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第三次出狱不久，他在严密的监视中，透过家人给我寄了一封信，里面谈到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被民众迅速遗忘，“因为致命的恐惧，”他写道，“曾经引导或试图引导民主运动的社会精英们，都不约而同沉默。”
“历史没有必然。”他继续写道，“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也就是上十字架的耶稣——更是偶然。人类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体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北岛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我捏着几页信纸，呆立在故乡的寒风中，当时互联网在中国还不算普及，从北京寄一封信到成都需要一个星期，而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需要两天两夜。1989年6月4日，这两个相距几千公里的城市，还有其它数十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示威以及暴力镇压，区别只是死亡人数，北京死亡近3000人，成都死亡近10人。恐惧深入骨髓，数万人被捕，刘晓波和我也在其中。
出狱后我开始流浪卖艺，而刘晓波开始起草《公开信》。他第三次入狱，正是因为一封呼吁当局《汲取六四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公开信。我也是签名者，并被关押二十多天，刚刚释放，我就给他妻子刘霞打电话，不通；我又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忠忠打电话，他四处寻找，终于回电。当晚我秘密记道：“今天上午，忠忠终于找到刘霞，一道从北京打来电话，刘霞在那边从头哭到尾，只有一句‘他们不让我见’。我说不出半句像样的安慰话。
“一个人就这样没了，相隔多年，他又奇迹般出现。这样的轮回到底有多少次？面对一场场生命的劫数，我再也写不出诗来，或许，我没从任何人的诗中，读出此刻宿命的恐惧。刘晓波精力充沛地反抗这种恐惧，他将自己融入众多历史事件，他名声大，朋友多，嗅觉灵敏，本可以逃走，但他没有。他已坐了两次牢，这次也许要去黑龙江，隔一条河就是前苏联远东地区，有点十二月党人的味儿。”
神往耶稣的刘晓波，还有因无路可走蜕变为基督徒的诗人兼民运战士李必丰、刘贤斌、郭飞熊、学者许志永、律师高智晟等等，都一次次坐牢，成千上万的人一次次坐牢，但独裁并没有丝毫改变，独裁下的经济倒是“腾飞”了。21世纪以降，全世界都需要中国市场，全世界都需要看中国政府脸色，否则就赚不了中国的钱。恐惧，加上对未来的绝望，促使许多类似刘晓波的政治异见者“受洗归主”，在民间知识界造成深远的震荡。
我的朋友王怡，著名意见领袖，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檄文，其中最有影响的，叫《冷兵器时代的政治》，因影响巨大，令警察们头疼，于是警方就安排线人，长期打匿名电话给王怡妻子，骚扰、纠缠加威胁，最后让夫妻俩濒临精神崩溃。岂料在此关口，余杰夫妇，我的另一对朋友，上门向他们传播福音——他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根信仰的稻草，于是绝境裂出一道天光，在上帝永恒的天平上，独裁政权制造的种种恐惧刹那失去了分量。他们随之走进家庭教会，公开做见证，并公开为天安门大屠杀的亡灵们祷告。终于，王怡成了教会专职牧师。当我完成并出版《上帝是红色的》时，王怡觉得这件事“荣耀了主”，就从海外“违法偷运”若干本，首开此书“盗版”；不久，许多家庭教会都跟着“盗印”，《上帝是红色的》顿时成为中国地下市场“第一畅销书”。
许多地下读者反馈，称赞这是“上帝在中国”的最佳历史启蒙书。我书中人物之一的李林山，患食道癌，在死亡逼近之际信主，由于《上帝是红色的》传播甚广，美国湾区“人道中国”的张前进牧师发起捐款为之治病。我逃离中国前夕，突然接到李林山的临终电话，他向我诀别，希望我信主，那样的话，他就盼着在上帝的膝下与我重逢。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却哽咽着笑了。
由于底层禁书的采集和写作，我被搜查和抓走许多次。有一次天还没亮，电话就铃铃铃响了五分钟，接着房门又咣当当响了十分钟，整个屋子剧烈动荡。我打开门，十几个警察就猛扑过来，当时我刚从被窝钻出，浑身赤裸。还有一次，我听凭整个屋子剧烈动荡，没开门，而从厨房翻窗逃跑。可当我坐火车狂奔至千里之外的云南，警察却在出站口堵住了我，接着是连夜审讯，勒令我交出某次敏感采访的录音。王怡夫妇及余杰夫妇，是最为勤勉的传道人，每次劫难之后，他们都苦苦规劝我“受洗归主”，免除世俗恐惧，我谢绝，直到《上帝是红色的》诞生，王怡才若有所思：阿门，原来上帝他老人家另有安排啊。
也许上帝真会安排芸芸众生？在独裁中国，上帝通过共产党的撒旦之手，驱赶惊慌失措的人们，如迷途羔羊一般投入祂的怀抱，大伙儿相互抱团取暖，在群体祈祷中医治身心的创伤。已经远逝的张应荣长老接受我的采访时感慨万千：如果没有1949年之后的彻底驱逐西方传教士，禁止福音，监禁和杀害大量本土传道人，就没有1979年之后“十字架重新发光运动”；以此推论，如果没有天安门大屠杀所造成的国家恐怖和个人绝望，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中国信徒也不会如此年年递增，据说已达八千多万。
正写着这篇文章，电话响了，不是警察，是我书中的另一人物孙医生。他在缅甸佤邦，那儿正进行内战，许多人的头颅被砍掉，而他却参加国际救援组织，天天忙着救死扶伤。“老威，”他像几年前那样叫道，“这儿的可怕灾难都是若干年前毛泽东种下的恶果。您应该来写啊。”
“我的上帝！”我惊呼道，“孙医生您的确是我的上帝。没您的引路，就没《上帝是红色的》。可眼下，您离我太远了。”
“在往事中我们很近。”孙医生沉吟道。“是啊是啊，没有《上帝是红色的》，警察就不会千方百计找到我，关起门审讯我一周，逼我交待和你一起干了多少反革命勾当。我惊恐万分，一遍接一遍祷告，终于历经曲折，逃离游医十几年的云南山区。缅甸和云南相似，山脉是红色的，人的模样和人的贫穷也相似，而疾病和伤痕不分国界，所以我在这儿没错。替中共赎罪嘛，当年他们输出革命，现在我输出医药。”
“跟150多年前的西方传教士差不多。”
“差远了。他们不远万里，举目无亲，去语言不通的云南、贵州和四川干什么？水土不服，年纪轻轻就客死他乡，又为什么？那些穷山恶水，至今不通公路，甚至不通电话和电灯，可上帝的种子播进土里，生根发芽，已蔓延成望不透的森林。独裁政权一次次砍伐、焚烧、杀戮，上帝的种子却一次次破土，驱散人们的恐惧。”
我心潮起伏，却无言以对。孙医生挂断了电话。“他大概与我同龄，从未结过婚，孤身一人四处漂泊、行善，也算当代传教士了。”我想，“而现在不少西方人，也许其中有150多年前的传教士后代，去中国的目的，却是不惜一切赚钱，甚至为了赚钱而出卖祖先留下的属灵的价值观，同独裁政权同流合污。”
“东西方的传统标准不一样。”在雾霾笼罩的北京如鱼得水的一位欧洲汉学家如是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乃至上帝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