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中国《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
杜润生老去世，在关于老人的报道中，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说法，慢慢开始流行起来。当然，这种说法以前就有，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而已。
对这样的说法，我一直持有异议。我认为，无论从对那段历史的认知程度，还是从杜老本人的看法来说，给杜老戴上这个桂冠，都不合适。
从历史的认知程度来说，说杜老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巨大，是实事求是的，谁也不会否认。但是，他的贡献与“农村改革之父”并没有什么逻辑层面的联系。
政治担当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民常态化的生存方式，就是一家一户的农耕经济。这种怡然自得的生产方式，从大的范围来说，一直持续到1955年。其间，1949年前后的土改，均分土地，稳定农村经济，更加强化了这种经营方式，中共也因此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到了1955年，也就是邓子恢和杜润生所主持的农村工作部被毛泽东不耐烦地喻为“小脚女人”的时候，毛一手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高潮”以后，中国农民的经营方式被彻底打破，进入了瞎折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从1955年开始，尤其是到了“大跃进”以后，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农村的经营方式，让广大农民吃不饱肚子，农民一次一次地顽强地想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方式。1956年永嘉县实行包产到户，1960年代初期，安徽等全国不少地方也开始进行这种尝试，但都被毛泽东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给一次一次地打压下去。到了1978年前后，万里在安徽，赵紫阳在四川，周惠在内蒙，又一次与农民的这种强烈愿望相遇。
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农民，其实不难，只要有担当就好。当时，安徽小岗村农民已经开始自发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一年不但让自己吃饱了肚子，而且还有余粮支援国家。现成的例子在这摆着，能不能支持？敢不敢推广？
当年，毛式的社会主义观念还在；一大二公的农村榜样大寨的旗帜还在高扬。支持土地承包责任制，推广包产到户，实际上就处于其对立面。
作为政治家的万里、赵紫阳和周惠，都选择了一种政治担当。
而从中央层面来说，杜润生主持的国家农委，对农民的这种选择怎么看？当时最大的历史现实是：一刀切的计划经济让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特别是在农村，人民公社让农民吃不上饭，甚至要饿死人。
农民的强烈愿望就是从计划经济回到小农经济，中央是给一种政策上的支持还是根据当时的宪法和政策予以阻拦，也是一种考量。杜润生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选择了支持、满足农民愿望的态度。这当然更需要一种政治层面的担当。
改革来自农民
当年在杜润生手下工作的刘堪，在杜润生90寿辰座谈会上谈到农村改革时说：“杜老在十年农村改革时期，身处中央农口的领导岗位，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叫做说服、鼓吹，做了大量推动改革的思想工作。”
刘堪解释说：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来自农民。这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吃饱肚子的动力；农民要吃饭，问题非常简单。阻力主要不是在什么目标设计、制度创新，甚至也不直接关系社会利益的调节。它和城市改革不一样，只要尊重农民的选择，肯定农民的经验就够了。而当时的阻力在意识形态，来自人们的思想。因此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服，说服上面，说服各级干部，说服各部门和各界，甚至还要说服农民，因为包产到户是一种罪行已成为历史冤案了。……杜老最擅长的工作就是说服人。”
说到底，当年的中国农村改革，不是什么顶层设计的改革，而是如同第一个“一号文件”所说的那样，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我们从历史上肯定杜润生老在这场改革中的贡献，应该；但是，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这顶桂冠带在杜老头上，则不应该。
关于这一点，与杜润生关系非常的杜导正，也持同样看法。他说：如果把杜润生称作“农村改革之父”，那怎么看邓子恢？那又如何看土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措施？
本人看法
从杜润生本人来说，据我所知，他并不认同什么“农村改革之父”这一说法。杜老说：“要说中国农村改革，那是从上到下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我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杜老还说：“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
2005年，杜老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出版时，编辑在封底做了这样的介绍：作者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编辑争取，杜老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95岁的杜老依然声明：“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我们做的不过是“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而已。
杜老晚年，念念不忘的改革设计是突破两大难题——市场关、民主关。杜老认为，突破这两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我们纪念杜老，应当推动阐发他的“市场关和民主关”的改革思路，而不是给杜老封号。如果杜老的这两关改革获得成功，再给老人家一个“农村改革之父”的封号，他自己也会含笑九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