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四年前诺奖评选委员会把文学奖颁给一个只读到小学的中国人后,今年诺奖委员会又将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一个英语不好、没发过SCI论文、不是院士、只有本科学历、争议颇大的中国老太太。同上次莫言获奖一样,这次中国官方没有再像刘晓波、高行健、达赖喇嘛获奖时那样,指责诺奖评选意识形态色彩过浓,有政治偏向;也没有发动宣传机器贬低它,称它“不过尔尔”,而是抑制不住激动,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们的欣喜: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全国妇联等各相关部门或其首长,纷纷以机构或个人名义给她及她的单位发去贺信,祝贺她获奖,并肯定其重要意义。

这桩“喜事”有点突如其来,政府当局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虽然2011年屠呦呦获得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时,媒体已指出她是“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但政府方面并不以为然,她所在的单位对媒体的采访甚至不配合、不评论、不提供联系方式,上级机关也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更没有表示祝贺。没想到,诺贝尔奖这么快就来了。如果政府方面对拉斯克奖及屠呦呦的贡献有充分的认识,真正给予重视,在2011年至2015年之间的这四年里,有足够的时间给她评一个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颁发一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也许可以免去很多尴尬。至少,也应该让官媒正儿八经地深入报道一下她,给她正个名吧。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原因或许在于,一是在国家层面上,对青蒿素发现给人类已经带来的巨大贡献认识不足,不认为它是一项多么重大的发现;二是中国官僚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惯性,使得启动对一个人或一项成果的重新评价十分困难,民间的、国外非政府机构的评价很难触动中国官僚与科技体制,使它做出任何反应和动作(涉及政治除外);三是,作为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中国科技界对青蒿素有认识的科学家,依然看人不看成就,看与自己的关系亲疏不看对人类的贡献,很少有人像北大科学家饶毅那样,能够站出来公正地指出同行未被世人所认识的成就,为同行鼓与呼,即便他们从内心里承认用乙醚提取青蒿素的方法是屠呦呦率先提出,但他们更在意那些争议,更在意她是不是好打交道,不愿意容忍那些直率和有个性的人,有时候他们宁肯沉默——这或许有点吹毛求疵,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目下中国的科技体制、学术评价机制和院士产生机制,总体而言是官本位的,是对科学家缺乏宽容、不能容忍有个性的人存在的。在科研上稍有成绩,便会被提拔到管理岗位,有些“脑筋灵活”的人,马上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成果”——有时不一定是真正的成果,如此循环往复,于是他们后来成了“学术权威”,成了院士。然后他们把持院士进入的门槛,对那些不怎么听话,看起来不怎么顺眼,有一点个性,坚持走自己的独特之路,不愿意与他们“打成一片”的人,将其拒之门外。这样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连袁隆平这样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都很困难。屠呦呦、清华大学施一公、北京大学饶毅、上海微系统所李爱珍等人,也均是如此,在国外早就获得了承认,但就是屡次评不上中国的院士。
屠呦呦这样一个在国内有争议、可以说倍受官方和同行压制的科学家,能获得诺奖,显然是不容易的。所以,不仅中国的科技体制、学术评价体制和院士产生机制,中国科学界科学家们的心态,也都需要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