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改革”、“法治”、“反腐”之后，“大统战”成了习近平时代新的关键词。上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高调推出“大统一战线”战略，主张以党外知识分子尤其以留学人员、新媒体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重点统战对象，与他们“联谊交友，寻求最大公约数”。各级统战部门纷纷向党外知识分子伸出橄榄枝，统战“大跃进”热火朝天。
但矛盾的是，就在统战会议召开前不足一个月，即4月24日，媒体曝光传知行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和行政主管何正军被移送审查起诉。统战会议召开前两天，即5月16日，媒体又曝光知名律师浦志强被起诉。两案都为中外瞩目。传知行案被控“非法经营”，但其印刷品仅限赠阅，内容都是自己的研究报告，无涉“经营”，遑论“非法经营”。浦志强被控“煽动民族仇恨”，也不能令人信服，因其“罪证”不过微博上的几十个帖子，帖子的内容都是为边疆少数民族伸张权利，有助于民族和解。只要对法治稍有尊重，都不能不承认他们是清白的。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遭构陷。而依据“大统战”口径，他们不仅属于党外知识分子，而且属于“新媒体人士”，本应是“大统战”的重点对象。
如此冰火两重天，反映了当下一个诡异的趋势：十八大以来，无论“改革”、“法治”、“反腐”怎样高唱入云，都不能遏制迫害，都不能终结“维稳”，都不能缓解与日俱增的社会紧张。今天高唱的“大统战”，仍未走出这怪圈。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
无论是过往的“改革”、“法治”、“反腐”，还是今天的“大统战”，它们的背后都贯穿一个共同的逻辑：保江山、固统治。改革是保江山固统治的改革；法治是保江山固统治的法治；反腐是保江山固统治的反腐；今天的“大统战”，同样是保江山固统治的“大统战”。迫害和维稳虽然看起来跟“改革”、“法治”、“反腐”、“大统战”冲突，但在保江山固统治的逻辑上一致，因而并不妨碍它们的并用。
保江山固统治是纲，其他都是目；保江山固统治是本，其他都是用；一切为了保江山固统治，一如习近平2013年7月12日在西柏坡宣示的：“要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答案昭然若揭：问题出在哪？就出在江山意识和统治阶级意识。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前，江山意识和统治阶级意识有其必然性。但改革开放后尤其冷战结束后，传统意识形态走到了尽头。即便是今天很多肉食者，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忠诚也早已扫地以尽。江山意识和统治阶级意识是传统意识形态的灵魂，是典型的丛林遗产，跟冷战之后风起云涌的公民社会全球化和人权全球化进程格格不入，早就该抛弃了。
其实冷战结束之初即1990年代，因应时势之变，中共高层已经有人主张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但这主张到今天也没有落实。中共今天固然已告别了革命党，告别了过去的革命理想；但并没有从革命党转型为现代意义的执政党，而是从革命党演变成了一切目的只在于掌权、只在于统治的党，我称之为统治党。
统治党与现代意义的执政党之最大分别，在其与人民主权的关系。常常有人说长期一党执政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如日本、印度都有长期一党执政。这结论似是而非。日本、印度的长期一党执政，跟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都是宪政条件下的长期一党执政，执政党仅掌握治权，仅以其专业团队和得到人民认可的社会政策从事公共治理，说到底无非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不可能占有甚至垄断产权，不可能升格为主权者。宪政条件下江山不可私有，主权不可让渡，只有人民才是唯一的主权者。
这正是宪政的关键所在，即精确区分主权与治权。宪政即限政。所限者何？最重要的限制就是主权上的限制：无论谁当权，其权力都限于治权范围，绝不可以对主权有非分之想，绝不可以僭越人民主权，否则即为叛乱，会付出最高代价。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一方面保证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保证治权始终在人民主权约束之下；一方面保证执政者在治权范围的足够权威，保证治权的合理配置与运行。对这种政治模式，林肯的概括最为精当，叫做民有、民治、民享。民有即主权意义上的民有；民治即经过人民同意而治理；民享，即治理和发展的成果全社会分享。
但非宪政条件下的中国，主权治权从无精确区分，而是长期混沌。混沌最经典的体现即为宪法序言对中共领导权的宣示。这里所谓“领导”，是一个极含混的概念，到底是主权意义上的领导，还是治权意义上的领导？宪法未予任何界定。如果是主权意义的，显然是对人民主权的否定和僭越，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公开冲突。如果是治权意义的，则与宪法功能不相干，因为宪法主要是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规定基本国策。至于治权归属本非宪法主题，另有法定的选举程序来规范。
宪法关于主权归属的混沌与矛盾，导致实际政治生活中主权归属的混沌与矛盾。如果中共作为现代意义的执政党，只拥有治权，那么它可以组阁，可以主导公共治理，但它必须对宪法和法律负责，必须对全国人大负责。但实际情况相反，不是中共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而是它决定立法；不是它对全国人大负责，而是全国人大必须向它负责，必须无条件服从它的“建议”。此种完全区别于宪政体制之党国体制，要害是对写入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的破坏：党在法之上，党在国之上，归根结底，党才是最高主权者。宪法载明的主权者即人民成了虚拟的主权者，成了无权者。
显然，这不可能是现代意义的执政，只能是统治。中共因而不可能是现代意义的执政党，只能是统治党。它并非只掌握区区治权，而是以最高主权者身份，坐拥天下，主权治权熔于一炉统而治之。始有五十年代储安平“党天下”之说。
此种党国体制，需要以战时或准战时状态为其存续理由，所以能在冷战中崛起。但冷战一旦终结，国家一旦开启正常化进程，它就必然面临还权于民的问题。这是冷战之后，党国体制——不仅是共产党的党国体制，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党国体制——在世界范围坍塌的原因。它经不起冷战之后风起云涌的公民社会全球化和人权全球化的冲击。中国也不例外，曾经被认为是合理的党国体制，也开始遭遇追问；人民的主权意识不再沉睡，对人民主权的挤压不再能够容忍。
这是2000年代初兴起的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全部起源。对此中共高层也不是全无应对。胡锦涛上任初有过“新三民主义”之说，即“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谋。”但谨小慎微的胡回避了最敏感的问题即权力来源问题。习近平填补了这空白，2010年9月1日，习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讲话时，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此前中共元老朱厚泽曾批评胡氏“新三民主义”忽略“权为民所授”；习氏“权为民所赋”，似与朱氏“权为民所授”异曲同工。但2011年中国所谓“茉莉花革命”之后，无论“权为民所赋”还是“权为民所授”都被冻结了，这无疑因为北非之变令中共谈虎色变。
但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有自己的节奏，不可能都按统治者的意图起舞。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尤其社交媒体的普及，中国的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非但没有因为当局的恐惧而中止，反而不断扩大。它不是要推翻谁打倒谁，不是彼可取而代之，而是主权者要求归位，要求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一言以蔽之，人民要求成为真正的主权者。
人民主权体现为具体的公民政治权利。近年来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及公民运动，都围绕公民权利展开，大致讲无非四端：其一是人大代表选举权，如2011年各地人大代表独立竞选；其二是公共事务参与权尤其环保参与权；其三是经济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其四是对政府之监督批评权。这其实是中国版的民权运动，不仅自然法上属于天经地义，成文法上也持之有据，因中国政府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中国自己的宪法，对此都有明确规定。
但即便如此，一场大冲突仍不可免。十八大之后，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成了维稳打击的首要目标，以致传知行研究所的郭玉闪和何正军、知名律师浦志强皆不能幸免。无论警方对郭玉闪等的起诉意见书还是检方对浦志强的起诉书，都印证传知行及浦志强行使的无非是公共事务参与权和对政府之监督批评权，但都为当局所不容。而在此之前，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国际人权公约联署发起人郭飞雄，也锒铛入狱。甚至只是公车举牌抗议性骚扰的五位女权活动人士，也遭警方围猎而一度失去自由。
这场博弈之激烈，于此可见。表面看是维稳与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博弈，实质是江山意识或统治阶级意识与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博弈。只要固守江山意识或统治阶级意识，就不可能同意主权在民，就不可能以平常心面对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有一个说辞叫做“中共不可替代”。这用到主权意义上很荒诞，主权不可让渡也不可代表，被虚置的人民主权必须归还人民，本不存在所谓替代问题。
至于治权意义上的所谓替代则是杞人忧天，因为公共治理需要专业与经验，中共固然重心都在统治不在治理，但其他社会力量因缺乏参与公共治理的机会，相比而言治理经验更不足，一段时间内中共的治权还不至遭遇致命挑战。现在遭遇的挑战不是治权意义的，而是主权意义的。这挑战其实是被动反应。过去主权或民权遭遇压制而无反应，是因为主权或民权意识一直沉睡，是缺少生命迹象的不正常状态。现在主权或民权遭遇压制有了反应，有了反弹，有了抗争，是主权或民权意识觉醒的象征，社会恢复生命活力的象征，也是社会逐步走向正常的象征。这符合转型的必然趋势，更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政党的奋斗目标都是执政。从中共的立场讲，期望长期执政的心态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今天的执政只能是现代意义的执政，现代意义的执政即是宪政条件下的执政：执政党必须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而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执政党必须对国家负责而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执政党掌握的治权必须对人民主权负责、受人民主权约束，不能主权治权熔于一炉统而治之。
这即是说，中共如果还想有未来时代的入门券，仅仅像今天这样推出“大统战”是不够的，因为“大统战”仍基于江山意识和统治阶级意识，仍“一切操之于我”，仍属于阶级斗争话语。与其“大统战”，不如回到习近平2010年提出的“权为民所赋”，不如回到1990年代中共提出的命题，向真正的执政党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