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清华附中是“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最初发源地，作者通过调查、采访当年曾亲历过“文革”的清华附中老师、学生，借以还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及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生活体验，同时也希望当年的亲历者们能够坦陈自己的人生故事，给予后人以启示意义。
—马 萧
受 访 人：甘铁生
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访时间：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６日
受访人简介：甘铁生：出生于１９４６年，北京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革”时期就读于清华附中。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
甘铁生（以下简称“甘”）：我的父亲是台湾人，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来在军阀齐燮元的部队里担任日文翻译官。中日战争期间，齐燮元的部队投靠了亲日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父亲因为在齐的部队里工作，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汉奸”。而我的母亲出生在老北平，毕业于当时的燕京大学音乐系。
1947年，已被民国政府收编的父亲，深感留在大陆已无前途可言，于是借口回台湾探望年迈的祖父祖母，只身返台。临行前，父亲说将来接我们全家迁往台湾，但后来由于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两岸从此隔绝。父亲和我们从此便音讯全无。父亲回台湾前，已经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
谈到我的家庭背景，我想不能不谈及到我的外祖父，外祖父叫甘云鹏，清朝的末代进士，１９０６年被清廷派往日本，入读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制以及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历史。１９０８年回国，曾经在清朝政府担任度支部（财政部）主事等职务，还被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聘请，讲授经学。民国初年，外祖父又先后担任吉林国税厅厅长，山西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清理官产处处长等职。１９１７年，外祖父因对当时的政局颇感失望，告老还家，隐居在北京的私人寓所“息园”，在此闭门读书著述，“息园”的藏书量达２０万册。１９１８年，外祖父再次被选入国会众议院，１９２１年以后，外祖父彻底离开政坛，此后一直闭门专事撰著考据工作，直至１９４１年去世。１９４９年以后，由于外祖父曾经从事过“封建官僚”一类的工作，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被归列为残渣余孽的范畴，而我的外祖母等一干亲人自然就属于“封建遗老遗少”一类的人物了。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共产党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摧毁，现在讨论最多的是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建政后对城市资本家和农村地主阶层的消灭，其实还有一个大的社会阶层被忽略了，这就是传统的士绅阶层，就是像我外祖父这一类人。外祖父属于那种传统的知识份子，注重修身、养性，一生钟爱读书、藏书、著书立说，家风、门风极严，对家人和子女的要求非常高。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见我们家桌上总是摆放着一本《甘氏家训》，这还是外公的父亲甘树椿留下来的家族遗训，以此训诫他的后人们。而这一传统的士绅阶层在１９４９年以后被当作“封建残余势力”一并被铲除了，实际上，这一士绅文化传统承袭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内涵，并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但现在的知识界并没有对这一社会阶层的消亡引起足够的思考。
因此，无论是从我父亲那里，还是我母亲那里，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我的家庭出身都是不光彩的，父亲属于“反动军官”，而母亲则是“封建遗少”的典型人物。１９４９年以后，共产党在核查家庭成份时，母亲在她的家庭背景一栏内写了个“离异”，相当于和父亲划清了界限。后来，母亲的成份被定为“职员”，意思是生活在城市、有文化的小知识份子，结合母亲的实际家庭情况，用共产党的话说，相当于她的家庭历史有问题，但没有历史罪恶和犯下血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马：您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能被发动起来，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甘：１９６６年，“文革”发动时，我就读于清华附中高三６３２班，我想从学生和学校教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够首先在青年学生中被煽动起来，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七年间长期一贯的“政治洗脑”的教育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自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建政以来，学校始终贯穿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主线，始终向学生灌输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忠诚，完全摒弃了自“五四”运动以来被中国知识界所推崇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现代教育理念。
就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初期，我们学校的校长万邦儒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现在看来，实在是一桩“冤案”。在我看来，万邦儒校长在教学实践和个人的政治倾向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左”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政治上始终是忠诚于共产党的，他也一直在学校的教学上贯彻党的阶级教育路线。我记得刚刚进入清华附中时，万邦儒校长便在清华大礼堂迎接新生的全校师生大会上，专门谈到基层党组织就是党在基层的化身，谈到“反右”运动的经验教训，他强调基层的共产党组织是不能反对的；他谈到学生的“家庭出身”、要求学生“又红又专”等问题时，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的是比我们高两届的一位高中毕业生，叫张明。记得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学生，上课总是玩，考试起来却总是得最高分，高考又得了高分，但却没有被录取，各个大学都不接收他，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跑到台湾去了，把他放在他叔叔——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寄养。你们想想，一个“反动”家庭出身的人，想上“无产阶级”的大学，怎么可能？因为他走的是“白专”的道路，所以学习成绩再好也没有用。他不懂这个，竟然还跑到高教部去闹事（甘：实际上是去讨说法），结果被扣在那里。然后高教部通知我们学校去把他接回来，接回来又扣在学校里，最后被警察当作“反动”学生抓走。
１９６２年，张明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１９７８年才获得“平反”，被劳改了１６年！回到北京之后，他被留在清华附中任教，并且也成为了一名作家。当时，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因此我对万邦儒校长的这番话记忆尤其深刻。一直以来，万邦儒校长对学生的教育实行的是严格的所谓“阶级路线”教育，教导学生“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要求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要“自觉革命，认识家庭，进而背叛家庭”，要以“革命接班人”的所谓“五条标准”去改造自己。
如果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来看，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七年，整个六亿中国人其实都生活在这种意识形态熏陶之下，这十七年间，各种政治运动，从所谓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到1957年“反右”，到１９５８年的“三面红旗”，再到所谓的“四清”运动，中国社会已经被这些严酷的政治运动整得诚惶诚恐，服服帖帖，谁稍有不同意见，立刻便会遭到整肃，因此，共产党的权威已经再没有人敢去质疑，更谈不上公开反对，在青少年学生中尤其是如此，通过日复一日的“洗脑教育”，对共产党的忠诚以及共产主义信仰在我们内心之中早已扎下了根。
记得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同班级的一些小朋友在北海公园玩“捉迷藏”的游戏，突然发现一位中年男子，那形像跟电影中塑造的国民党“特务”很像，于是我们也不“捉迷藏”了，几个小孩子偷偷商量着跟踪他，看这位“狗特务”要跟什么人接头，要搞什么破坏活动，还煞有其事地让一位同学赶紧去公园的派出所报案，我们认认真真地尾随那位中年男子，跟踪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摆脱我们为止。
现在听上去似乎有点荒诞不经，但我相信，这种“抓特务”的真实故事绝对不止发生在我们几个小学生身上。那时，我们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在《中国少年队队歌》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种革命教条的从小灌输使我们对陌生人保持异常警觉的态度。等到了清华附中上高中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在一次谈自己学习“两论”（即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说：“当我们党有一个战斗指令发出时，你没权力问：为什么要发这个指令？你只有这样的义务：党的号召犹如一道考试题，你只有埋头作答，得出符合党的要求的结果！难道在党的号召面前，还容你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吗？”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他特别有思想，有见识。
在“文革”前的一段时间，不时有“党内修正主义势力”、“资本主义试图复辟”、“有人架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此类传闻被流传出来，这些小道消息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显然是从他们的父母和社会关系处得知的这些内部消息。他们在酝酿成立红卫兵前，听到这些消息个个都是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有的同学甚至还抱头痛哭，血管里的血液都恨得痒痒的，因为受这十七年以来效忠于毛主席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洗脑”教育的熏陶，这些内部消息不吝于一记晴天霹雳，在干部子女年轻单纯的头脑里炸开了花。
所以，当１９６６年共产党的最高层发动“文革”，没人觉得荒唐，也不可能以为它违背生活常识，因为社会基础已经扎扎实实地打牢了！充其量是不懂。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学生们中间。具体针对清华附中而言，我就属于不懂的。只是在当时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学校本身的教学，还是万邦儒校长，抑或是我们６３２班的班主任，他们都在一如既往地在强调“阶级路线”的教育，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修正主义的了？这让我感到特别奇怪。
马：请谈一谈这种所谓的“亲不亲，阶级分”、“革命就是和一切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教育对您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
甘：在我１５岁以前，也就是上小学、初中的那段日子，我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政治”，因为年龄小，当时的小学、初中的学校也没有强调学生要“认识家庭”，有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询问家庭出身或者填写什么表格之类的事情，我都是拿回家让母亲填写。结合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我自己的家庭出身，我只是感到很迷茫和沮丧，在潜意识里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本能地感到羞愧，但并没有上升到社会学和政治层面的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期间，我家里发生了几件事情，都和家庭成份或多或少有些关联，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有所触动，虽然当时我的年纪还小。一件事情是我的姨父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份子”。姨父是一位小学教员，１９５７年，共产党号召知识份子起来提意见，“帮党整风”，姨父其实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小知识份子，他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就他所在的学校丢失财物的问题向学校领导提意见，结果，姨父因为这件事情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场去劳动改造。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我哥哥身上。一天深夜，警察把我哥哥抓走了，当时，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原因，当时我哥哥大概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他在一家工厂上班。事后，我们才知道是哥哥和同事聊天时谈到父亲的情况，我哥哥告诉同事，说我父亲在台湾。那人接下来问了一句：那你可见不着父亲吧。我哥哥接下话茬，说了句：这是早晚的事。本来这是一句随大流的话，但这句话传来传去，到最后演绎成我哥哥期盼父亲带着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哥哥遭到逮捕，虽然后来经过努力澄清，没多久他就被释放了，但他从此在工厂再也抬不起头来，而家里人受此事的影响，都吓得战战兢兢，深感周围危机四伏。
１９６3年我上考入清华附中后，“政治”才开始逐渐地渗透到我的头脑中。作为北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清华附中始终强调所谓“家庭出身”的政治教育，学校经常开大会，万邦儒校长作报告时都会强调学校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教育，告诫学生不能走“白专”的道路。他说，“只专不红”是一条危险的死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而每逢召开这种大会，学校都会请一些苦大仇深的典型人物来向学生们控诉血泪家史，借此提高学生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这种报告的场面不时会被一些激昂的口号所打断，并进而推向更激昂的高潮。每次大会结束后，各个班级都会布置些讨论会，要求学生写“心得体会”或“思想汇报”，写得好的，老师就会当众公开宣读、表扬、鼓励，并动员全体学生向他（她）学习。
这种精神氛围对我个人成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完全是极端真诚的信奉共产党所说的一切。首先，这在我的脑海中确立了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认为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大救星，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理论就是真理，共产主义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等到这个方向确定下来以后，我要做的，就是要顺应历史，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不能再像小学、初中那样浑浑噩噩，继续虚度光阴，必须积极争取“进步”、“向党组织靠拢”，因此，我必须认识我的家庭，背叛亲情，和亲人划清界限，彻底与旧家庭决裂。
但是，这个“认识家庭”、“脱胎换骨”的过程并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在学校，争取进步的标志是要入团、入党，和其他同学一样，我也向班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班团支部委派一位同学作我的介绍人，我每一周都要写一份“思想汇报”，谈心得、体会，以此向党、团组织表明我认识家庭、靠拢组织的心路历程。这些所谓的“思想汇报”，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甚至是违反基本人伦和常识的，但在当时，却都是我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自我反省，主要内容是批判、检举、揭发我的母亲和我的整个家庭。即便如此，班团支部对我的“思想汇报”总是不满意，理由是“自觉革命是无止境的”，因此对于认识家庭的自我反思永远不会有尽头。
除了积极争取“入团”，写“思想汇报”这一关不容易过，甚至是永远也过不了而外，在日常生活层面，争取进步的难度就更大了，连我自己都感到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那些“落后”思想简直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我举个例子吧，有一天，我在麦田边的水渠旁阅读课外书籍，这是一本反映５０年代大学生活的小说。正看着，班主任老师走过来，问我：看什么书？在我心目中，她始终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一直倍受我的尊敬。我告诉她是什么书。于是，她又问了问我对这本书的观感，接着又仿佛若无其事的问了问我的家庭状况，我下意识地向她介绍了和我朝夕相处的几位亲人，在那个交流的瞬间，我并没有将她提的这个问题当作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谁知到了第二天，班主任老师就在班上不点名地公开批评我，说：班上有人爱抱着大部头的小说看，若是一个人连自己的家庭影响都不会分析、批判和抵制的话，小说中的封、资、修毒素就会和他的心灵遥相呼应起来。一番高论，掷地有声，针针见血，她把小说阅读和认识家庭富有哲理地连在一起教诲，短短几句话就把我对文学作品那种崇拜情绪彻底一扫而光，让我当场瞠目结舌，呆若木鸡。是啊，如果我对自己的家庭背景都如此缺乏警惕性，又怎么能够去辨别小说和社会上的封资修的毒素呢！还有更可怕的，她只是利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便试探出我的无产阶级嗅觉是如此迟钝！而那些还没有被她发现的呢？在她不在场的时候呢？想必我头脑中的“落后”思想是数不胜数呀！如此没有阶级觉悟，还争取“脱胎换骨”呢，想的这里，我真的被我的愚钝吓出了一身冷汗，是呀，我深感自己头脑中少了一根弦，太缺乏阶级警惕性了。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对于我们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来说，首先是要认识家庭。认识家庭，除了从家人口中去挖掘家庭过去的历史，还必须从家中的一草一木、一坛一缸中来得到证实。其实，那时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外祖父生前的藏书、生活器皿等，卖的卖了，毁得毁了。不过，相册还保留在那里，它是３０代年的东西，我趁家人都在上班，外婆睡午觉的机会，翻开抽屉搜索那些相册：我那个“反动军官”的父亲身着军装，腰间挎着一把大洋刀，威风凛凛地骑在高头大马上，气度不凡地平视荒野的地方。就这么一张照片，足以证明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如果照片上的这个人哪一天真带着国民党的军队反攻大陆，怎么办？还有我的外祖父和母亲等家人的照片，其中有参加宴会的，有举办沙龙的，有旅游、游泳的，等等，显然，照片中的人们活得都挺滋润，散发出浓浓地封建士大夫的老朽遗风和资产阶级的奢靡气息，哪里有一点无产阶级艰苦朴素作风的影子？我当时就想，这些照片都和我母亲那个“职员”的家庭出身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嘛。
于是，我开始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挖空心思编写“思想汇报”，但总是得不到班主任、团支部的肯定，过不了关，等到这些在我眼里有着重大历史问题的事情都“汇报”完了，我的想像力也就彻底枯竭了，但“思想汇报”还得继续，你必须把自己的心窝不断地往外掏啊掏啊，并且永远没有尽头。到最后，我甚至将母亲爱描眉、爱擦雪花膏，每天上班前总要擦一遍皮鞋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在我眼里，这也应该算是和资产阶级小姐的生活态度沾点边吧。这还不行，我又回忆出一件事情：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曾经养了几只母鸡，每当母鸡下完蛋后，她都会旋风般地冲进鸡窝，抓起尚有余热的鸡蛋对着镜子往自己脸上有皱纹的地方抹擦，母亲说这样可以熨平脸上的纹理。
像这种揭发亲人的事情在同学们中间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它是一个普遍的认识家庭的过程，有一位同学翻出了父亲的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内战连绵，妻小无以为炊，无奈翻箱倒柜，变卖大衣一件。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在大肆攻击伟大的“解放战争”吗？
回忆这些往事令人十分痛苦，现在回过头去看，觉得这像是在说一些荒谬绝伦的笑话，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无法理喻，但在当时那种“政治洗脑”的条件下，一切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对校党委、老师的话完全是深信不疑的，而他们认为自己对学生也是认真负责的。像对我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只有真正“认识了家庭”，才能拥有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生，革命的人生，否则，就是没有灵魂的人，变成一具空洞的行尸走肉，那么，整个生命从此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像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所承受的思想压力实际上比那些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子女要大上千百倍。他们已经走在革命队伍中等待“接班”了，而我们却还背负着家庭出身的原罪，还必须通过自觉革命，认识家庭，进而背叛家庭的不懈努力，才能拿到一张革命队伍的入场券。
每一次将这样的“思想汇报”递交上去，都希望能听到肯定的、表扬的声音，但事实上，表扬的声音在“自觉革命”的认识征途中犹如春天的甘霖一样吝啬。后来，班里还专门就这个问题开会专题讨论“自觉革命和认识家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了批判，“认识家庭的目的怎么能急于受到表扬呢？自觉革命的目的也太不明确了！太功利了！”这个结论一下来，大家都不敢吭声了，如果谁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对家庭的认识已经清楚了，说“自觉革命”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这恰好证明你和“自觉革命还有距离”！辩证法就是这么神奇。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将一份“思想汇报”的材料交给班主任的时候，她眼神中那种冷漠和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没有支持，没有同情，没有惊讶，更谈不上信任和表扬，她只是冷冰冰地看着我，仿佛我是她捕蝇器里又一只死不足惜的苍蝇，而这是当时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学校生活的大致缩影。
显然，争取进步的表现不仅仅体现在“思想汇报”上，还必须落实在行动上，根据当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１９６４年秋收的时候，我们全校师生都下到农村去“支农”，这也是惯例，全校师生都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意气风发地步行到郊区的“人民公社”，并且越接近目的地大家心里就越激情澎湃，我在初中时最喜欢这种和大自然、和农村融为一体的感觉，但这一次“支农”的心态却完全不同，我不得不开始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对待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
等到达目的地后，站在泥泞道路两旁的贫下中农们咧开黄板牙、舒展着布满皱纹的黑脸傻呵呵的笑着，拍着粗糙的大手掌欢迎我们，在一个院子的空地上，生产队队长扯着嗓子吼话，仿佛不如此粗旷便表现不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你们来俺们这里接受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的三大革命的锻炼，俺们全体贫下中农表示热烈的欢迎！”接下来，又是一通“阶级斗争”的教育，然后就是开“斗争会”，村里的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齐刷刷地排成一排，他们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寒酸的倒霉味，穿着乞丐般的破败衣服，个个蔫头耷脑的站在那里，听任革命群众们的揭批，还有一些贫下中农们在那个用破沙篙、脚手板拼凑起来的批斗台上哭诉自己的苦难家史，为“斗争会”添油加醋。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些学生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这些“黑五类”们竟然如朽木般无动于衷，我们中一些阶级感情强烈的同学甚至还跳上台去揪打那些“黑五类”份子，每逢这个时候，台上台下就会吼成一片，而这些被挨打的“黑五类”份子，依然无动于衷，仿佛站在那里的不是人，而是一段毫无生命力的朽木。我站在批斗台下，一边喊着口号，努力表现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边却心惊肉跳地感受着这种恐怖的斗争场面，仿佛那些被赶上台接受批斗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这种社会气氛越接近“文革”就越狂热，在学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东西，是功课以外的内容。这段时间，“脱胎换骨”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压力——能否进入大学不再是根据你的学习成绩，而在于你的政治表现，如果你没有什么出彩的政治表现，那么，“家庭出身”就是你唯一的高考入场券。因此，学校和班上对“认识家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弄得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无所适从，最后，我们被称之为“狗崽子”，毫无例外地成为“文革”中“走资派”天然的社会基础，就这样，鬼使神差的把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和学校的校长、班主任、老师们归属在同一个阶级阵营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荒唐滑稽的事情。（未完待续）
作者注：因年代久远，口述者可能在记忆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或模糊，敬请当年的“文革”亲历者或参与者提出补充、修正以及各种反馈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