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救市”与打压维权律师
七月里，中共的两大动作引人瞩目。
一是操纵股市。中共应对其所谓经济“新常态”，採取了诸多措施，其中之一是推动股市。股市一度还真是争气，不久前居然跃过五千点，翻了一番还多。如此涨势，引起人们对其泡沫的担忧，免不了有某种“惊弓之鸟”心态.於是，“好心做多”撞上“恶意卖空”，下跌之势比上涨之势更为猛烈。中共不甘心，执意救市，使出各种招数，甚至出动警察打击空方，“国家牛市”转眼间变为“国家救市”。中共如此衷情於维护股市泡沫，有外媒调侃，“就差立法规定股票只能上涨”，“就差派出坦克了”。不过，即使如此，股市波动还是难以避免，而且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尾盘震荡“新常态”。
二是打压维权律师。就在救市乍显成效之际，各地警察统一行动，一起下手，勇於维护当事人权利的“维权律师”被指控为通过诉讼“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团夥”，多名律师被抓捕，更多的律师被约见或传唤，威胁他们不得发声支持被捕律师，营造恐怖气氛。同时，开动宣传机器，肆意抹黑“维权律师”，而对中共专政下的司法不独立，对普遍刑讯逼供的严峻现实，以及律师见当事人难、阅卷难、质证难等诸多司法怪象，则丝毫不以为意。
这两大动作背后，是七月开始施行的新《国家安全法》。这部法律从观念到文字，都与习近平的政治风格极为相似，以罗列官话套话而独缺专业法律语汇为特色，实际上，是以泛国家安全观来包装中共传统的“全面专政”。
党国事务，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都直接纳入“国家安全”，也就难怪，股市泡沫破裂之际出现那许多奇谈怪论。股市的“护国保卫战”犹如圣战，既有所谓“国家队救市”，还号召全民投入，有意思的是，翻手加杠杆、覆手去杠杆，全在权力一念间.
市场化网络化大潮在中国激荡
诚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遇到危险或受到内外威胁，当然会涉及国家安全，却不一定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中共在其“共和国”前三十年推行计划经济，弄得普遍贫困，经济濒於崩溃，而后三十年追求经济高增长而罔顾环境生态代价，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转入“新常态”。这样几次三番弄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其实质，乃市场经济及其发展方式的矛盾与危机，须检讨中共违反经济规律之责任，若以“国安法”问罪，那就更有意思了。
中共自以为通晓马克思主义，径自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中国进行计划经济实验，严厉限制市场经济，但是，它无法完全取消市场，而且一旦经济形势紧张，还是要求助於市场。中共十四大接受市场经济，固然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形成政治压力，而其背后，实为市场开放与发展的内在趋势，促使邓小平支持市场化，迫使中共保守派接受市场化。
中国以市场化为主导，以开放为灵魂的改革开放，造成了两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中共对经济自由的束缚逐渐松动，市场活力释放出来，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与先前持续多年的低增长或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照。尤其幸运的是，几乎就在中国接受市场经济的同时，以自由、开放和多元化为天性的互联网，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同时也迅速在世界经济中蔓延、普及开来。於是，市场化与网络化，两大潮流在中国激荡。特别是后者，它基於迅速发展中的新技术，而一向以“外行”而自豪的中共对它还多有隔膜，在十多年之中监管较少，参与不多，民营网络企业抓住机会迅速成长，奠定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中共对执政危机的本能反应
市场化的经济不会主动地或自动地解决其环境生态问题，然而，在基於法治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环境生态恶化，会刺激民间力量的相应的自组织，会迫使公共机构正视矛盾和问题.偏偏在中共一党专政下，不仅缺乏这样的社会机制，而且它一直是被有意识地严密限制、压制，仅仅因为，它同时也意味着公民社会的成长.
另一方面，中共全面控制上层建筑，同时也顽固地到处伸手，尽力抓住经济生活不放。这样，它使得市场化与市场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扭曲，而基於国有体制的行政型垄断则极其顽固，权贵集团借助於市场化而生长，盘根错节。同时，这也使得中共本身对市场化极其敏感──它时刻感受得到市场化进展对其专政地位，甚至对其本身生存，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新《国家安全法》施行，有评论道出了有目共睹的现实：该法“清晰不过地再次表明党的最高领导人对於维护执政地位，空前强烈的危机感和高度警觉”。那么，可以说，如此“全面专政”，其实是中共对其执政危机的本能反应。
毛泽东当年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涌起市场化改革的潮流，以发动文革应对。习近平运气不好，他要追随毛泽东，而他面对的是，在中国本身内部涌现出市场化的滔天巨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