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图图大主教为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南非，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调查和反省过去的灾难，中国政府既然主张建设和谐社会，那么和谐不只是众人有饭吃有自由言论的权利——“和”是人有饭吃，“谐”大家都有自由言论的权利——而且还有知道过去灾难真相的权利，想把过去的灾难一笔抹杀，而藉此创建所谓的和谐社会，既不是负责的态度，同时所得到的和谐，也只不过鲁迅先生所谓“无声中国”的和谐罢了。所以我主张全方位研究四九年后的诸多灾难，将这些灾难的历史揭示和展现出来，是所有中国人的义务，更是许多自称研究现代当史的学者责无旁贷的份内事。
现在反右的一些事，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重视，由于官方想将这些灾难的信息湮没于天壤间，故尔打压这样真正的对个人、国家、民族都有益的研究，因之四九年后的灾难研究——我甚至认为应该有一门比“红学”、“钱学”、“莎学”等学更值得研究的“灾难学”——在我看来还没有真正的起步，更不用说涉及私人领域“日记”里的反右记录。对日记于我们生活及研究之重视，在当代的学者中，以我的眼界来看，谢泳兄是开启发端之人。他认为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年谱不如书信，书信不如日记（大意如此），所以日记应该得到相应的重视。当然，四九年后既有收缴私人日记的通知，复有像“雷锋日记”这样的造假榜样，于是用日记造假成为一种亘古未有、中外此前皆无的造假风气——鲁迅先生曾说李慈铭先生的日记是为准备给后人看的，有时你认为他脱光了，结果他还穿着肉色紧身小裤。留给后人看的日记，哪怕鲁迅及胡适的日记，都比较真实，因为是他们自己想记，而不是准备随时备官方的检查的——四九年后的日记里，似乎都脱不了些造假的习惯（但也可以辨别出真伪），尤其是“雷锋日记”出笼后，真达到一种空前的造假高度。所以我搜到不少六、七十年代的日记里，简直就不像是日记，虽然有日记之名，却无日记之实，倒像是思想汇报，等着思想检察官们来强奸的。恕我孤陋，关于日记中的反右情况，此前还未在任何公开的文章和著述里，得到真正的重视。
我曾搜到两册大学生关于反右之记载，其中一册记录较多，一册记录较少。记录较多者，尚未查得作者的更多资料，待以后看毕，做个专题研究。现先将记录较少的一册作些说明。据日记以及日记里所夹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费证”来看，可以证实记录者冯文高于1965年左右在长沙电机厂工作，六五年二月至八月这七个月内缴团费皆为五分，其余月份没有缴纳，不知何故？团费收费人的签名分别是刘森林、龙子俊、曾洋灵。冯文高在日记里记载的反右情况比较少，但1957年10月16日之记载，有些典型性。所谓典型，一是事涉交心与告密，二是事涉与反动家庭和或者家庭成员决裂，三是事涉对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的全盘破坏。可见严酷的组织之无孔不入，发威无所不在。青年人对三反、五反的意见，正好反过来说明官方的三反、五反之洗脑，年轻人尚不能全盘接受，可见三反、五反之高压。另外，关于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提法及其历史之溯源，我的忘年交王建军先生作了很好的梳理，大家可以参看他的文章《解读反社会主义分子》（http://sccdwjj.blog.sohu.com/），说明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一九五七、五八年开始已是一个普遍的提法。
兹全文照录如下（原文文意不够完整的地方，但基本都能看懂，省略号俱是原文所有），以备对反右研究垂注者查考：
我下面所写的是早十天左右的事。地点：团总支办公室。人物：我、总支书和一个共青团员（李可南）。
师院右派分子李不静即是可南之父。她讲：我父亲平日在家看报，反右派开始，发表一些言论，受到一些教授的攻击。我父亲讲，他们没有攻击到我的要害，我主要还不是他们那样说的。关于我母亲对我说过，不要把事情写（据前后文掉了“信”字——冉注）告诉哥哥，但是我还是写信去了。后来哥哥来信，母亲说我不该写信去。……关于这些事我曾找锺辑老师谈过，但锺也未讲什么。我对父亲的事还没站（疑缺“稳”字——冉注）立场，希望组织给予批评……
因为办公室往来人多，他们就出去谈去了。……
这一类似的事，我以前也不平过。如在三反、五反的时（疑少“候”字——冉注），多少青年在给三反、五反的对象的父亲的信中说：你如果不坦白，不老实，我就不认你是父亲。这一类中，有的是青年团员，也有的进步青年，在这反右派我们的共青团员也不例外。相反的在团组织内也有反社会主义分子，但必（应为“毕”——冉注）竟还少数——极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