第四章第三节引证了大量数字、数据让读者“自己想”），认为中国“最大的成绩，也是全世界所没见过的一个后发型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造就了很少的富人和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张痛斥中国大地上到处可见的“奸商搭台，贪官唱戏”的丑恶现象，称“我们的政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的资本化，权力的市场化，执政的产业化，以至影响到过去最纯洁的单位，比如说学校的教师，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比如说医院的医生，过去是‘白衣天使’，现在是‘黑心恶魔’，医患矛盾之激烈从未有过。信仰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危机，各种各样的邪门歪道都想来代替传统意识形态的真空，包括很多共产党员和一般老百姓，烧香拜佛，磕头作揖，回归传统，都很厉害，我们的权力不仅产业化，资本化，执政市场化，而且还带来了黑帮化。”16
另一方面，张木生讥讽“不争论”，指责当政者“没敢给人民群众讲真话”。在张木生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出现某些负面现象不可避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资本的人格化和人格化的资本嘛，这是很明确的。而且‘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看起来超然，其实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走过的路，一点都不奇怪”，但“一个‘不争论’把富起来的原因遮蔽了，你也没有敢给人民群众讲真话”。“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本来就是要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本来就是要允许资本家出现，本来就要允许官僚资本回来，就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资本得回来，官僚资本要重建，民间资本或者叫民族资本要发展，要壮大。是个顺理成章的东西，结果我们把它遮蔽了，不告诉老百姓是怎么回事，而用一个 ‘中国特色’，用一个‘初级阶段’，用一个‘不争论’，把它掩盖住了。”17 在2011年10月一个内部讨论会上，张木生说得更为直率：“其实党内多数人就觉得七一讲话类似的东西就能再维持二十年三十年，我觉得他们就想混，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下定决心不作为。”18
可以把上面这段话理解为张木生在批评邓小平，因为“不争论”的始作俑者就是邓；也可以说张是在批评胡锦涛、温家宝，因为张说这番话时胡温还在主政；当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张是在批评共产党内的权势集团，他们只考虑自己那点利益，而全然不顾党国大业、党的开创者们的根本理想和原初主张。而张木生是主张“实话实说”的，不必挂着羊头卖狗肉。
此话非虚，张木生真有自己的理论根据。
张木生理解的“新民主主义”
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这本书中，张木生公布了30多年前的一份笔记，这是他记录当时（1977年）李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清理的思想总结。我认真读了这份总结，还真的对李零有些刮目相看。李完全凭自学，相当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逻辑，比如他强调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臆想替代物而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转化物”，而这种转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将还原为“对劳动时间和效用的计算”，所以“价值还原本质上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计划经济’”。但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呢？马、恩对此仅仅提出了一些“可以直接想见的措施”，回答这个问题贡献最大的是列宁。在李零看来，列宁乃是把“这个过渡直接解释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社会是这个过渡的直接目标”。19 列宁“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指出了在帝国主义战争的环境下，由于本国资产阶级无力将民主改革进行到底，为了帮助俄国摆脱战争灾难，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出来掌握政权，因而使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迅速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并导致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开始在俄国针对五种经济成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不同过渡措施。内战时期，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暂时停止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内战结束后，为了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重新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即向小生产让步的粮食税和自由贸易，向国际资本让步的租让制，希望以此恢复正常的工农业交换，退却到开始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起点。列宁去世前还特别强调了合作制的重要意义（流通领域的消费合作社），把合作制当作与狭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已经建立国家统计和监督的那部分大城市工商业的国家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用于限制小生产发展（如自发贸易）的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概念，（但作为经济形式而言，却是缩小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把包括向小生产和国际资本主义让步的一系列权宜之计都包括在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中。”20 但后来斯大林改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取消了向社会主义继续过渡的问题，过早地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既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实质规定也曲解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他取消了过渡时期应有的分析和估计，掩盖了过渡时期的矛盾和问题”；“他混淆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和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对立起来，而在实践上混淆起来”；
“他把本来只是作为过渡措施，但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如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统统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掩盖了这些东西过渡的资本主义性质，甚至是极落后的资本主义性质”；“他把一国的社会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对立了起来，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社会主义变成了民族范围内的东西。不再把世界革命当作战胜世界资本，而是当作保卫苏联和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的手段。”21
请注意，李零上述对列宁的解释和对斯大林的批评对理解本章讨论的主题很重要，因为张木生恰恰全盘接受了青年李零的这个观点，并把它当作为什么要“重返新民主主义”的根本依据。早在十几年前的2002年，张木生在给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一书所写的“引子”中，就曾一字不差地援引了李零对斯大林的批评。22 2009年张木生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更通俗地解释了这个观点，他说：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他们坚持共同的一点：由于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这样落后的国家，非常意外地获得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如果没有西方革命的发生我们就一定会失败——列宁从27卷到42卷有大量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列宁很坚定地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怎么回事？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要挤进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行列中去，等待西方发生革命。23
张木生还认为，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也曾全盘接受列宁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延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精神而来的——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创建最早提出，是在1938年，谁把它移植进来的呢？是张闻天。张闻天1922年在美国留学，大量接触了列宁延长过渡时期和新经济政策的学说，他在苏联又待过很长的时间，大量接触了1921年到列宁去世所实行的三年新经济政策和延长过渡时期的学说。把它系统理论化的是毛，践行时间最长的人是刘少奇。24
在2011年10月的内部研讨会上，张木生详细介绍了毛是如何把新民主主义理论“系统化”的。张承认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有“农业社会主义的病”，“他写过非常完整的文章鼓吹这种农业社会主义。在延安的时候，共产党最廉洁、最民主、最昌盛的时候，在张闻天提出列宁延长过渡期和新经济政策论之后，毛改了，完成了一个很系统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又包括这么几个部分，一个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论，完成得很好，经过批判王明，达到了全党的共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一路顺风，大家都认账，这叫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也是不能一步走，要分两步或者几步。再一个是毛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论，新民主主义建设论时间跨度，毛的预言几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更长，只要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地区不发生根本变化，这个东西就要坚持下去。这是时间跨度。第一目标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制定新民主主义宪章。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形态、历史时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第三条道路，既是国家又是社会形态又是历史时期，又是一个最长时间的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五星红旗，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以论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包容性到什么程度，毛说，既能够包容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又能够包括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而且应该超过他们，随着时代的前进，独立、民主、自由、公正、正义、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只有发展到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时候才能够向合格的社会主义去转化。那么新民主主义军队，两次他论到，新民主主义的军队就是军队国家化的，但是又以共产党、解放军的党指挥枪为模范，这两者之间可以不矛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有五种，新民主主义的议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代表组成的，是选举制的。很多人驳毛，毛说只要我们能够代表多数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多数人承认我们代表着他的利益的情况下，我们不怕多党竞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里的国有经济，原来我就觉得毛肯定这个地方犯错误了，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不，毛论证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里最高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以它为导向，可以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可以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的苦恼是苦恼在资本主义的不发达。连新民主主义的预决算制度他都有详细的论述，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央第一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它真实的原形要看1938-1945年的《解放日报》，毛解放前的四卷《毛选》的文章大概162篇，120多篇形成于延安时期，但这120多篇，解放前后起码经过三次大改，越改越来越脱离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变为15年的过渡时期到完全放弃新民主主义就几年。”而毛泽东为什么要放弃新民主主义，张木生也有一个解释，“新民主主义的中断表面上是1953年以后，实际上七届二中全会，毛就和最亲密的几个人说了，看来新民主主义搞不下去，新民主主义能搞的前提是美、英、苏是一个联盟，没有冷战的格局，有了冷战，中国肯定要有一边倒。”“所以毛打朝鲜战争，156项拿了之后，他就明白新民主主义搞不下去。新民主主义的外交当时设计的，毛说得非常明确，既不向苏联一边倒，也不向美国一边倒，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25
显然，张木生不但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人，还是原教旨的马列主义者，是深度列宁粉和毛粉。张木生讲的“毛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一说未必成立，至少不全面，26但他介绍了一个不同于当今毛选版的“新民主主义”，对研究这个问题有贡献，——这大概要归功于插队时张木生、李零等人的狂读书，那时，张和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一起插队，陈经常带些延安时代的原版文件来读，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27 张木生说：“好好读一读毛泽东原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包括原来他在七大没有公布的讲话，好好看一下他原版的《论联合政府》，还有《共同纲领》，你会发现，毛泽东原来对中国的设计，在1945年延安的时候和刘少奇非常一致——最概括地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搞资本主义。”28
如此看来，张木生批评“特色社会主义论”也就不奇怪了。按照他的逻辑，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即“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但平庸的领导人偏不承认。这种张冠李戴不但骗了百姓，而且造成严重的权贵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搞戴皇冠的资本主义，那是最坏、最恶的资本主义。如果中国搞成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用刘少奇的话讲，革命不是白革了吗？”那么怎么办？张木生的回答是：“关键问题是要把马、恩、列、斯、毛他们讲过真正正确的东西恢复出来，现在很多不好讲的东西可以讲，因为他们都讲过了。要还社会主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是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要干什么？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过渡措施和过渡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舍弃什么？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 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是他把西方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中国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我年轻的时候说过，‘我们要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到今天都没有变——我们要延续我们的历史传统，中国人遇到挑战的时候总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变成自己的，古代有，现代还应该有。”29 这个观点当然不仅是张木生的，而且代表了刘源等一批红二代。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张木生（们）为未来中国勾勒的治理方案。
“新民主主义”的治国方案
根据张木生的说明，这个方案大致包括下列要点：
第一，以列宁、毛泽东为蓝本，实施党内民主，党内分派，解决权力制衡问题。“列宁的职务最高就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是苏维埃主席，但是只是中央委员。立法、司法、执法，列宁设计的是党内的三权分立，工会、农会有独特的作用，他有论工会、论农会、论反对派，而且列宁生前从来没有拒绝过反对派，包括十月革命、包括布列斯特和约，包括实行新经济政策，他都曾经是少数，他都是以辞职的方式请别人来干。列宁甚至设想让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参加政权，是他们拒绝，要搞清一色的，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权。中央检察委员会在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任何人包括中央最高领导独立办案，弹劾罢免。十月革命以后他活了七年，他死前想解决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解决斯大林，要把他拿下来，他觉得总书记和书记处已经变成了一个决策机构，非常糟糕。他说，我们建成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官僚主义。列宁那时候和今天比怎么能算糟糕呢？”30 至于当下乃至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内，允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只要有了社会支持的基础力量，有工人农民的支持，党内有派并不可怕。我们看西方很清楚，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区别啊！日本自民党就是党内有派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党最好的时期，你比如说56年之前，从延安的39年到56年这个阶段，就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将来我们肯定能解决制衡问题，肯定能解决宪政问题，肯定解决党内民主带动党外民主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不同意的就是，我是把《新民主主义论》，42年版的，把《论联合政府》，把《共同纲领》作为我们的进一步政治改革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这是很多老人的共识，左派右派都有这个共识，也是刘源所说的，这是我们党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31
第二，扭转“不作为”颓势，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把社会财富向弱势群体倾斜，夯实共产党的执政根基。“中国现在最好的条件是第一有钱，中国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内外存款一百万亿，国有企业净资产一百万亿，变成一个共同基金，把70%的穷人稳定住了，从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弱势群体的这些问题该解决的就能解决。不能卖，不能转让，是你的股，真正的是全民所有。你怎么做不到？其实过去都设想过。”“70%～80%的人解决了温饱，还是穷人，这是巨大的战略纵深和潜在市场，有这一条，中国还能高速发展20～30年。”至于反腐败，“香港反腐就是一个独立司法的廉政公署就解决了腐败问题，新加坡就是靠一个‘居者有其房’，有什么难的？现在有钱了，维稳和安全的经费和军费一样的多，与其这么闹下去，还不如把这一年七千亿，花到老百姓身上，调个位子思考一下，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可以一口气列出二三十条。我们生产了世界上生活物资的一半，有什么干不了的事？现在中国的农民工现在受教育程度是13.5年，在毛那个时代都是大知识分子了，高中以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大家更清楚了，只要是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什么样的都能够容纳进来，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共产党江山就不稳了？丧失了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工农变成了中国社会现在的弱势群体，这才是最大危险。”32
第三，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农会，给农民发言权、代表权，给工人发言权、代表权，“这都是杜润生同志与邓小平谈判过的，而且邓都答应过”。33
第四，“新民主主义对外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承认人家比你先进，人家是普照之光，也是罪恶之源。中国起码还要和欧美打20年的太极拳”。“你要这么走，一直走到人家要变，变了之后，你才真有社会主义，要不然根本不可能有。当然这个过程比较需要韧性的战斗。”34
总之，“我主张的就是大新民主主义，一定要把列宁的落后国家过渡学说包括在内，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毛也同意，因为他的初始点就是学习延长过渡时期和新经济政策。”——张木生作如是说。显然，这个方案，用刘源的话说，真是要“回到老祖宗”，不但是回到马列，而且是回到1940年代的毛、刘。
问题是，张木生的这套方案真的可行么？其背后的逻辑果真成立么？我们就来做个检索、讨论。
张木生的逻辑错在哪里？——关于“帝国主义”的误读
既然张木生的立论始于改造、重构“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要解析、解构张木生的逻辑，我们也需从“文化历史观”之源头说起。
先来看李零、张木生对“帝国主义”的误读，这种误读有多种表现且导致多重结果：首先，李零、张木生们曲解了古代战争与共同体政治构建之间的复杂关联，也未能洞察近500年社会进化与文明演进中的历史张力。其次，张木生们完全没有看到20世纪以来人类在建构新的国际秩序中产生的新的文明规则及其体现的历史性进步，还停留在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中；再次，反民主、反普世价值是这种认知的可怕的但又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最后，坚持当今中国只是新民主主义而非“特色社会主义”恰恰是坚持全球帝国主义概念的产物，今日中国固然不是什么“特色社会主义”，但也不是“资本主义”包围下的“新民主主义”，这种理解与自由主义关于当今天下大势的分析完全冲突、南辕北辙。
人类历史演进体现社会进化的普遍原则和文化演进特殊性之间的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说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简单套中国，本来是对的。但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并不否定社会进化基本原则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一定要区分“东方”、“西方”如何不同同样是愚蠢的。战争、“帝国主义”问题亦如此。
战争乃人类现象。它和人类的生物学过去有关，又是文明进化的推动力量之一。战争的确在一定意义上形塑人类共同体的政治构造，但一定要说“民主”是战争的副产品，却是一个轻率的断言。中国古代战争并不少，却没有产生民主制。这意味着不能在战争和“民主”（包括古代欧洲民主制）之间简单连线，尤其不能把它视为普遍真理。
战争是和“帝国主义”相关。那么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乃一种通过吞并领土或对他国建立经济、政治霸权的方式扩张自身利益的手段——这个定义适用于历史上的各种“帝国”，从古代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到近代的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中国的汉唐时期算不算“帝国”，有争议，因为对外扩张并非华夏农耕文明的本色，它的“帝国”行为往往是对草原部落文明进犯的反应，但打起仗来同样凶狠。从哲学上看，帝国征服活动深刻地表征了人性之恶。我在另一个地方曾言：“以集体形式（特别是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人性恶，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远比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植根于人类理性和社会性的人性善暴露得更充分、更明显、也更肆无忌惮。”事实上，“纵观人类历史，不难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不同民族群体彼此相遇、发生关系时，民族群体只有利害的衡量，而鲜有克制自己利益冲动的道德理性”，所以“论证人的自私性易，论证人的利他性难”，且“论证个体的利他性易，论证集体的利他性难，论证国家的利他性更难。”35 这个论断用来解释过去2000年的人类征伐史和过去500年的殖民扩张史，都是大体上成立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限度内同意李零和张木生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然而，关于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的殖民扩张史，有一点却不能忽略，那就是19世纪既是西欧民族国家成长和殖民扩张的黄金时代，又是欧洲近代民主走向成熟的世纪。这两个概念在时空上的重叠构成巨大的历史张力，其含义是意味深长的。我以为，对内实行民主制度和对外执行扩张战略的共存，是被称为制度现代化先行者的那些欧洲国家重要的国家现象。虽然它们的民主制度并非对外扩张的结果（也就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在欧洲近代民主和“霸权”之间连线），而有着更为复杂的内部原因，但对内民主与对外征服并存毕竟是社会进化在政治领域内的一个明显悖论。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征服者逻辑”，该逻辑凸显了政治文明发展动力所内具的二律背反。这就是——
一方面，民族国家内部的各方利益博弈与权利抗争推动了民主，促成了以昭示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制的萌生与确立；另一方面，民主又在民族国家水平上强化了追逐利益的驱动力和实施这种追逐的能力，而据弱肉强食规则展开的“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又与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人类共有的普适价值相冲突。
这个二律背反的存在，证明了民族国家层面上确立利益标准所必然带来的局限性。虽然从历史哲学意义上讲，殖民者的经济图谋往往导致文明向不发达地区自然辐射的、不期然的社会后果，且至少出于建构更安全、更理想的投资环境之目的，“先进国家”也会注意乃至实施向“落后国家”的制度输出，从而——就象费希特所讲的那样——“间接地促进了整个人类的自我实现”，但就事情的直接起因言，以本国利益追逐为根本动力的经济扩张乃至领土扩张行为，毕竟有道德上罪恶的一面。人类的相互征伐，曾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只是在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才开始尝试如何借助超国家的集体形式在全球范围内民主地、理智地、人道地处理世界事务和各种利益争端。这种超国家的人类集体理性的形成标志着本体意义上人的社会属性的新的升华，同时亦是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内最重大的历史成就。36
上述引文的最后两句话，张木生们肯定不同意，而这正是我们这里要着重讨论者。20世纪虽然也是一个充满火药味、人类间相互征伐造成巨大生命损失的时代，但它同时又是一个人类开始创设新的文明原则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时代。这个新文明的特征是用和平取代战争，用民主取代专制。传统的帝国征服原则让位于民族自决与人类的平等合作原则，与此同时，民主、人权成为当代人类的普世价值，它可以、也应该打破主权壁垒，在高于民族国家的层面上，确立人类共同体的集体责任、道德权威并建立可能的超国家政治架构与经济架构。
这当然是20世纪人类作为整体的重大进步。而这一切的取得尤其与一个国家有关，那就是李零、张木生们一直在咒骂的美国。
冷战时代中国人的政治词汇中，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当然，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堂”，是外出旅游乃至移民的首选。但这个国家是不是还有“帝国主义”的味道呢？普通中国人未必搞得清楚。中国官媒已经不用这个词来形容美国，它宁愿用另外一个词，那就是“霸权主义”。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看，这样的官方宣传同样是对中国公众的明显误导。其实，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其历史演变脉络并不复杂。美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否则它的领土不会从原来的东部13个州（原英属殖民地）扩张到西部太平洋沿岸。在这个过程中，也的确伴随着对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这当然是罪行，今天的美国人对此是认账的。但美国人又是个很特殊的民族，他们坚信共和制度，用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话说，他“只要看到一个被压迫民族举起自由大旗，不管在何时，也不问在哪个国家，都会抑制不住地心潮澎湃”。37 美国人的西部扩张行动，既是贪婪的产物，又有价值观方面的动力，“它使得美国人自认为给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俄勒冈、墨西哥等等地区带去了进步和发展”。38 美国人甚至有种“天定命运”的概念，认为自己是被上帝拣选出来的“充当普遍正义的、全人类利益的代表”，天定命运论“使得民族主义者能够寻求扩张而又没有背叛其最初理想的感觉”。39 有趣的是，恰恰是美国人对共和理想的坚持，阻止了他们吞并更多的土地，因为他们坚信“共和主义不仅是一种优越的政府形式，更是一种绝对必要的制度，如果美国把大量的外国人口纳入其中，这种制度就是难以坚持的，如果不是不能坚持的话。（正是）这个信念使得雄心勃勃的帝国梦想在地理上没有扩大到北美以外”。40 这倒是对经典的“征服者逻辑”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修正。同样的逻辑可以解释19世纪末的美国行为，这个时期的美国正在大力扩展海外市场，但它并没有像英、法、德那样渴望建立殖民地，除了美国自身条件优越以外（巨大的北美大陆本身就是开发不尽的宝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人坚持“宪法条款的效力不能越洋伸展到遥远的地方，或者扩及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否则必然崩溃”。41
美国曾经奉行“孤立主义”，但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却把美国彻底拖进世界舞台的中心。战争确实使美国发了财，战争也给美国提供了机会在全球推广它的价值理想。一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14点和平倡议，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人类文明进程的转折点。这个倡议洋溢着康德式的理想主义，它否认国家之间靠武力扩张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宣称人类各个共同体成员应该和睦相处，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殖民地应该成为历史，人类应该超越自己的狭隘性。作为具体建议，威尔逊呼吁成立国际联盟来保证世界和平。这个联盟在20世纪20~30年代虽屡遭不顺，但其原则已不可摧毁，并终于在二战后联合国的建立中结出果实。所以，20世纪以来的美国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而恰恰是人类和平、去殖民化和民族平等的强有力呼吁者。只是由于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美国在共产革命的逻辑中才一直被继续解读为“帝国主义”，而且是“头号”的，而美国也确实基于其建国理想和对自由价值的坚持而倾全力遏制共产主义。站在共产革命逻辑的立场上，美国当然是邪恶的；站在制度现代化和现代普世价值立场上，美国则做的完全正确，因为它在用民主主义对抗20世纪的红色极权主义。这么讲，不等于不承认美国有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但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在绝大部分场合，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没有成为这个国家履行其价值使命的重大障碍。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个体系固然造福了美国，也造福了世界，包括改革开放的中国都从美国人主导建立的国际经贸与金融体系中获益。同样是事实的是，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各国民主事业的坚定支持者。这种支持不是出于美国“霸权”的需要，而是基于美国的自由价值理念。所谓“全世界的大事都是他们的家事，他们的家事都是全世界的大事”，此言不假，如何评价就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了。美国人自己倒是从来不含糊，他们就是要承担这个世界的“领导责任”，哪怕为此在必要时“耍钱玩弹”。
李零、张木生不懂社会进化的辩证法和“征服者逻辑”背后隐藏的历史张力，也没有看到20世纪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他们的“大历史观”里只看见“霸道”，没看见“人道”。早期刻苦读书的经历反倒成为他们的负担，冷战年代形成的认知竟一直持续至今，成为心灵自我设限之茧。所谓“两次世界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之说，无论从历史逻辑上还是从现在能够掌握的、充分得多的历史事实方面，都早已不成立。恰恰相反，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发生，其实是布尔什维克利用了战争造成的机会而获得的“意外成功”，其结果则是粗暴打断了自1905年以来的俄罗斯制度现代化进程。“中国革命”则更非二战所“逼”，同样恰恰相反，二战的结果是中国作为战胜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且成为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的中国尽管仍弱，但至少已经没有被“瓜分”的危险。若无随后发生的国共之间的内战，中国的前途未必不是光明。所谓“中国革命救亡图存，解决了亡国灭种、列强瓜分，岂容恶搞？”不过共产党党国后人的强词夺理而已，自己深陷于自己编织的“帝国主义”逻辑而不能自拔，以致罔顾基本的历史事实，又岂不悲哉！
李零、张木生对列宁式“帝国主义”概念的坚守，特别是他们对美国的偏见，令人吃惊，也促人深思。张木生爱讲美国是“普照之光又是万恶之源”，其实反衬出张本人认知上的惶惑乃至分裂，因为他无法解释这两种现象何以可能并存。读张木生的书，会发现他大量引证的除李零外，无非毛左、新左、军事科学院内部宣传品和戴旭、张维为之类。物以类聚，人不会观察他不想观察的事实，此之谓也。
张木生的逻辑错在哪里？——完全无视列宁遗产中的极权主义
现在让我们看张木生的另一个问题，即他对列宁遗产的解读。张木生是个深度列宁粉已如上述。“帝国主义论”本身也是列宁遗产的一部分，所以张木生至今仍相信“世界革命”总有一天会到来，“帝国主义”总会变。此外，张木生对“新民主主义”的坚持根本上源于他（和李零）对十月革命后列宁经济政策的解读，但我怀疑这种解读是否符合历史和列宁的原意。在《从五四到六四》那本书中，我曾专章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何以成为中共党专制的意识形态发生学来源，其中用了很大篇幅讨论列宁的经济乌托邦思想和苏维埃经济政策实践。根据我对那个时期列宁著作的阅读，我不认为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的初衷是实施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毋宁说，列宁其实曾设想直接依靠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有组织有计划的产品分配代替贸易，用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做好准备，一句话，他曾想“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和分配”。后来列宁自己也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42 也就是说，以新经济政策为名的国家资本主义等措施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的产物，是列宁审时度势后不得不做出的调整和“退却”。43 李零和张木生的解读至少是把这段历史简单化也浪漫化了。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作为学术之争存疑。我以为，李零、张木生对列宁主义遗产还有一个更严重的认知盲点，那就是他们完全无视列宁遗产中的极权主义思想要素和组织要素，而这两点对理解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和当今中国的党国制度，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极权主义要素（及其造成的结果）可大致论列如下：
首先是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先锋队”学说。这个问题，本书前边几章已经有所涉及，但未详论，索性在此略作展开。所谓“先锋队”学说，包含如下几条：1，党是由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先进部队，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松散团体；2，党的核心应该是由一小部分精干的人所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3，在党的外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它们应服从党的监督，接受党的领导，但不可“把这些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4，在党组织内，必须贯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强调集中，强调“铁的纪律”，此乃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和建党实践的重要特色。这种特色不但在秘密斗争年代，而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也成了党的传家宝。
其次是“铁的政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按照列宁主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又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根据这个原理，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将独自垄断政权，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当然在否定之列。（在这个问题上，张木生似又有阅读错误，他说列宁曾“设想让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参加政权，是他们拒绝，要搞清一色的，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据高尔基的记载，是列宁强加于人，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立宪会议接受未经协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而当立宪会议拒绝讨论这个文件时，布尔什维克政权强行宣布解散了立宪会议，并用武力镇压了抗议者。44）总之，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不但可以用于否定议会制度，而且可以顺理成章地用于镇压异见。
第三，列宁相信“敌人”的对立面是“人民”，对“敌人”要“专政”，对“人民”要“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对穷人的“民主”，工农已经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这个结论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那里引申来的。它一方面把不是工农的所有其他的人都打入另类，不再属于“人民”的另类，另一方面又把工农神圣化。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党”实施自己的领导（因为一盘散沙式的无产者是无法承担阶级领导的重任的），“党”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样，对工农的神圣化必然导致对“党”本身的神圣化。“职业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铁的政党”自然都成了“无产阶级”的天然代表。在夺取政权以前是这样，夺取政权以后更是这样。党专制的逻辑就是这样形成的。
第四，对于这种名义上是无产阶级掌权、实际上却由少数几个人在最高层操纵的党专制，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曾做出过下列分析：“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45
第五，事情还不止于此。一党专制不仅将窒息社会的公共生活，清除所有与当权者不同的声音，而且在党内也将形成排斥异己、领袖独裁的格局。这是党专制逻辑的必然演变和发展，且为俄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掌权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中，由于一党专制条件下党的领袖同时又是国家政权的最高代表者，党首的独裁同时就是国家最高执政者的独裁。这样，从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包括党内独裁和国家政权独裁）就成为列宁主义合乎逻辑的政治结果。
第六，当然，这个东西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很多人喜欢用追求权力（对权力的贪婪）来解释独裁者的行为。这种解释固然说出了部分真理，但对了解共产党领导人何以会踏上独裁之路，却是远不够充分的。一般来说，共产党的第一代革命者多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并非单纯敛权的贪婪之徒。然而，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不同观点、不同策略主张之间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掌握权力往往意味着可以强行贯彻自己的主张；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往往又形成对其他不同观点的排斥。在残酷的、瞬息万变的斗争环境里，形成集中的而非分散的、独裁的而非民主的决策模式和领导风格尤显自然。取得政权以后，情况会发生静悄悄的、然而又是意义深远的变化：在革命斗争年代形成威望的领袖会在以后的掌权岁月里膨胀其自信心、自负感和成就感，更加听不进不同意见。在重大的国家决策问题上，由于没有任何有效的、来自党外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决策者事实上丧失了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纠错机制。“党内民主”则更加靠不住：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尚且有形成寡头垄断的趋势，执政的、成为国家唯一权力中枢的革命党更不可能真的有什么“党内民主”。围绕权力会形成一系列新的规则，它们只能有悖于、而不是忠实于真正的民主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一党专制的政权建构本身就是促进领袖独裁的最大的酵母，或曰领袖独裁本来就是一党专制的必然后果和体制性产物。当然，“组织”的力量也不容忽视。无论在夺得政权以前还是夺取政权以后，“组织”都是成就领袖独裁的重要工具。在成为唯一的执政者后，“组织”的最大变化是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构的融合。党的织体成为国家政权的核心，国家政权不过是党的织体的外化。46
刘源、张木生们大概不愿意面对上述问题。他们宁愿相信这个“先锋队”逻辑，相信“党”就真的代表人民。诚然，20世纪发生的中国共产革命确曾聚集了一代人的梦想，这个梦不仅是强国之梦，更是社会改造之梦，而社会改造的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作为手段）和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远景（作为目标），“新民主主义”不过其中的手段而已。虽然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方面的成功并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结果，但这并没有否定党的领袖们确实在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勾画“新社会”发展的蓝图，也没有否定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形式和政权建构模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模仿的基础摹本。然而，如果说俄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兼具东方专制色彩的欧洲民族结出的异样果实，那么中国革命更是在一个古老得多的、更纯正更典型的东方民族中嫁接西方激进理论的结果。这个嫁接所蕴含的悖谬与不幸，它所造成的巨大的历史扭曲，只是到了今天才被人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
明白了上述一切，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方案其实是根本行不通的、不现实的，不管他对此多么真诚。不要说毛泽东那个年代不可能有什么“党内民主”、“党内分派”（在这一点上张木生再次美化了历史，而刘源对此应更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的60多年历史就从来没有过什么“党内民主”，更遑论“党内分派”。至今在所有官方场合和党的文件中，不还是在强调要与谁谁谁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吗？成立独立工会、农会、允许反对派的存在？笑话。迄今为止，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因为它和共产党垄断权力相矛盾、和一党专权的政体相冲突，即便冠以“在共产党领导下”，党也从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勇气或雅量。动用国家积累向全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倾斜？主意很好，但很难做到，因为有太多的权贵势力反对这样做，他们可以举出100个乃至1000个理由。向权贵势力宣战？习王两年来反贪腐不可谓不狠，可就算你再坚持5年、10年，把纪检委书记累死，问题就能解决么？最后，“和欧美打20年的太极拳”，还是继续“韬光养晦”的套路，但不管怎么打，你一个专制政体还是自外于民主世界共同体，尽管如今财大气粗了，人家还是拿你当外人。真的想实现张木生倡导的那几条，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刘源、张木生们能赞同么？
刘源、张木生与习近平：不同版本的红二代“党国中兴”
看来他们未必赞同。刘源的名言是“共产党人不投降”，47 张木生也讲，大是大非、大本大源就两条，一个是国家要统一，一个是共产党领导不能动摇。48 他们要的不仅仅是“卷旗不交枪”，而且更希望党国重新振作起来。作为红二代，这种心情倒也能理解。
我最近常用一个词，就是“党国中兴”，我以为这个词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习近平、刘源、张木生这样的红二代的大致心态。说起来有趣，张木生的某些提法和后来习近平的一些“名言”非常相像，比如，习的“竟无一人是男儿”广为人知，而张木生早在几年前就说过，在前苏联崩溃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支部，以支部为单位出来替共产党说话，而只是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到那列宁墓前去哭诉”。49
毫无疑问，无论刘源还是张木生都试图用“新民主主义”这套方案影响十八大新上台的习中央。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党国中兴这个大方向上，他们也确实高度一致。但到目前为止，习中央展示的“治国理政”方略不完全等同于“新民主主义”那一套。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党国中兴”的两个不同版本，其中有一致或近似的，也有不同的。习全无党内分权的意思，恰恰相反，习是在大力集权，近来甚至大刮新的个人崇拜之风。对此张木生公开提出批评——
共产党最大腐败是一开始自己吹自己，吹捧。这个比那个贪污问题还大，什么习大大、彭麻麻这样的赞歌都出来了。富平那个地方习祠修得那么大，干什么?有一堆坏蛋帮助共产党完蛋。50
张木生也不赞成来不来就什么“新常态”，反倒掩盖了经济领域的深层次问题。“比如说用电，就是增加了1.6%，运输是连续十一个月下降。你非要把这种状况说成是新常态，你怎么新常态?新常态是个美好愿景，通过努力才能实现。用老办法，投资硬拉出个中高速，那是老常态。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六年，这五年之前实际上是非常简单，一个农村能吃饱，一个包产到户，多种经营，民营企业，一个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出口导向，加入WTO之后，根本不需要你政府怎么样管，经济就是那么快速地增长，财政就是那么22%左右的速度增长。这个日子已经没有了，过去了。”“现在我们新一届的领导，大家都承认，是吧?不管是搞反腐也好，八项规定也好，反‘四风’也好，群众路线，这方面都很好。但是对于经济，新的政府，一没理论，二你也不可能有像毛、邓他们原来的那种权威。就是说你没有理论，没有本钱，打江山也好，搞改革也好，全面的好不是你造成的。三是，你想经济结构有转变，你得有转变经济结构的方方面面的，从宏观经济到你们银行系统，到三农，到财政，都要有各个方面的能够形成顶层设计的人，没有。” 现在是“右翼不像是右翼，都是一个私有化加普世价值就解决了，盼着习近平成为蒋经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左翼现在变成了一个歌功颂德派，希望现在的习变成毛。所以没有人提最大的事，你想想，如果说你的设计是经济改革330条，全面推行依法治国是180条，哪一个东西是你的抓手和纲，哪些东西是你的目，都分不清楚。用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集团去搞新常态的改革?用一个简单的新常态来掩盖这些具体的东西，什么东西都破不了题，什么东西都过不了坎儿。你结果是一团糟”。“所以，不要用简单的新常态来掩盖我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现在有断崖式崩塌的危险。”51
这当然是非常严厉的批评（换个自由派，大概早被封杀了）。但张木生积极的建议也提，比如他建议搞个《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先治标，后治本，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先整风，后开全党理论务虚会，先给共产党员立规矩，让党员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再明确治国方略，五年内完成《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六四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52
真是痴心不改。这等“党国中兴”的期盼与发自内心的真自信，还真的不同于江、胡时代的剧场行为与面具游戏，习总和他的同志们应该为此而欣然，而鼓舞。然而，这种“自信”，再加上李零式的“学理”根据，对中国当下和中国未来反倒是更麻烦、更危险的事情。诚如张木生的自由派朋友李伟东所言：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如果中国在世界老二的地位上引导世界民主潮流，出奇招，就是说自己主动放弃专制体制，然后你共产党主动倡导民主体制，而且在国际上倡导新的民主秩序，你就真有可能长治久安了，比如再玩40、50年，玩半个世纪都有可能”。但若如此“自信”，继续“沿着一个专制路线走下去，不是被自己内部的阴谋打翻，就会被外部革命打翻，是肯定玩不下去的”。“中国未来的命运，要么你是全世界的领袖，要么是全世界的敌人，这才是‘中国世纪’的真实含义。当下恰好是分水岭，当世界敌人你就是要法西斯化，全世界都要把你打败，就像当年对付希特勒一样，认为你是世界公敌；如果我们要从世界公敌变成世界领袖，就只有走民主主义的道路……。”53
（本文节选自正在写作的《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
注释
1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自序”。
2 刘源《读张木生》，载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篇首。
3 这是2011年10月北京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张木生发言时提到的，见《质疑张木生：改革要回到新民主主义？》，未刊稿。感谢好友李伟东提供。
4 同上。
5 刘源《读张木生》。
6所谓“五种社会形态”，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7 转引自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页113。
8转引自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页125。
9见张木生同上书，页125。
10 同上，页198。
11 同上，页149。
12 同上，页22、30、80。
13同上，页324。
14 同上，页77。
15同上，页78。
16 此语出自张木生与共识网老板周志兴的长篇对话，见《访谈张木生》，共识网2011年5月14日。
17同上。
18 见《质疑张木生：改革要回到新民主主义？》未刊稿。
19见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页442~444。
20 同上，页448。
21 同上，页450~451。
22 见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5年版，“引子”。
23 见《张木生访谈：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360doc图书馆收藏，2011年9月4日。
24 见《质疑张木生：改革要回到新民主主义？》，未刊稿。
25 同上。
26冷战形势下要“一边倒”，经济上要加快积累，充其量只是毛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的部分原因；担心共产党进城后被资产阶级腐蚀，被“糖衣炮弹”打中，从而必须加快“三大改造”，也是毛放弃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原因，参见拙作《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载《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95~143。
27 见《张木生访谈：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
28同上。
29同上。
30引自张木生在2011年10月内部讨论会上的发言，见《质疑张木生：改革要回到新民主主义？》，未刊稿。
31见《访谈张木生》，共识网2011年5月14日。
32引自张木生在2011年10月内部讨论会上的发言，见《质疑张木生：改革要回到新民主主义？》，未刊稿。
33同上。
34 同上。
35 见拙著《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页135。
36同上，页136。
37见孔华润（沃伦·科恩）主编、周桂银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页13。
38 同上，页14。
39 同上，页181、183。
40 同上，页205。
41同上，页525。这里需要说明，在美国本土扩张中，每征服一个新的州，就会赋予其平等的宪法地位。
42这段列宁的话，见中文版《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569~570。
43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讨论，见拙著《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页245~248。
44 见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朱希渝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260。
45 见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31-32。
46关于以上六条的更详尽的分析，见拙著《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页231~251。
47见刘源《读张木生》。
48 此语出自阳光卫视访谈：张木生与吴思的对话。
49 见张木生与共识网周志兴的对话。
50张木生《谨防经济断崖式崩塌》，载乌有之乡网刊2015年1月18日。
51同上。
52张木生《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察者网2013年6月30日。
53见《李伟东与张木生对话录》，共识网2012年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