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否决之后，中共港共不是说今后要聚焦经济民生吗？然而，几个月来，却是停不了的抗争，抗争都非关经济民生议题，并且均由中港共的作为引起。
香港本来已几乎没有人注意邮筒有什么标志了，只因一个中共退休左王讲了句「去殖民地化」，邮政署近日就以现存有英国皇室徽号的旧邮筒不合宜为由，决定用铁板遮盖有关标记，引来强烈反对声音。邮政署前署长谭荣邦说，旧邮筒是香港历史的一部份，抹去历史是要抹去香港人的记忆吗？原先没有人注意到邮筒，因这个动作而唤起市民对殖民地时代的怀念与回忆。 「去殖民地化」导致反效果。
香港本来也很少人注意《大学条例》，主权移转18年，极少人对特首担任各大学校监有异议。这是殖民地时代港督的角色，而这角色一向以来是象征性的。英国的传统，象征的权力通常备而不用，比如英王对包括首相任命、大使任命等种种权力，都只是象征性行使，绝对尊重自下而上的人民的投票选择和内阁的提名。过去港督的种种权力，绝大部份也是象征性的，担任大学校监，决不会过问大学事务。其实文明社会有效运作的政商机构，也是如此。
一党权力从幕后到幕前
这次港大的副校风波，本来大多数市民也不关心，甚至根本不知道副校如何产生。然而，由校委会委任、校长做主席的物色委员会提出的人选，校委会先是拖延后是否定，拖延的理由是荒谬的「等埋首副」，否定的理由是模糊不清的「长远的最大的利益」。一个由名人、社会精英组成的校委会，否定自己委任的物色委员会的人选，竟然提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而在这之前，则先由左报发动批斗式对提名人选的攻击，继而是梁特安插李国章进校委会并传将接任主席的安排，都显示特首担任大学校监，已不同过去那样只属象征性，而变成了实权性，并且从左报发动来看，其权力的运作更是服从于幕后的一党专政权力。尤其是，现在一党已从幕后走向幕前，张晓明也明说：「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的主要途径和抓手，就是行政长官。」表明中共透过行政长官，将权力凌驾于香港三权之上。
港大校委会事件后，梁振英又委任了五名岭南大学新校董，基本上都是被指为「梁粉」、曾参与反占中或与大陆关系密切人士。
因此，尽管在条文上，特首担任各大学校监和过去的港督一样，但角色已从过去的象征性变成实质性，梁振英更用尽法定权力，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将摆明会干预院校自主，而特首背后是中共的权力。因此，现在的《大学条例》，已成为可以将香港原有大学自主的校政，蜕变成大陆的大学那样，由一党的政治权力支配的校政也。
梁振英对大学校政的赤裸裸干预，理所当然带来学生的抗争。学联联同八间大专院校学生会，计划在本学年发动学界公投，要求修改《大学条例》，废除特首必然担任校监的制度，以及增加校内人士在校董会或校委会里的比例。学联副秘书长王瀚梁说，公投议案可能会问同学想采取什么抗争模式，例如罢课、冲击或占领等，由同学思考是否用激进方式令《大学条例》得到修改。
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表示，社会不可以因为梁振英现时是特首，便要求改变港大相关制度，现在更不是要处理应由谁人出任校委会成员的时候。这种和稀泥看法很可能反映部份市民怕变求稳心态。但从港大事件由左报挑起然后多数校委察言观色的反应来看，即使换一个特首，只要他仍然使用背后由中共驾驭的实质权力，英治时代由象征权力形成的院校自主，仍然无法获得保障。
他的权力对抗我的责任
梁振英前天回应修例公投时，指八大院校属政府资助，「条例一日存在」，特首就对八大院校有一定权力及责任。
既然眼前的事实是特首借条例对院校自主作实质干预，那么捍卫院校自主的唯一做法就是使条例「不存在」。对付梁振英的强硬好斗，为公义、求自主、不愿眼看着大学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走向沉沦的大学同学们，恐怕也别无选择，只有用尽所有方式包括激进手段，力求大学条例修改。爱护港大的港大毕业生，也只有继续参与抗争。好公义、求自主的市民，也义无反顾地会奉陪到底。
梁振英宣称对院校有权力，大学生和好公义的市民自觉对院校自主有责任。我们的责任与他的权力是对抗的。香港人本不想抗争，但「一国」强要改变我们珍惜的原有制度和价值，梁振英的好斗又停不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只好「起来」抗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