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只小鸟在笼子当中生活久了，便以为笼子当中的天地是整个的天空。
不是每一只小鸟都热爱自由，笼子的小鸟更热爱主人每天喂给它的食物。
我很喜欢李宗盛作词曲、赵传唱的那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是的，最后一句歌词的问题，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无法逃避的选择。
我先后写过两篇文章与鄢烈山先生商榷，鄢烈山似乎是一个愿意接纳不同观点的文人，他自己说过：“写作的时候不能居高临下，你没有精英意识，不自以为道德上高人一等、智力上高人一等，就会有一种宽容心，允许别人跟你争论。”然而，遗憾的是，当我提出与他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他却像泼妇骂街一样，在网上贴出帖子来辱骂我，甚至威胁将我告上法庭。文人言行不一，莫过于此。
本来，我不打算再与这种刚愎自用的人物争论，但当我看到其在网上发表的《中国近十年来时评发展状况》的时候，禁不住再次撰文驳斥之。我与之从无私人恩怨，我所驳斥的是其荒谬绝伦的观点。所谓“十年来时评发展状况”，说白了，乃是十年来鄢氏由一名“为民请命的书生”蜕变为“权势阶级的帮闲”的过程。
鄢烈山在这篇演讲中首先提出“出版自由论”。当然，他也承认现在出书不容易，但他又强调指出，至少翻译的书在中国都可以自由出版：“翻译的书是非常开放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翻译出来影响了我们的学者。基本上，不是那种直接反共的，你想翻什么就翻什么，没有人说你搞自由化。”确实，近年来中国翻译出版了若干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从柏克、阿克顿到哈耶克、波普，自由主义的思想逐渐普及。这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版社和出版商受商业利益的诱惑，有时候宁愿冒一点风险出版此类受读者欢迎的书籍。但是，即便是翻译作品的出版，在中国仍然存在着重重的限制，并不存在鄢烈山所说的那种“开放”。
就在鄢烈山的同一篇文章中，便提及了波兰著名异议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再一个榜样就是《通往公民社会》的作者，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他是团结工会的精神领袖，一直在争取人权、争取自由、争取民主。”鄢烈山不通英文，更不懂波兰文，他所阅读的米奇尼克的文字，多半来自民间偷偷印刷的《通往公民社会》一书。该书是北京的几位知识分子冒着相当风险、自费印刷并在同仁当中传阅的。这本书稿翻译完成之后，根本找不到一个出版社愿意出版。既然鄢先生手头上有这本“非法出版物”，又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声称只要是翻译的作品便可以畅通无阻地出版呢？
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不能公开出版的翻译作品数目多如牛毛，中宣部的黑名单上可谓密密麻麻。比如，捷克前总统、人权活动家哈维尔的作品，中宣部便规定任何出版社不得出版之。对于出版方面的控制，除了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之外，公安部、安全部也介入其中，甚至不惜使用恐怖手段阻挠一些翻译作品的出版。前些年一位书商试图出版《哈维尔文集》，结果安全部的特务一直追踪到内蒙古的某出版社，上门恐吓该出版社的编辑，使得该书的出版计划流产。再比如，虽然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出版了，但其中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章节被粗暴腰斩，该书只能以残缺不全的方式与中国读者见面。这些情形，鄢烈山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什么他还要故意说谎呢？为什么他还要为当局涂脂抹粉呢？
为了论证当下的“自由”，鄢烈山不惜否定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成就。鄢烈山的看法是，胡温确实有新政，今日之胡温，优于昔日之胡赵；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昔日之胡赵，有政治改革的理想，今日之胡温，则是僵化平庸之人。鄢烈山歪曲事实，以否定八十年代的胡赵来谄媚“今上”，其目的昭然若揭。八十年代虽然有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但整体而言，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努力下，那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堪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开明和最活跃的时期。八十年代有《走向未来丛书》，有风靡一时的报告文学，有气势磅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而九十年代至今，或者以鄢烈山盛赞的“十年时评”而论，究竟有哪些值得称道的力作呢？鄢烈山时不时地引用胡温的讲话和“汪洋书记的精神”而撰写的“时评”，究竟有多少“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呢？其言论开放的尺度能够与八十年代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刘宾雁、包遵信、苏晓康、戴晴等人相提并论吗？以央视耗费巨资拍摄的《大国崛起》而论，其思想的开放程度，能够与当年的《河殇》相媲美吗？我最近查阅了八十年代的《文汇》月刊，不禁对当时知识分子思想和言论的超前性叹为观止，今天中国哪一本刊物具有《文汇》的锐气与厚度呢？
在这篇演讲中，鄢烈山再次打出他的“盛世论”的旗帜来，与他昔日声称“今天是中国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代”的说法相映成趣。他认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盛世’，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中国两千多年来三个盛世，一个是文景之治，一个是贞观之治，还有康乾盛世，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如此。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也不打仗，肯定比前三个盛世都要超过。”这种观点，几乎与中宣部同调了——共产党让你们吃得饱、穿得暖、不打仗，你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鄢同志可以由此申请“五个一工程”的奖励了，中宣部高兴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封杀”此种言论呢？
文革结束之后三十多年来，中国无疑有了相当的改变和进步，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全球民主化的大潮，使得中共的统治方式再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暴虐与专横。但是，即便以中国古代“盛世”的标准来看，今天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也远非“盛世”。以文景之治而论，史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以贞观之治而论，当时社会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年之内全国仅有六人被处死刑。今天中国的死刑人数居全球之冠，具体数字乃是“国家机密”，始终秘而不宣。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中国每年处死刑的人数超过数千人，占全世界死刑人数的九成以上。这样的社会配称之为“盛世”吗？从贞观到开元、天宝，堪称大唐盛世，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中描绘了这个太平盛世的景象，其二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由此可见，“盛世”不仅是财富的积累，而且是人民知道礼节、社会安定祥和。今天的中国人心败坏、谎言弥漫、骗子成堆、道德沦丧、暴力充斥、环境恶化，何来“盛世”之美誉？
我想，山西黑窑中的奴隶童工不会认为今天是“盛世”，克拉玛依被大火烧死的孩子们不会认为今天是“盛世”，我去过的北京南站上访村沉冤难雪的访民们不会认为今天是“盛世”，狱中的胡佳和他被幽禁在家中的妻子以及刚刚出生的孩子也不会认为今天是“盛世”。鄢烈山个人当然可以认为现在是“盛世”，这是他本人的真实感受，这也是他的言论自由。但是，认为今天的中国不是“盛世”，是我和更多的中国同胞的真实感受；批评鄢烈山的“盛世论”，同样是我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鄢烈山将所有对他的批评都视之为“偏激”，其实“偏狭”的恰恰是他本人。
提及“盛世论”，鄢烈山不得不提到他写过的一篇《对杨秀英们讲实话》。甘肃农家女孩杨秀英不能上高中，变愤而跳崖自杀，鄢烈山冷酷地嘲讽说：“如果说不能上高中你就去跳崖，当然这里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至少是不理智的。”他建议女孩应当出去打工，不应当责怪父母和政府，政府让你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无法苟同这种冷酷无情的评论，更不能接受他故意掩盖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孩子的不公正，便撰文对其进行批评。鄢烈山在此回应说：“后来余杰他们写文章说我是共产党的帮凶，我觉得这种说法就不是客观的态度，官方有些事情你是应该批评的，但不是无条件去指责。”换言之，他认为农民就是贱民，农民就是应当安于现状，政府对农民够仁慈的了，所以不能对政府“无条件去指责”。在此事件中，他不认为政府负有什么责任，而只认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心理素质差”。当然，鄢烈山的孩子是要每年耗资数十万元送到英国去上贵族学校的，而甘肃农家的孩子就是缺几百元不能上学，就应当去沿海打工甚至卖身。此种差异乃是天经地义的。
其实，我对鄢烈山的批评已经够温和的了，他却还嫌我“不客观”。好在网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网友们的评论便很能说明问题。在“关天茶舍”论坛上，网友们纷纷在鄢大师的文章背后跟帖，其中有几条是这样写的：
“鄢烈山先生只会强调政府的难处，却看不到下层民众的被歧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御用文人’？”
“事实证明，城市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农民阶级面前，是很虚伪和有着极大的局限性的。我只想请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要厚着脸皮代表农民阶级。”
“屁股决定脑袋，鄢烈山只是在少数人的立场说话。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他是不关心的。”
“鄢烈山其实就在为毛主子的等级隔离主义提供自由主义面孔的理论支援。他是打着白旗保红旗。”
“鄢烈山混到今天这个地位也不容易，何必一再越步，让网友们看清御用本质？？？遗憾！”
“同为杨英芳事件撰文，我们不妨比较一下鄢烈山和余杰的这两篇文章。当然，余杰的愤怒对改变现状或许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至少表现出一个作家的良知。”
“谁能告诉我鄢烈山和何祚庥有何区别？一丘之貉！！！殊途同归！！！”
“何况他对造成农民阶级儿女被剥夺平等教育权的等级隔离主义几乎是一声和吭。因为只要对照另外一个等级，我们就发现共产党对人的是有区别的——他们对城镇阶级的学生还是不错的。”
“亏鄢烈山也是农民阶级家庭出身！眼看他要如此一步步背叛自己所出生的那个贱民家庭，怎不让人心碎！”
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时刻警醒自己说：不要将读者当成是傻瓜，读者当中有很多聪明人，他们能够从你的字里行间之中，读出你的心灵的轨迹来。曾经颇受读者尊重的鄢烈山，如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唾弃，是读者变了，还是他本人变了？我建议，他真该停下来好好反思一下了。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今天中国的知识阶层也正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鄢烈山的变化，为我们透视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样本。
——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