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以百岁高龄去世,引发人们对历任中办主任,中共“大内总管”命运沉浮的兴趣。盘点中共历届大内总管,从杨尚昆到汪东兴到曾庆红 再到令计划,有人高升,有人落魄,大多命运多舛,沉浮不定,从中透视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复杂与无情。历任中共大内总管,其命运各有什么特点?体现出中共体制的什么特色?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参加讨论三位的嘉宾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高文谦说,中办主任主掌中枢运作,位不算高但权重,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党内权争激烈的时候。这是中共高度集权的体制所决定的。中办主任是秘书的头,在中共官场,秘书的权力极大,挟首长之威,发号施令,所谓“秘书能当半个家”。毛虽批评这种“秘书专政”,但文革发动前夕,他拿下中办老主任杨尚昆,换上贴身警卫汪东兴。邓小平以军领政,让自己的秘书王瑞林在中办兼职。江、胡时代也是让自己的心腹担任中办主任,习近平上台前,就已经让栗战书执掌中办,更是破了先例。

高文谦在评点几位大内总管时说,曾庆红的权谋一流,六四后,辅佐江泽民,度过难关——稳住李鹏,扳倒杨氏兄弟和陈希同,站稳脚跟,开创了江时代。在中共高层中,曾的思想相对开明,但缺少更大的格局和历史眼光,汲汲于一党一派之私,在位十几年,没有干成一件功在史册的大事;而且为了阻止团派接班,以自己的退换取习近平接班,结果看走了眼,现在作茧自缚,置自己于危境,权谋反被权谋误。

相比之下,令计划伺候的胡锦涛是个弱主,令为人勤勉、谦恭,心机很深,喜怒不形于色,把胡锦涛伺候得服服帖帖,深得胡的信任,对他十分放手,他则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可以说,在历任中办主任中,令计划实际掌握的权力,甚至超过曾庆红,成为团派实际上的灵魂人物,有所谓“胡家天下令家党”之说。这也是他惹祸的根由。习近平为了在十九大扶植习家军上台,必须打散团派的势力,令计划在劫难逃。

高文谦表示,栗战书是习近平的心腹红人,其亲密关系与令计划和胡锦涛的关系有一比。至于栗会不会成为有作为的大内总管,并不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习近平。如果习顺应历史潮流,干出一两件功在史册的大事,栗就有了大有作为的机会,就像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给胡赵提供了舞台一样;但如果习像现在这样开历史倒车,栗则难辞其咎,结局不会好,恐怕比令计划还惨。现在令的下场,就是一面镜子。

陈破空认为,古代王朝的大内总管,统领太监、宫女,打理皇帝的起居享乐,总的而言,不太涉及政治。但当今红朝的大内总管,即中办主任,却是一个关键角色,权力很大,不仅管得很宽,包括秘书工作、机密保管、安全警卫和生活服务等,而且涉及政治,甚至涉及宫廷权斗,可以说,位高权重,举足轻重。

陈破空说,担任这个职位的历代中办主任,多半性格沉稳,作风低调,不引人注目,更有忍辱负重、察言观色,八面玲珑的超人本领,只是,对应时代背景、政治风云和主人更替,而面临不同的机遇和遭遇。中南海历任大内总管,或加冠晋爵、平步青云,如姚依林、乔石、温家宝等;或命运多舛,大起大落,如杨尚昆、汪东兴、胡启立等;或锒铛入狱、抄家灭族,如令计划等。他们的命运沉浮,集中体现了中共制度和政治运作的特征:人治,隐秘,暗箱操作,内斗不止。中办主任,始终处在高层权力斗争的交汇点,一不留神,就可能翻船倒霉。是一个诱人官职,也是一个高危职业。

程晓农表示,中共历史上卸任的10个中办主任的命运可以分为两类,取决于他们是单纯事务型官员,还是卷入高层权力斗争。前一类有6个,不但平安事,而且可以高升,包括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温家宝、王刚;后一类有4个,因为参与高层权力斗争,或是当时遭罢黜,或是事后被打击,如杨尚昆、汪东兴、曾庆红、令计划。

程晓农认为,共产党永远存在接班人危机,不是原领导人犯错后害怕秋后算账,就是新领导人的政策遭到高层内部抵制,所以高层权力斗争也就持续不断。这种接班人危机源于其制度。独裁者死后,接任者很难建立完全的新个人独裁,于是在形成集体领导的过程中经常有你死我活的高层权力斗争,原大内总管往往因为与旧主的密切关系而遭到整肃;一旦集体领导时间长了,高层各自利用权力分肥,必然腐败严重蔓延,如果新的最高领导人想要治理腐败,就会遭到强烈抵制,因而爆发高层权力斗争,这时原大内总管很难超脱,同样会被整肃。所以,中办主任这个职务一旦遇到最高领导人交接班前后发生接班人危机,就成了高危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