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乐 女权主义媒体人
寇延丁现在的生活是半自给自足。
「思乐！」她大声喊我的名字，声音里满满热情。山区傍晚的黑暗中我只看见一个推着自行车的瘦小身影，「唉！」我调动起自己的情绪回道，「寇姐！」我向那个身影走去。其实如果不是她先叫我，我不一定敢认她，这个单薄得有点佝偻的身影跟刚一米六的我差不多高，并不是我记得的寇延丁——曾经的女兵、纪录片导演，近一米七的壮实身板，鹅蛋脸盘并不年轻但一看就知道爽朗健康，用她自己的话说「一口气走一百公里跟玩儿似的」。
我走近了她，看清了这是寇延丁的五官，然而双颊凹陷了，旧风衣在她身上空空鼓鼓地飘着，飘着的还有白了的鬓脚。她的声音听起来挺兴奋，这种兴奋更主要体现在招待朋友吃喝上，在她泰山脚下的老房中，她介绍我和另一位朋友品尝了自制的桑葚酱、苹果酱、葡萄酒、桑葚红梨酒、仙草冻、蓝莓干、醪糟、酸奶、饼干……这些都是为了我们来专门做的，她团团转地一会拿出一样，逼得我们连连喊停。
家里的水是自己打的井里抽的，电是自己的太阳能发的，冬天要取暖就自己烧炉子，院子是自己收拾的藤架篱笆，调味、洗碗、洗澡用的都是她自己做的酵素……这样的生活是她疯子似的公益和写作工作被强行打断以后才真正经营起来的，「我现在是半自给自足，等明年真的实现了基本自给自足，我就写一本《关起门来朝天过》，除了天气谁的脸色都不看。」寇延丁说。
那么「积极生活」的她，就在两个月前，还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身体和精神崩溃，「从来没有碎得那么彻底。」寇延丁说，那时她走路是飘着的，长时间起不来床，用锯子修整院子时会出现自残的强烈愿望……她能渐渐好起来，与强烈的生存意志，决心一点点地自赋自由有关。
寇延丁是受欢迎的公益人、「公民社会建设」活跃分子、高产的作家，她写的《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行动改变生存》和《可操作的民主》等，可以视为了解中国大陆公益生态的入门书。然而寇延丁坦诚自己不算是「知识分子」，对政治形势毫不敏感。这种不敏感与活跃、受欢迎的叠加或许导致了她人生目前为止最大的劫难。
去年香港「占领中环」前夕，她参与召集了一个位于台湾的培训，参与者为中港台三地的青年运动者，其中有太阳花和占中的相关人，培训的内容按她的话说是「寻求共识的技术」，另一种说法是「非暴力不合作」，被视为和平转型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敏感」的时间，「敏感」的人，「敏感」的内容，触及了当局的敏感神经。去年10月，她回到大陆，酷爱「毅行」的她前往五台山拉练，却在火车上被警察带走。
她这样回忆那个过程：「『寇延丁是你吗？』『是啊。』『别睡了，穿上衣服起来，跟我们走。』就这么简单，承认寇延丁是我，就被抓了」…… 「空旷安静的月台上，下车之后第一个节目是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照相。我被命令抬起头来，睁开眼睛，头向左偏，头向右偏」……「我从通往天堂的路上，直坠地狱。」
接下来是地狱般的128天，「在这里，我几乎被忧惧烧化，半生修为毁于一旦。」直到现在寇延丁都没办法跟朋友真正讲述那128天，「我不知道一旦开始（讲述），自己会变成怎样。」
公益行动，机构作为，采访交友，写作出版，个人生活，所有的社会关系和合作伙伴……翻来覆去查了个底儿掉，却无罪可入。占中结束，与她一同被抓的人陆续释放，今年2月14日，寇延丁悄无声息地被释放，正如她悄无声息被抓，没有谁要给她交代和解释，却给她留下一个「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的帽子——不，是笼子——寇延丁被送回在泰山下的小家，与世隔绝。想去济南做体能测试，不让；想去五台山拉练，不让；想去成都参加公益会议，不让；想去香港毅行，不让；就连想去北京取冬装，也不让。
于是寇延丁开始走，一直走。她把这个行动叫做「128天耐力行走」：每天走两万步以上，走128天，从被抓的10月10日走到被释放的2月14日，每天早晚两次在朋友圈里播报：我还走着，我这样走着。寇延丁的朋友开始叫她「女阿甘」，他们在阿甘的海报上P出她的信息，用作自己的微信运动封面，这样无论谁成了当天的运动量冠军，都能让自己的朋友看到女阿甘还在行走着。
寇延丁朋友们还纷纷公开邀请她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徒步。但开走两周以后，寇延丁在朋友圈无奈回绝朋友们的邀请：「上路后收到太多邀请，每一个人都让人心怀期待。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去的问题。」她同时公开了自己争取出行的过程——她申请，警察Say No。
这种「抗议」微小温和得有点可笑，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寇延丁似乎有更远更大的想法和目标，她说自己要玩，不想玩成悲剧，想玩成喜剧，不行就玩成闹剧。无论如何，寇延丁是占中系列打压中第一个尝试从沉默中站起来的，她正在走出来。
至于「配合」这种有点傻气的「抗议」，人权律师燕薪或许做了个好示范：他在看到寇延丁的朋友圈后，给她的分管派出所打了个电话，声明寇延丁的无罪身份，抗议警察的不正当限制，并要求保障她的出行自由。
