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国际妇女日」促请中国政府立即释放5名争取民权而分别在北京、广州、杭州三地被捕的女子:武嵘嵘、韦婷婷、李婷婷(麦子)、王曼、郑楚然(大兔)。她们计划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3月7日),组织反对性骚扰和推动妇女平等权益的「倡导公交性骚扰防治机制」活动,以「制止性骚扰,安全你我她」为标语主题,竟被中共当局提前拘押。这5位在押女权活动人士虽已各自委任律师,但已被拘留超过一个月。北京公安最近更向检方申请正式批准逮捕她们,罪名也从拘捕时的「寻衅滋事罪」改为申请批捕时的「聚众扰乱公众秩序罪」,对「首要分子」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
这次事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英国、美国及欧盟多名官员均强烈批评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恶行。近日宣告有意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社交媒体表示:「中国必须终止对女性活动家们的逮捕。这是不可原谅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呼吁中国释放这5位女权活动人士。英国外交部也对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国务卿克里更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就全球女性每日面对性骚扰或其他不公义的问题发声。我们强烈支持这些维权人士,为推进这些挑战性议题所作出的努力,我们相信中国政府也应支持她们,而非令她们噤声。」此皆自明之理,全球仗义执言。另有近50个来自世界各地团体联署签名声援,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5位女权活动人士,其中包括妇女团体、人权团体、工会、学者、学生及市民。部分香港民主派人士更加游行至中联办,递交签名,公开扬声,唤醒世人关注她们的处境。
令人至为瞩目的是,部分勇敢的中国公民这次终于站了起来。3月31日,1121位公民联署致函全国妇联、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斥公安在这次行动中作出多项违法行为。郑楚然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下,被口头告知要被刑拘,家属日后才收到拘留通知书。其余4位女士的家属,均未收到拘捕通知。李婷婷在警察未出示证件及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被带走,其住所也被违法搜查及扣押物品。韦婷婷及王曼也在没有合法手续下被限制自由。同时,民众也为她们的健康状况担心。王曼在看守所时由于疲劳讯问而心脏病发。武嵘嵘被带走之前身体状况极差,在看守所有持续一段时间睡在地板上。高度关注事件的民间NGO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负责人陆军仗义执言:「国内外人士认为,她们所做的事根本没有违法,更谈不上犯罪。所以北京警方的抓捕毫无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激起国内和国际对他们(公安)非常强烈的反对声浪,声援行动此起彼伏。」
综观全局,以下重点均值得关注。
一、滥捕尽显怯弱。中共现在打击民间活动的尺度,已经不问公民的具体诉求是否危及党政商的利益、权力、面子。昔日,赵连海谈结石宝宝,许志永讲财产公示,大家都认为这些说法影响了党国集团内部某些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都被整斗或被囚禁。今天,5位女权人士倡导「公交性骚扰防治机制」,呼吁「制止性骚扰,安全你我她」,究竟她们干犯了哪些既得利益者?难道共产党要沦落到去袒护变态色魔?
实情显然另有原因。现在共产党根本不论公民的具体诉求是甚么,只要发现有少数人,商讨协作,议题相同,分头行动,那么无论他们有无形成具体的NGO组织或团体,当局都会先下手为强,把他们关押起来,犯罪事实及刑事罪名也可以乱编胡诌,反正杀鸡儆猴,防微杜渐就是了。由此可见,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专政集团表现得完全没有自信,遑论三个自信,俨如惊弓之鸟,舞剑神经兮兮,令人领悟到这个政权就连自己都觉得已走入穷途末路,时日无多。痴汉亮剑,反反性侵,尽显怯弱,禽兽不如。
二、公民意识升温。这5名女子都相当年轻,标志着中国年轻世代的公民意识、学养、正气、勇气,正在逐渐升温。速度虽慢,进度犹存。例如李婷婷及郑楚然3年前就曾经在北京和广州组织过女权抗议活动,也参与过「占领男厕」示威活动,以抗议男女生厕所比例不公,并不时为两性平等问题发声。这些80后及90后年轻人,肩负起推动人权、自由、平等、公义社会的使命,为女性争取更平等的公共空间和公民权利。她们的关注议题相当广泛,涉及性别平等、就业权、受教育权、环境污染、公交反性骚扰等议题,言行一致,唤醒关注,贡献卓越。她们虽被无理拘禁,但却根本抵挡不住整体中国公民逐渐觉醒的现实潮流。
三、难破现有局限。时至今日,虽然少数中国知识人,例如刘晓波等人,能够把抗争高度拉拔到追求宪政民主的层次,并且为此理想付出相当沉重的个人代价,但是大部分中国公民维权运动都是坚持尽量不碰触中共一党专政的敏感地带,集中针对社会问题表象的不公不义。近日广东罗定及河源的反污染反雾霾示威如是,上述5位女权活动勇士的反性骚扰示威亦如是。
事实上,环境污染和性骚扰问题,一方面源自犯罪行为人本身的缺德败纪和泯灭良知,另一方面也源自执法机关的贪腐、共谋、无能、怠惰。要解决例如性骚扰或两性不平等社会问题,绝对不是单靠推广所谓爱与和平的公民教育就足够了,也不是单靠宣扬几套「防狼」勇武护身招式就足够了,更不是请大家遇见犯罪时立即报警就足够了,而是必须面对和解决整体性制度败坏和人心败坏这两大根本问题,亦即必须从变革政治及社会制度着手,终结一党专政,进而确立尊重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制度性保障,亦即宪政民主制度,继而再进一步,点滴渐进地缓解人心败坏恶疾,重建人际信任、尊重、互助、关怀。没有确实的制度性保障,任何改善人心败坏的计划,恐怕只会流于「少数好人好事」和「自我感觉良好」,而整个中国的荒唐和败坏现状依旧如昔。
另一方面,正因一党专政,党权大于人权,那么保护中国女性权益的人权诉求,也就被迫让位给摧毁民间维权组织的党国任务。放眼事实,公安无理拘禁女权活动参与者韦婷婷,盘问其个人财产及收入(跟犯罪行为构成要件根本毫无关联),以及她从事民间维权工作的心路历程(毕竟干党底事),还要求她写悔过书(违反无罪推定原则),更加一直监视及监听她和律师之间的会见谈话(违反刑事诉讼法),正是肇因于一党专制结构及严防民间挑战意识。女权活动人士满以为可以回避中共一党专政议题,躲进中共设好的鸟笼里面,集中探讨性骚扰和两性平权问题,帮得多少算多少,改得多少算多少。殊不知女权活动人士结聚讨论和联合行动本身,无论其诉求为何,已经不容于一党专制结构。她们从来都没有「聚众扰乱公众秩序」,只不过是「扰乱一党专政秩序」。光是这一点,已经令共产党和习近平头痛不已,感到「不安全」和「没自信」,继而亮剑挥剑,先下手为强。
循此以往,既不谈论又不反对「一党专政」的民间维权运动,究竟还能走多远?横竖都要冒着被拘捕的风险,为何不把抗争高度提升至「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宪政」的层次?不践踏中共的「敏感带」,但却妄想实现「维权路」,根本难有任何寸进。这是物理定律,也是历史教训。换言之,不走在「一带」之上,根本就没有「一路」。这是中国公民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现在正是时候让大家重新思考,究竟彼此需要一个甚么样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重新定位抗争的对象和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