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日，我國出版界前輩九十六歲曾彥修去世，其送別會卻被警方干預，一波三折。
一本神書結奇緣
二○一一年初，我收到贈書啟事電郵，以為文學青年所為，隨手回覆住址，後來竟收到人民出版社老幹部處寄來的《天堂往事略》，裝幀考究卻無書號的非正式出版物，喜出望外。該出版社前社長曾彥修退休後深入研究蘇聯史，探究意識形態源頭，揭示其思想專制和司法混亂及崩潰原因，五百頁煌煌巨著，使從小受馬列主義教育的我茅塞頓開，欲罷不能。時值全國「兩會」期間，我被監視居住，該書遺失在派出所，未讀完，成為我的一塊心病。
今年一月十七日，紫陽十周年祭日，杜導正到趙宅留言：「紫陽同志：我代表曾彥修、何方等看你來了！他們都很想今日來祭你，卻在病中，來不了。我們這些老黨員期待習近平以反貪的氣概和大無畏的精神，處理好『六四』事件……」我終於得到曾老蹤跡而大喜，欲擇機拜訪。
送別曾老一波三折
三月四日，見黃一龍（四川反右受難者）電郵曾彥修訃告：「他在反右中為保護無辜同事，把自己劃成右派分子，苦海二十年，冷對強權，熱掖後進，令人難忘。」我悲痛抱憾與其失之交臂，又知他是右派而更難過。
三七年，十八歲曾彥修奔赴延安，任職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四九年任中共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南方日報社長。五四年調北京任職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一九七八年轉正，八三年退休。古稀之年成為研究蘇聯崩潰歷史的學者，一生波瀾起伏。兒子曾小涼說：「父親生前說，不搞送別，但社裡剛開會，可簡單送別，六日在協和醫院。」
六日獲悉，送別在九日八時半協和醫院外科地下室，要我帶身份證，供警方檢查。七日接短信：「十日可去曾家弔唁」，我請求確認九日送別事宜，未回覆。八日電話問曾老的馬秘書，他要了我身份證號而向警方爭取。
趕上全國「兩會」我被非法監視居住，出門要報批。我對派出所長說：「五日周總理誕辰紀念聚會，被禁出門，請務必讓我送別曾老。」他答應匯報爭取，一小時後海澱區公安局批准，將由三警員監控前往。晚上接馬秘書短信：「家人送別已超二十人，單位只我一人代表，你不能參加。」據悉因他是「老右派和異見分子」，只許家屬送別。
九日零時，我到小區大門口找中巴車上警員，要其六時叫我。剛出家門，警員從黑暗中衝出，問我要去哪？車已停在我家門口，三警員嚴陣以待。七時半，從航天橋驅車至東單十二公里需二十分鐘，警員以「上班高峰堵車」為由，繞道三環和環路，八時四十分抵協和醫院。馬秘書電話告知我未獲警方批准而進不去。
車駛入地下車庫，我從電梯上樓，再轉電梯到外科地下告別室，大門緊閉。問馬秘書得知臨時改在高幹區送別。我飛奔至馬路對面的高幹區，門衛拒開門，要我向南繞行，進西門（不存在），我兜大圈一千五百米至北門的太平間（其實門衛向北至太平間僅一百米），裡面衝出三人阻攔。我說送別曾彥修，兩位藍制服者拿出二十二人名單，沒有我。一位便衣說：「曾彥修是正部級，不是誰都能來送別的。」我拿出原在國務院的工作證說：「我送別的正部級多了，未見送別要級別，要報批？」他改口：「這是高幹區，進門要辦手續。」我要辦手續，卻沒傳達室。我抗議：不讓送別，天下奇聞！
當日降溫為零下六度，北風呼嘯，寒氣逼人。我胸戴白花，悲憤不願離去。
十時靈車駛出，被我攔下，鞠躬致敬。馬秘書和曾家子女等十人見我被攔挨凍而致歉。我說：「曾老揭示蘇聯的專制暴政，去世又見證我國警察治國，鬧喪攪局的荒誕和邪惡，如出一轍。」我因一路奔跑，汗水濕透內衣而不覺，回家路上，凍得澈骨而發抖，次日感冒發燒。
十三日，三警員監控送我到林萃公寓曾家弔唁，門口有習近平、劉雲山、劉奇葆、趙樂際、喬石、朱鎔基、溫家寶、曾慶紅、田紀雲和各界人士送的數十花圈。輓聯有「學者思想大家盡瘁文化事業，編輯出版巨擎堪稱一代典範」。陸定一在八二年七十六歲手書《于謙：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馬秘書贈送蓋有曾老印章的《天堂往事略》，我如獲至寶。旁邊幾位學者說在網上看過我的冤案文章關心我，使我感動。
曾彥修長女說，父親在高幹區去世，卻被安排在外科地下普通區告別室；日前得知中央領導送花圈，臨時被送回到高幹區。
曾老被官方譽為「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送別會卻被警方打壓，如臨大敵。九十二歲杜導正和王春瑜等耄耋老人及各界人士只好前往郊外林萃公寓曾家弔唁，數日達兩百人。
揭秘蘇聯神話
歷經迫害的曾老寫道：「如果不去認識日丹諾夫、維辛斯基究竟做了什麼，只從蘇共黨史《簡明教程》中去體認，就永遠會是神話。」
曾老遺著《天堂往事略》細述前後兩任蘇聯二號人物日丹諾夫和蘇斯洛夫的四十三年，如何為「最高權力者需要什麼，就會造出什麼來」，管制人們的思想、言論，甚至發動各種政治運動打擊異己；「肅反、戰爭和經濟等問題」，總結蘇聯潰敗的根本原因：「政酷民貧」。
時隔四年，我又在「兩會」失去自由時，捧起《天堂往事略》，殘酷的現實均能在書中見到影子和答案。
書第十節《斯大林通過維辛斯基建立的殺人不要任何證據的「法學」理論》：「法律只為『階級鬥爭』服務，殺人可以不要任何『證據』，告密與證詞就是判刑『證據』；法官是憑『意識形態』和『辯證法』判案，還可『改正法律的適用』。維氏『法學』加上日丹諾夫『意識形態學』，為斯大林的專制暴政推波助瀾，『逼供信』造成的冤假錯案在蘇聯泛濫。」（于浩成參與寫作討論）
回首三十五年前，我上北大法律系，維氏法學是我國法學基礎理論的組成部分。八四至九四年我在中南海從事立法工作，因支持中共上海《文匯報》黨委書記兼總編搞好中共「十四大」宣傳而給其看了相關文件，卻被其盜印並向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栽贓陷害，法學家江平律師為我做無罪辯護，法官以偽證判我「泄密罪」冤獄三年，該報團夥作案人卻都被提升，黨的喉舌竟成黨的殺手。此案至今黑幕重重，沉冤二十二年，求告無門，成為我國眾多冤案中的一個，司法人員違法辦案，十分普遍。
我國歷經「鎮反」、「反右」、「文革」等運動，冤假錯案積重難返。胡耀邦總書記力排眾議，為三百萬件冤假錯案平反昭雪，使瀕臨崩潰的黨和政府重現生機。然好景不長，自八七年後開明的胡趙被罷黜，近二十五年來，我國政改停滯，官場腐敗，司法黑暗，視民如草芥。每逢「兩會」、清明、國慶等敏感日，警員上崗監控，以對敵鬥爭的方式打壓訪民、異見知識分子，與前蘇聯的法制為「階級鬥爭」和「統治階級」服務，維護權貴利益集團，一脈相承。
曾老指出：「蘇聯和中國兩大黨大國，意識形態和體制相通，蘇聯對中國的影響滲透到許多人的血脈和骨髓，不是輕易可逆轉的。蘇聯的垮台，就垮台在老百姓沒有安全感，所以宣佈蘇聯結束時，沒人出來反對。如果人們沒有安全感，生活在恐怖氣氛中，是最可怕的。我國的公安部門、情報部門，不能用恐怖主義來嚇老百姓，來對待一切人，這種統治長不了。蘇聯的歷史經驗，最重要的就是這一條！」
曾老的離世引起各界關注。但願曾老傾注生命餘暉寫就的醒世之作，能使我黨以史為鑒、以民為本、依法治國，將中國引向民主法治的國泰民安之路。
作者是原國務院辦公廳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